“侠骨柔肠”是大家对罗丽娟律师的评价。带着刚刚从日本回来的疲惫，她马不停蹄地又投入到工作中。在北辰律师事务所里，每次听到她的脚步声都是小跑的，她就是用这种跑步的节奏经营着她的律师事务所，也是用这种跑步的节奏把自己的收入所得投入到义务支持受害者的对日索赔上。
1月31日，刚刚从日本返回的罗丽娟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这次她作为中方律师，为2003年8月4日齐齐哈尔受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赴日诉讼。罗丽娟到日本打官司已经是家常便饭了，请命、协商、诉讼，最频繁时两个月去了四次。在一次一次的赴日诉讼中，罗丽娟从一个受省律师协会委托的律师，成为一个主动参与，积极活动，倾其所有，将帮助受害人索赔诉讼当成己任的“义工律师”。
打赢目前对日索赔唯一的一审全面胜诉案件
罗丽娟第一次接触对日索赔和讼诉的案件是在2002年。那时她是受省律师协会委托，给苏向祥律师做助手，主要是负责调查取证和日本律师团来哈接待工作。罗丽娟接触的第一个案子是“李臣对日索赔案”。
1996年，日本的一个友好民间团体到中国进行战后情况调查，他们在省社科院了解到1974年李臣等人受侵华日军遗留化武危害的情况。于是日本律师团委托中国律师对此事进行调查取证。李臣、肖经武、刘振起等人受害是在1974年。当年10月他们作为省航道局的员工在松花江佳木斯段清理航道淤泥时，一个沉在河道里的毒弹被卷进了打捞船的机器中。肖经武、李臣、刘振起三人，下船打捞清理，由于毒弹已经被碾破，毒液外漏，三个的手、脚、呼吸道都被毒液烧伤很快就起泡、溃烂，三人几经转院，最后在北京307医院得到有效救治。那次伤害给三人都造成了残疾。
与李臣等人案件一起起诉的还有两起案件。一起是周家镇村民刘广春等3人受害案。1995年8月，刘广春、齐广越、刘怀国3人在施工中发现了一枚侵华日军遗留炸弹，由于处理不当炸弹爆炸，齐广越当场被炸死，刘怀国在治疗期间死亡，刘广春幸存，但是左踝关节受重伤，腕骨和面部也不同程度受伤，落下终身残疾。
另一起是牡丹江市光华街仲江等4人受害案。1982年，牡丹江市铺设下水管道，施工到地下10米左右时，施工人员发现毒气筒。由于不知何物，施工人员将筒塞拔下，当时正在下雨，喷射出的毒液不仅伤害了在场的大部分施工人员，还随着雨水污染了土壤。“这起案件的受害者之一司明贵，现在住在江苏省，时隔20多年，他的伤还没有痊愈，腿部依旧溃烂，失去生育能力。由于没有生活来源，再加上受伤严重，他一直孤身一人，靠施舍和救济为生。去年3月，在黑龙江省第二医院进行的中国毒气弹受害者身体健康检查中，我见到了他。他20年来凄惨的生活经历，令我震惊。那次参加体检的54名受害者，生活都处于艰难境地。这坚定了我为受害同胞讨要公道的决心。”罗丽娟说。
“李臣诉讼案”从1996年提起诉讼一直到2003年9月29日才一审判决。这其间发生了齐齐哈尔的“8?4”事件，多方面原因的推动下，“李臣案”在日本获得了全胜，这是东南亚地区所有的对日索赔案中，唯一一起全面胜诉的案件，诉讼请求被全部支持，适用法律被采纳。这起案件的胜诉，被日本媒体称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起案件。
索赔路上感受日本政府冷漠、日本人民真情
真正促动罗丽娟把大部分精力都转到“对日诉讼索赔”上，是因为2003年5月“张岩索赔案”的败诉。这也是一个多起侵华日军毒气弹受害者联合诉讼，罗丽娟和日本律师团的律师都认为这起案件的事实很清晰，胜诉的可能性很大，可是却被日本法庭宣判败诉。罗丽娟说：“我越来越深入地了解侵华日军的罪行，在败诉中，我也看到了日本政府在处理遗留化武问题上的‘无诚意’。目前中国的受害者只能通过诉讼来维护权益。而对日索赔都是民间行为，如果没有专业的律师来帮助受害者，那么索赔只能是纸上谈兵。“这条路我们还必须坚持走下去，如果放弃，受害者就更没有希望。”罗丽娟的记事本上有这样一段话。
从2003年齐齐哈尔“8?4”事件以来，罗丽娟为此专程去日本13次。
此间她多次与日本政府相关负责人会面、协商，想借助“8?4”事件的影响，推动日本政府出台一个相关政策，能够给因战后遗留化学武器受到伤害的中国人以生活和医疗的保障，从此可以免除每一起案件都要诉讼的麻烦。但日本政府的态度却让人失望，一直到了诉讼时效临近，如果再不诉讼，就等于“8?4”所有受害者放弃诉权，“8?4”受害者不得不走上诉讼之路。在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后的记者见面会上，受害者代表对日媒体讲：“我们诉讼不是目的，索赔也不是目的，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使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对当年侵华日军遗留在中国的武器尽快处理，别让它们再继续对中国人的身心造成创伤。”罗丽娟说：“在日本，你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政府的冷漠和民间团体的真诚和热心。我和受害者到达日本之后的费用，都是由日本律师团出资。日本民间团体为受害者成立基金会，每次与日本官方接触或是到法院开庭，都会有声援团在门前游行支持，这一切又让我们感受到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真情。”
义无反顾为受害同胞鼓与呼
罗丽娟每次赴日工作，都有受害者代表随行。他们的赴日机票、在中国的吃住等一切费用都是由罗丽娟负担。让罗丽娟算一算为此自己垫付了多少钱，她只能摇头。罗丽娟说这笔账她从来没记过，也说不清到底是多少钱，不过六七十万元应该是打不住的。“反正我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这边赚钱，就往那边贴，目前还能维持下去。”罗丽娟的话透着率真。罗丽娟说其实自己之所以能够坚持着走这条艰难的诉讼路也是被日本律师团所感动。是日本律师最先站出来为中国的受害者鼓呼，是他们出资委托中国律师在国内调查取证，是他们出庭为中国的受害者与自己国家的政府对簿公堂。日本人都能做到这些，更何况是中国的律师。罗丽娟说，在日本曾一度出现了律师团律师向银行贷款来支付中国受害者费用的情况。这种情况下都没有一个中国的律师站出来，为自己的受害同胞做点事，那就太不应该了。
“对日诉讼索赔得到了很多人的理解和帮助。我代理国内案件，常常会出现开庭与赴日冲突的情况，很多法官在法律允许的时间内都会尽量地为我调整开庭日期，以保证赴日和开庭两不误。去年6月，我带3名受害者和证人要赴日开庭，开庭前3天签证时，其中两人才发现护照过期。省公安厅的相关部门听说此事，当晚6人加班，连夜赶制护照，省外事办第二天专程将两个护照送到沈阳日本领事馆。我们律师事务所的13位律师都不计报酬地帮助我进行调查取证工作……”罗丽娟谈起这些，心中都充满了感激。
据罗丽娟所在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统计，2006年一年，她因为要对受害者进行调查取证和赴日开庭等事务，而不得不与自己代理的其他案件当事人解除代理合同，退还代理费就近50万元。在罗丽娟看来为中国的受害者们做这些，是她作为一名中国律师的义务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