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战：死神降临

蔡桃儿之死

蔡桃儿死亡后的一张黑白照片被留在了档案里

1941年 11 月 12 日，12 岁的少女蔡桃儿，由母亲送到广德医院（今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前身），她在11日夜里，突然出现高烧恶寒。

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医生接诊。1941年，常德“奢侈”地拥有这座有近 100 张床位的西式广德医院，医院里拥有一台极为珍贵的从美国带来博士伦牌显微镜，这台显微镜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台。这也是鼠疫菌被观察到、蔡桃儿的病被诊断被记录的原因。

13号早上8 时，医生报告了死亡的消息。从发病到死亡，鼠疫留给蔡桃儿和医生的时间只有30多个小时。

蔡桃儿是第一个被确诊、第一个被解剖，并留下珍贵病理报告的患者。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伦敦国家档案馆里还能查到她的尸体解剖记录。蔡桃儿死亡后的一张黑白照片被留在了档案里，她侧躺在医院白色的床单上，没有长大的小脸上一副极度疲倦的表情。

蔡桃儿并不是常德第一个死于鼠疫的患者，只是第一个被记录的。第二个是25岁的工人徐老三，第三个是58岁的聂述生、第四个是27岁的蔡玉贞。四份尸体解剖报告被记录下来，谭学华将其记录的经过发表在其母校国立湘雅医院院刊，这是自1940年以来，日军在浙江、湖南等进行细菌战攻击后的首次学术纪录。

今天的常德城，唯一能寻到与这个女孩有关的痕迹，便是常德诗墙上一首《蔡桃儿》，写这个12岁女孩的故事：蔡桃儿住在常德关庙前街，家里开着一家蔡宏盛木炭店……

广德医院旧址

奇怪的空袭

1941年11月4日，星期二，大雾笼罩着洞庭湖畔的常德城。

6：50，空袭的警报突然响起，当毫无准备的人们拖儿带女，哭喊着往外跑时，飞机已经在常德的上空了。

这是一次奇怪的空袭！从1938年就遭受空袭的常德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空袭。一般空袭是在早上9点至下午5点之间。经历3年不间断猛烈空袭的常德，城中百姓的生活样态早已经被重新塑造：做生意的在早上7点和9点之间开门，第一声警报响起，就关门出城往乡下跑，下午5点警报解除后，再回城开门营业。

但这次，它来得太早了，人们甚至都来不及跑。

大雾天它也来！这是第二个异常之处。第三处是这次只有一架飞机！这在几年的空袭里绝无仅有。以往所有的空袭，日军飞机都是以编队进行。9架飞机为一个编队，通常是2组、3组，更甚时是7组64架同时来袭。

还有更怪异的是，这次飞机丢的不是炸弹。飞机去后，人们看到在五铺街一带的大街小巷乃屋顶上到处是谷、高粱、麦粒、破布、烂巾等东西。

鼠疫流行

一位充满好奇心的男子很有头脑，他在这些东西被清扫完之前，留了满满一簸箕，并把这些东西带到教会医院。“我们用无菌生理盐水洗涤这些谷子，用离心沉淀，取其沉渣作涂片染色，在显微镜下发现有许多杂菌，其中亦有少数两极染色较深的革兰氏阴性杆菌，类似鼠疫细菌”。谭学华留下的资料里这样写道：“日军飞机撒下的粮食里有类似鼠疫细菌的存在，而粮店取来的粮食对照， 则无此等细菌发现。”谭学华分析。

当时任常德防疫处副处长的邓一韪撰写了一篇题为《日寇在常德进行鼠疫细菌战经过》，文中说：“继蔡桃儿无辜死亡之后，关庙街、鸡鹅巷一带相继发生病例多起，往往不及医治而死。染疫人数一天天增多，平均每天在十人以上，传染极其迅速，一人有病，波及全家，疫势严重地蔓延，市民们谈鼠色变。”

在第一次鼠疫流行期间，重庆国民政府和常德地方政府都很重视，采取了多种防疫措施。

据历史档案记载：11月8日，县政府召开了防疫会议，重庆国民政府和湖南省政府都派来了防疫工作队。一时间，常德聚集了数百人的防疫医疗队伍。

11月20日，召开第二次防疫工作会议，决定成立“常德防疫处”，选择在东门外徐家祠堂设立隔离医院收治鼠疫患者。11月24日，国民政府派来由著名鼠疫专家陈文贵带领的“常德鼠疫调查队”到达常德。初步断定常德正流行鼠疫，并与日机投掷物有关。

从1941年11月4日，日机在常德城区撒播鼠疫细菌后，7天之后于11月12日出现第一名鼠疫患者蔡桃儿开始，到1942年元月止，历时2个多月，是常德城区第一次鼠疫流行期。由于采取以上防疫措施，到1942年元月，鼠疫流行基本得到了控制，防疫队伍也一度离常。

1950年2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刊载常德细菌战相关新闻

打响防疫战

12月21日，中央卫生署派遣外籍防疫专家伯力士也来到了常德。由他担任常德防疫委员会的技术顾问。伯力士主张对鼠间进行疫情调查监视，据一份《常德鼠疫及其控制方案的报告》的记录，伯力士到1942年6月30日止，共检查了1879只老鼠、3536只跳蚤。按照他的经验：当老鼠间的染疫率达到20%时，便预示着人间鼠疫即将发生。

4月 14 日，常德防疫处第三次会议上，伯力士报告：“解剖鼠只总数 228 只，阳性 110 只，染疫率 48.3%。” 从1942年3月下旬，常德城内每天都有人死去，第二次鼠疫开始流行。

在1941年的中国抗战版图上，常德是一个战略要地。它既是连接前后方湘川公路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又盛产稻米和棉花,是重要的军粮、军棉、兵源供给地。因此，日军实施常德细菌战的目的就是要彻底破坏常德这一中国重要的战略要地，并且以常德粮、棉输出为途径向西南大后方扩散鼠疫。因此，常德鼠疫第二次爆发后，在最短时间内引起决策层的高度重视。重庆政府急忙调派各路防疫队达20支，防疫人员有200余人赶赴常德，第六战区司令陈诚还派军队协助常德防疫。

经过采取最严厉的防疫措施，全城戒严，大西门外建三座焚尸炉，鼠疫死者尸体一律火化等。但随着城乡人口流动，鼠疫细菌已经幽灵般地传播到了周边缺医少药的广大乡村，其猛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常德城区。

根据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调查会从1996年至2002年组织的广泛深入调查，常德鼠疫流行主要是经由两大源头地——常德城区和石公桥。病菌像藤蔓一样向四周扩散到了7个区县市的60个乡镇共486个自然村，调查核实因感染鼠疫而死亡的人数为7643人。这也成为成为对日诉讼的铁证之一，被日本律师团、法庭所确认。

常德鼠疫第二次爆发流行从1942年3月开始，以谭学华、伯力士等为首的防疫力量，有效阻止了其进一步蔓延，疫情在进入冬季后结束。1943年春，常德鼠疫没有再次爆发流行，防疫战取得阶段性胜利。

跨国诉讼：找回公道

源起

1996年11月13日，常德市政府外侨办来了一群不速之客。时任副主任的陈玉芳接待了这个来自日本民间的“日军细菌战调查团”。日本静冈大学教授藤本治任团长，还有一漱敬一郎、鬼束忠则、西村正治3名律师。后来成为中国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团长、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的王选作为翻译随行。

“他们是专程来同常德取得联系的，因为他们已经从《井本日志》中了解常德是日军细菌战受害地。并且明确表示细菌战是违反国际公约的战争犯罪，如果常德民间受害者愿意配合，将免费代理向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向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陈玉芳回忆。接下来，经电话请示省外事办和国家外交部，并报请市委市政府，明确了积极筹建民间团体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方案。

1996年12月31日，常德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消息《我市14名辛巳劫难受害者家属委托日本律师起诉日本政府》，至此，一场历时10年、引起全世界瞩目的跨国诉讼拉开了帷幕。

证据

1996年12月,常德成立了“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办公室是常德市外事办腾出的杂物间，委员会成员绝大部分都是自己或亲属经历过细菌战的退休老人。

加入调查委员会那一年，张礼忠早已年过花甲，负责管理资料。他不会用电脑，眼神也不太好，却靠着一笔一画写“正”字，归档整理了上万份受害者调查材料。徐万智是受害者遗属，5名亲人因鼠疫丧生。1998年，怀着国恨家仇，他加入调查委员会。就这样，一批离退休老人不拿报酬、自带干粮，蹬着自行车，日复一日奔走下乡，路途最远的一天骑了100多公里。他们走村入户，找到一个人，就发动一批人，渐渐形成了“市、乡、村”三级调查网络。他们把受害者较多的地区标记为疫点，反复核查搜集。

7年间，这群老人的足迹遍布常德的七个区县（市），涉及60个乡镇486个自然村，整理收集了15600余份材料，又反复甄别比对，最终确定了7643人的死亡名册。

1997年,日本法律界正义律师200多人组成律师团，108名湖南常德、浙江细菌战受害者(遗属)代表组成原告团，正式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从1997年8月受理，到2002年8月27日一审判决，历时五年多，先后公开开庭审理28次。7643名受害者的名单，成为日本法庭上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常德鼠疫大流行示意简图

诉讼

对日诉讼中，原告团向法庭递交了数百件历史证据，其中常德的证据约占70%。这其中，还有一份证据非比寻常。

2002年7月18日，陈玉芳抱着几十斤重的资料赶到邮局。她怀里，是38万常德人声援细菌战民间对日诉讼的签名，需要8月初将声援签名寄到日本。然而，耗时数月的签名整理完成时，距截止日期仅剩十余天。

最快的邮寄方式，费用高昂；而最便宜的，却要历时40天。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是自发成立的调查组织，由于经费拮据，只能选择最便宜的。无奈之下，她借来几张大白纸，用黑笔写了一段话，贴在纸箱上:“沿途海关、邮政的同志们，这是常德数十万学子声援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的签名，务必在8月前送达日本法庭。请支持我们!”大约8天后，她接到了一通来自日本的电话，“您寄来的签名，我们收到了。”

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认定了侵华日军对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

“被告(日本政府)在本案细菌战中负有以《海牙陆战公约》第三条内容的国际惯例法规定的国家责任；”

“本细菌战一案确实给予受害者以极大和悲惨的伤害,原日本军的战斗行为属于非人道的行径是毋庸置疑的。”

“因常德流行的鼠疫而死亡的人数达到7643人以上”。

……

细菌战的事实，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承认、被记录，被全世界的媒体报道，中国的死难者也第一次被纪念。

然而，东京地方法院驳回了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的请求。

一审宣判后，不服判决结果的中国原告随后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接下来，高等法院共开庭审理10次，主要是展开法庭辩论，原告代表据理力争，铁证如山之下，日本最高法院判决书不得不认定中方诉讼团举证的侵华日军细菌战证据属实，但拒不判定日本政府需要向中国受害者道歉、赔偿。2007年5月，日本最高法院宣布，驳回中国原告团对二审结果的申诉。至此，起诉日本政府的细菌战诉讼走完了所有法律程序。

常德先后组织了六次大规模的声援团赴日

不是尾声的尾声

官司最终以败诉告终，人们并不感到意外。

但坚守仍在继续，坚守仍有意义——

在调查委员会使命终结后，2011年11月4日，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成立。受害者遗属、律师高锋担任会长, 许多老人成为骨干成员。

这些年，高锋自费前往日本10余次，自掏腰包买回整整一书柜的资料。“经常去日本的图书馆、资料室找线索，找到与常德有关的，就抄下来、拍下来 。”高锋说，”这一切，只为了在浩如烟海的历史里，将关于常德、关于中国的记忆,一点点打捞起来。”

常德一批执着的学者们，也在坚守——2001年9月18日,湖南文理学院成立了细菌战罪行研究所，重点研究侵华日军在湖南和中国各地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恶果。

多年来，研究者们、受害者遗属一直在呼吁为常德细菌战修建纪念馆、纪念碑。2015年，市文物局牵头建设了“广德医院”、“徐家大屋隔离医院”等六处细菌战遗址标示牌。70公里外,桃源县马鬃岭乡,一座小小的劫难碑,树立在群山环绕的兴街村。

桃源县马鬃岭乡的劫难碑

“细菌战诉讼及调查的意义，历时越久越显示出来。”正如“感动中国”的王选所说，人们用这种方式，牢记这段历史，让更多人知道真相，并非为了仇恨，而是要警示后人，不要再发生细菌战这种反人类的战争罪恶。

防疫中的外国专家伯力士

伯力士

1941年12月21日， 大个子高鼻梁灰白头发的伯力士抵达常德。他的身份是国民政府卫生署外籍专员、国联防疫专员。

有关伯力士的零星资料显示，伯力士是一名奥地利犹太人，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系。一战时，伯力士成为俄国战俘，后又被远征西伯利亚的日本人囚禁，受尽虐待。1920年，他流落到哈尔滨，当时中国东北正爆发鼠疫，他取代一名逃跑了的细菌学专家，成为中国鼠疫专家伍连德最得力的助手。

鼠疫在欧洲被称为黑死病，曾经祸害了欧洲近半数人口。在常德发生鼠疫时，西医刚对鼠疫有一些认识。而中国大多数人，对鼠疫的传播途径和感染方式都还不甚了解。

这是他第一次来常。此时的常德，鼠疫正在爆发。根据当时掌握的情报，伯力士认为，常德鼠疫绝不是自然方式输入的，理由是尽管浙江和福建的鼠疫正在流行，但它不可能跳过江西和湖南东部输入。

伯力士一来常德，目标就是常德的老鼠们。“直到鼠疫研究专家伯力士抵达常德时，常德地区才开始对老鼠进行检查。研究安排得非常好，他雇佣一些人每周(每人)必须捕捉3只老鼠，无论是死是活，一元钱一只老鼠或一只跳蚤！”他的助手王诗恒在撰写的毕业论文里这样记录。

经过几天艰苦的工作，12月30日，伯力士向卫生署长金宝善提交《关于常德鼠疫—致金宝善的报告》。该报告陈述了他对常德鼠疫的看法，即常德鼠疫流行是日军发动的细菌战所致。

伯力士在常初期，每天埋头于实验室解剖老鼠，实际上是在捕捉鼠疫传播的动向、死神行走的速度以及到达的范围。3月 13 日傍晚，伯力士在常德防疫处 1941 年度第二次会议上报告说，老鼠中的鼠疫传播，已经由沟鼠传到家鼠，并且疫鼠已经遍及整个常德城，也就是说，鼠疫随时随地可能暴发。

3月20 日，常德城内出现生病者，到了4 月，每天发病和死亡的人更多。这意味着，鼠疫在常第二波来袭。

伯力士提出，凡是疑似病人，一律送隔离医院检验；捕送死鼠必须用瓦罐密封，每只加发奖金到 1.5元，其它各处的死鼠要用开水烫再用火烧；学校停课，旅馆、浴室、饮食店、妓院停业一星期以观事态；征用民地以筹建鼠疫公墓。

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春天的一年多里，伯力士先后从技术层面证实常德鼠疫为日军所为、检查鼠蚤预测鼠疫流行趋势、主持常德鼠疫防疫工作以及培养鼠疫防疫和医疗人才等方面努力工作。1943年春，常德鼠疫没有再次爆发流行。

伯力士一直坚守在常，直到常德战役打响，全城疏散之前才离开。1948年，63岁的伯力士接受加利福尼亚大学胡珀医学中心的邀请，离开他为之奋斗了27年的中国。1954年，世界卫生组织出版他的专著《鼠疫》，学术界公认，他是20世纪上半期世界最杰出的鼠疫防疫专家之一。

“ 伯力士是常德鼠疫防控总指挥，负责防控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常德的鼠疫防控工作是抗战时期最有成效的，常德没有出现像国统区的其他省份鼠疫疫情反复。” 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张华近年来针对伯力士开展深入研究，他认为：“伯力士也是中国人民最该纪念的国际防疫专家。对常德而言，他救万民于水火，有大恩。”

防疫技术人员合影

45名专家学者参与出版12部学术专著 发表论文40多篇

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结硕果

7年来，45名专家学者深入开展研究，出版高水平学术专著12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其研究成果全面揭露日本731部队在华实施细菌战罪行。这是湖南文理学院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研究所成立20年结出的累累硕果。

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成立于2001年，迄今已20年，是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研究日本侵华细菌战史及罪行的研究所。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中国南方地区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落户湖南文理学院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研究所。研究团队齐心协力，开展了持续不懈的研究工作，先后承担国家级细菌战史研究项目2项、省级细菌战史研究项目5项，于2002年、2006年、2015年举办了3次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科研过程中，我们走访东三省、江浙、江南等20多个省。”《中国南方地区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项目负责人陈致远介绍，从2014年到2021年，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先后出版《日本侵华细菌战》、《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研究丛书》(（4部）、《中国南方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丛书》（7部）等系列学术专著12部，共计331万字，发表论文40多篇。这些专著全面阐述了日军在华实施的细菌战及其巨大危害，揭露了日军在中国各地设立的各大细菌部队的罪恶活动，尤其注重使用日本战时档案文书资料证实了日军细菌战史实。

这一系列成果，两次受到国家社科规划办《成果要报》的好评，《日本侵华细菌战》被评选为“百种经典抗战图书（学术类）”，《常德细菌战研究丛书》被列为中宣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重点出版物”，《中国南方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丛书》被列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

文中资料图由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提供

一审：熊婧洁

二审：张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