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的交战国中，日本是惟一在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罪恶令人发指。中国民众遭受细菌战祸害之深，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由于日军细菌战反科学、反文明、残酷无比、灭绝人性、违背国际公约，因此其行为十分诡密；战后又在美国的庇护下掩盖了罪行，使得今天的调查研究和对日索赔诉讼十分困难。1997年8月起，王选领导的由浙江义乌（崇山）、衢州、宁波、江山以及湖南常德等地中国受害者180人组成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以日本国为被告提起索赔诉讼，要求日本法院判令日本政府就日本细菌战罪行向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在日本法庭内外，王选代表中国原告与原告日本辩护律师团一道，联合、动员了国内外一批专家学者参与，赴日参加了41次开庭。其中，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确认了日本细菌战犯罪事实和国家责任，同时回避了谢罪、赔偿的请求。中国受害者不服判决，上诉至东京高等法院，2005年7月19日东京高等法院作出了基本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中国受害者继续上诉，已上诉至日本最高法院，目前诉讼仍未结束。
一
侵华日军在中国等国秘密进行细菌战，不仅大规模地投放鼠疫菌，而且还投放了霍乱、炭疽、伤寒、副伤寒、痢疾、白喉、回归热等多种病菌。其危险特征简要陈述如下：
鼠疫(又名黑死病、瘟疫），是由鼠疫杆菌所致的烈性传染病，属于国际检疫传染病之一，也是我国法定管理的甲类传染病。由于“黑死病”传染性强，病死率高，成为欧洲历史上最为恐怖的瘟疫，曾给人类造成极大的危害。本病具有自然疫源性，一般先流行于鼠类及其他啮齿动物，常借蚤类为媒介而传染于人，首先呈散发性发病，继而流行成疫。临床以急性毒血症、出血倾向、淋巴和血管系统损害为特征，视传染途径而定，受感染者通常开始出现"流感样"症状，突然出现发烧、寒颤、头痛和躯体疼痛以及呕吐和恶心等,如果不给予治疗，病死率为30-60。通常可分为腺鼠疫、肺鼠疫、败血型鼠疫等类型，其中：腺鼠疫（在被感染的鼠类或跳蚤叮咬后，在伤口附近的淋巴腺会有发炎的现象，再来可能扩散到全身的淋巴腺。如不治疗，约一周左右可能会死亡。）、肺鼠疫（吸入病患的飞沫染病，可能出现血痰，2?3日后会由于呼吸困难而死亡。）、败血型鼠疫（鼠疫杆菌经由血液感染全身，皮肤会出现血斑，最后全身长满黑斑而死亡。这也是鼠疫被称为黑死病的原因。）等类型。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目前属于国际检疫传染病之一，也是我国法定管理的甲类传染病。它可引起流行、爆发和大流行。霍乱是经口感染的肠道传染病，常经水、食物、生活接触和苍蝇等而传播。经水传播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广泛的流行或爆发多与水体被污染有关。临床特征为剧烈腹泻、呕吐、大量米泔样排泄物、水电解质紊乱和周围循环衰竭，严重休克者可并发急性肾功能衰竭。由于霍乱流行迅速，且在流行期间发病率及死亡率均高，危害极大。如抢救不及时或不得当，可于发病后数小时至十多个小时内死亡。
炭疽，是炭疽杆菌所致人和畜类都可发生的急性传染病，炭疽杆菌芽胞可以在土壤中存活多年。可分皮肤炭疽，肺炭疽和肠炭疽三型。 其中，皮肤炭疽：皮肤炭疽通常发生于面、颈、手脚及前臂等露出部位的皮肤，往往单发，开始表现为类似蚊虫叮咬的小疱，但是一到两天之后则呈疱疹状，然后渍破成溃疡，通常患处有黑色的坏死区域可形成明显凹陷的黑色干痂，周围也会出现淋巴结肿胀。病人常有发热、呕吐、头痛、关节痛及全身不适等症状。部分病例经1-2周后黑痂脱落而成溃疡，愈合成疤。一些严重病例局部呈大片坏死，伴有高热及严重的全身中毒症状。在没有接受任何治疗的皮肤炭疽患者中，死亡率高。肺炭疽主要症状与感冒类似，出现病症几天后，病人出现严重的呼吸问题和中风。肺炭疽通可以致人死亡。肠炭疽，主要是由于进食带菌肉类所致，以急性肠道感染为特征。其主要症状为恶心、厌食、呕吐和发热，重者腹痛、吐血并有严重的水样便。肠炭疽导致的死亡病例占患者25-60。
虽然炭疽可以治疗，但炭疽的高死亡率令人胆寒。
伤寒、副伤寒，《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其传染性强、病程长、易复发、并发症多、疾病负担较重；是由伤寒杆菌及副伤寒甲、乙、丙四种沙门菌所致的急性传染病。以伤寒杆菌发病率较高，副伤寒甲次之副伤寒乙多见。伤寒与副伤寒的病理变化和临床症状很相似，难以鉴别，主要靠细菌培养及血清学来区别之。病人和带菌者是传染源。含伤寒杆菌的粪便污染水源或食物，可以造成流行。细菌经口进入人体，部分未被胃酸杀死者进入小肠，在肠粘膜和肠系膜淋巴结内生长繁殖。伤寒杆菌（或副伤寒杆菌）及其毒素经淋巴管侵入血循环，引起第一次短暂的菌血症，病人出现临床症状。其后细菌被肝脾、骨髓、淋巴结内网状内皮细胞吞噬，并在其内繁殖再次侵入血循环，造成第二次较长的菌血症。此时临床中毒症状加重，大量伤寒杆菌随胆汗排至小肠，又可再进入肠淋巴组织形成肝肠循环。肠壁淋巴组织病变加重，可发生溃疡、出血及穿孔等并发症，致人死亡。伤寒还可引起中毒性心肌炎、中毒性肝炎或脱髓鞘及脑病、免疫复合性肾炎等。
细菌性痢疾，简称菌痢。菌痢是由痢疾杆菌引起的以腹泻为主要症状的肠道传染病。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腹痛、腹泻、里急后重、脓血样大便，伴有发热。中毒型急性发作时，可出现高热并出现感染性休克症状，有时出现脑水肿和呼吸衰竭，可导致死亡。 人类对本病普遍易感，容易引起该病爆发流行。
二
根据对国内外公开的大量资料进行初步调查统计表明，侵华日军在中国秘密进行细菌战，使中国二十多个省市死难百万人以上，至今仍有一批年已古稀的受害幸存者承受着无限的痛苦和屈辱，深仇大恨，罄竹难书！
浙江是侵华日军细菌作战规模巨大、受害十分严重的典型区域。当时日军将这一地区作为华中战略的一部分，并作为日军细菌作战的重点区域。为进行和加强对此区域的细菌战，1939年4月，日军在南京成立了荣字1644部队，即中支那防疫给水部，又称多摩部队，由石井四郎指挥，7月底从哈尔滨731部队本部平房出发，8月初与南京荣字1644部队派出的队员汇合，在杭州笕桥机场集结，对浙赣铁路沿线城市进行细菌攻击。根据侵华日军参谋本部参谋井本熊男的业务日记记载：9月10日，攻击目标确定有宁波、衢州，金华为候补；18日又增加了玉山、温州、台州、丽水等地。10月7日的日记述已进行六次攻击，输送细菌26次……10月4日，在衢州县城空投了谷物和鼠役跳蚤，10月27日又在宁波城区空投了谷物和鼠疫跳蚤，11月27日在金华空投了鼠疫菌液。当时中国地方军政当局明确报告了衢州、宁波和金华受日军细菌战攻击的情况，并进行了防疫工作。衢州和宁波相继爆发了鼠疫流行。衢州城乡死亡约2000人以上，并传染到数十公里以外的义乌县城，又造成数百人的死亡。
1940年对浙赣的细菌战看来还有另一个基地。据原731部队“千叶班”（工程建筑）人员的回忆，他们在杭州附近山林中建成一个基地，有人员200余人。他们化妆成中国人，多次乘卡车出发，在河流上游和井水撒布细菌，并且三次在中国的村落上空投掷细菌弹，然后再派人前往检难效果。这次行动造成了杭州附近的疫病流行。
1942年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同时把细菌攻击作为重要的战术组成部分，在战争中大规模实施。这4月，美军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空袭了日本东京等城市，并预定返航时在浙江衢州、丽水和江西玉山的机场降落。浙赣战役的目的是摧毁浙赣铁路沿线的机场，消除对日本本土的空袭威胁。浙赣战役从5月分展开，荣字1644部队立即配合进行细菌作战。6、7月间，荣字1664部队以金华为中心撒布了霍乱、伤寒等病菌，造成了大规模的疫病流行，伤亡极重。由于中国军队迅速退却，占领该地的日军自身也受到了疫病的侵袭，有万人以上感染上了以霍乱为主的疫病，1700多日军军人死亡。金华以外，据1942年度《浙江省卫生处第一科工作报告》，霍乱还迅速蔓延，鄞县、海宁、临海、黄岩、温岭、仙居、天台、温州、永嘉、瑞安、平阳、玉环、青田、丽水、龙泉等地，中国平民死伤甚多。上海也陷入霍乱的恐慌之中。
这时，日军参谋总部更决定在浙赣战役中进一步加强攻击性细菌战的份量，再派731部队组成远征队，由石井四郎亲自率领，来到浙赣地区，与荣字1664部队部分人员汇合，组成156人的细菌战队伍，随同第13军参与浙赣战役。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中将顾虑到细菌战给己方防疫造成的困难，曾表示过反对意见。对此，石井四郎强调了这是参谋总部的决定，并与泽田茂等商定，细菌战将在日军撤退之际的8月分展开，在居民逃亡地区从地面撒布细菌，以返回的居民为目标，造成疫病流行。
8月28日的井本日记记载了细菌战实施的部分计划：在广信放鼠疫跳蚤和老鼠，在广丰放鼠疫跳蚤，在玉山放鼠疫跳蚤、老鼠并在米上附着鼠疫干燥菌，在江山和常山将霍乱菌投入进水、粘于食物或注射于水果中，在衢县和丽水撒布伤寒和鼠疫跳蚤。除上述菌种外，据731部队生产部长川岛清和生产部长柄泽十三夫供认，他们还为浙赣战役备制了数十千克的炭疽菌。
这次细菌作战给浙赣沿线人民带来了空前劫难。日军于8月20日撤离江西上饶地区，8月28日撤离浙江丽水地区，8月31日撤离浙江衢州地区，上述地区都先后大规模地爆发了霍乱、鼠疫、炭疽、伤寒、副伤寒、痢疾以及疥疮等疫病。根据衢州地区衢县、江山、常山、龙游四县不完全的档案等材料统计，这个阶段染病在30万人以上，死亡约10万人左右。丽水地区就丽水一县的初步调查，疫病蔓延90个村镇，已核实死亡2252人。浙赣战役结束后，日军继续占领金华地区，荣字1644部队在金华等地派驻了支队和分队。义乌县再次爆发严重的鼠疫流行，其中崇山村一村就死亡400余人。这清楚说明了细菌战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是多么的深重。
1943年以后，浙赣地区的细菌战则由荣字1664部队独立承担。这时的荣字1664部队的细菌生产量已达到相当大的规模，据4月日本陆军省军医事课课长金原节三大佐的业务日记载，荣字1664部队月生产鼠疫跳蚤5千克，如能补充2万只鼠，月产量可达15千克。
1944年6月，日军在浙赣沿线再一次发动大规模攻势，进攻龙游、衢州；8月进犯丽水温州。在这次龙衢、丽温战役中，日军也同样实施了细菌作战。这时的荣字1644部队已具备相当的细菌作战能力，除南京本部外，还在其他城市设有12个支部，还派有分遣队。为强细菌攻击的力度，在哈尔滨的731部队还向荣字1644部队 输送细菌。根据山下升的的供词，在1994年，他三次从哈尔滨乘飞机把鼠疫、伤寒、白喉等细菌送到杭州、上海和南京。
在衢州从事防疫工作近40年、长期从事细菌战研究的邱明轩医师撰写的《菌战与隐患》一书，证实了细菌战浙江受害区至今仍潜在着隐患。
三
2004年初，王选向全国人大提出建议，希望能够成立"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调查联合会" 和"细菌战受害者保护、救助基金会"这类民间组织，以协调、整合社会各界人士，自愿从事受害调查和保护、救助受害者等工作。浙江、上海、山东、山西、江西、湖南、江苏、广东、云南、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等地大批细菌战受害幸存者及其亲属也提出过类似王选的主张。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认为，在中国的人权、民主与法治建设进程中，勿忘国耻，为中国受害者维权，解开历史死结，讨还尊严和公道，责任重于泰山！她曾与数十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在2004年两会期间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递交议案，呼吁抢救历史、全面开展细菌战受害调查，系统性地展开专业化的受害调查工作，抢救性地搜集证据，形成文字、图片、影像资料和成果，从历史的、医学的、法律的等等方面对受害事实和证据予以确认，并进行有效的保管、展出和使用。
近些年来，我国领导人和政府发言人多次就中日战争遗留问题包括民间索赔问题发表谈话，明确表示把战争赔偿与民间受害赔偿区别开来分别予以对待的原则立场 ，敦促日本方面认真对待中国人民的受害赔偿要求。江泽民同志曾于1992年说过："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对于一些遗留问题，我们历来主张应该本着实事求是、严肃对待的原则，通过相互协商使这些问题合情合理地妥善解决。这样有利于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共同发展和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见出席亚太议会论坛第12届年会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时强调，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日两国领导人要维护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的高度出发，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在涉及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历史问题上，要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凡有利于两国人民友好的事，就多做；凡不利于两国人民友好的事，就坚决不做。2005年9月3日，胡锦涛主席在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日本侵略者肆意践踏中国的大好河山，屠杀中国军民，强行掠取劳工，蹂躏和摧残妇女，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等一系列灭绝人性的惨案，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遭受了惨重破坏，使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2005年7月19日东京高等法院拒绝了180名中国原告就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细菌战受害事实要求日本政府进行道歉、赔偿的请求。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强调，细菌战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日本政府应以诚实的态度，承担起应尽的责任，认真对待受害者的合理要求，妥善处理这一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国家领导人关注和重视细菌战受害幸存等战争受害者这个最弱的社会群体真实感情的体现，都是对正在进行的艰难的受害调查和民间对日索赔活动的巨大鼓舞和支持。
纵观历史，当今日本的强大是建立在中国痛苦之上发展起来的。例如，日本曾经强令中国清朝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赔偿2.3亿两白银、割让台湾岛（包括钓鱼岛）及澎湖列岛并洞开中国腹地，仅白银赔偿的数字相当于当时（1894年）日本国家财政年度预算收入约四倍。也正因为有这么多额外侵略收入，才更加武装强大了日本，使其成为世界性强国。后来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再度从4.5亿两白银中分得一块，更助长了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敢与美国、英国及太平洋40多个国家为敌的野心和能力。那么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是战败的侵略国家，日本理应赔偿受害国战争损失。众所周知，过去中国政府是基于日本深刻反省战争罪行的基础上放弃对日本战争赔偿要求的。例如，1972年中日两国联合声明导言第四段开头明文写着："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由于有了当时日本政府表面上这么诚恳的忏悔态度，中国政府才在该声明第五条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然而，日本政府言行不一，公然欺骗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他们不但恶意篡改历史教科书，不对侵华史实深刻反省，反而有多位日本政府首相公开参拜靖国神社，其中包括祭拜东条英机、宏田弘般、土肥原贤二、坂桓征四朗、松井石根、武藤章等14个侵华日军战犯的亡灵。既然日本政府没有遵守深刻反省侵华战争罪行的诺言，在国际惯例法规中应属违约在先，那么中国政府也就不应再受中日联合声明第五条的约束，而应立即向日本政府正式提出战争赔偿正义要求。
2001年第六届华商大会要求违约在先的日本政府立即为受害的3500万中国人民赔偿3万亿元美元，这项正义之举一时惊动日本朝野。从1988年9月山东省茌平县张楼村村委会将一封加盖公章并附200多名村民签名的索赔书寄往北京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和1995年首例中国"花岗劳工"诉日本鹿岛会社索赔案开始至今，中国大陆的战争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运动方兴未艾，其中向日本法院提起的索赔诉讼案约有30起。但归纳起来，中国原告中胜诉的少数案件只是对日本的企业或个人。在中国受害者起诉日本国家责任的问题上，日本法院则是置公平和正义原则不顾，一味地维护着本国的国家"荣誉"。1997年8月11日王选为首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起诉日本政府，原告的日本辩护律师团和学者们就对日民间索赔问题，进行了深入和长期的理论研究，并为此多次举行过国际法方面的国际学术会议。应该说，原告和辨护律师向法院提出的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的法律依据是较充分的。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虽然对侵华日军所实施的细菌战行为作出认定，但遗憾的是，该法院对中国集体诉讼（原告180人）的赔偿和谢罪要求作也了驳回。事实上，被驳回并不是原告的法理依据充分与否的问题，而是日本法院和法官的立场问题。
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各国进行大规模的侵略、迫害，尤其是其实施的种种人道的残酷行为，是决不容抹杀的历史事实。作为加害国的日本，应认真地将过去的那段历史公布于众，明确承担责任，对众多的牺牲者进行谢罪、并支付赔偿金以示谢罪的诚意。日本政府只有承担了法律责任。才能使受害者雪恨，才能恢得人的名誉和尊严，进而取信于亚洲及世界各国人民。否则，日本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民主社会的一员，不能恢复名誉，不能与世界人民和平共处，日本人也不能以自己是日本人而感到自豪。但遗憾的是，日本政府一直没有端正的态度并采取上述有效措施，反而继续以卑鄙可耻的行为加以隐瞒，美化侵略战争，妄图逃避责任，并误以为这符合日本的利益，没有认识到这种卑鄙的态度招致了国际社会的遣责，使自己陷于孤立。如果继续这样出丑，将严重损害日本的利益，并且这种损害是无法估量的。对于中国而言，对日索赔行动完全可以成为一项让世人铭记历史、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爱国行动。同时，细菌战受害诉讼索赔案作为国际维权第一大案，已成为国际和平反战运动一环，对于教育中日两国人民正确认识和正确对待历史，对于防止战争和灾难、维持人类正义与和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原载《海呐集》--浙江省科普作家作品集，香港天马出版社出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