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的几年里,碰见了各种各样的中国人,和他们交往,深深感到每个人都有一段辛酸的经历,但他们都坚强地生存着。

    在我的日语学校,每个教室里都有一幅横幅,上面用日文写着:天助自救者。学校的校长是位台湾人,她是五六十年代的留学生,经历了一个人在外留学的生活。所以在学校里每间教室都挂着那幅对联。
    我到日本,学会的第一句话是:“我想打临时工,请问你们要不要招人。”那时我根本听不懂别人说的要人还是不要人。无独有偶,数年后,我又听说了另一位较早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找工作的故事。那位留学生刚到日本,谁都不认识,不得不自己找工作。他只会说“身体好”一句日语。所以他看到有招人广告的小店后,就进去,拍着胸脯说:“身体好,身体好……”别人不知道他想干什么,跟他说什么他也不知道,反正凭着说话的态度他判断别人不要他。这样过了几天,有人又教他了日文的工作怎么说。以后,他进到一家店里,拍着胸脯说:“身体好,身体好,工作,工作……”
当时正是日本的泡沫经济时期,到处都要人,所以最终他用这种办法找到了工作。
    一位台湾朋友告诉我他的亲戚的故事。五六十年代,日本留学生很少,日本人比现在更排外。那时的台湾学生很贫穷,就像现在的大陆留学生,全靠自己打工生活。那位台湾留学生没有钱,每天放了学要打十几个小时的工,睡觉的时间很少。即使这样,还是经常买不起牙膏等生活必需品,所以经常不刷牙。有一次,眼镜腿坏了,没钱去修理,就拿了支筷子绑起来凑合着用。
    还有一位台湾留学生朋友,当时在横滨中华街的亲叔叔的饭店里打工。不论是元旦还是中国的新年之夜,他都要去蒸包子。事实上,他并不缺钱,但那几天别人都休息了,只好老板和其亲属下厨房蒸包子,以便第二天赶得上外卖。
    我的朋友告诉我,他叔叔和婶婶在日本已经四五十年了,是真正的老华侨,当时都已80多岁了。对这对老华侨夫妇来说,根本没有周末节假日的概念,每天睡觉起来就去干活,到了睡觉时间才能回家。几十年如一日,就是这样生活的。他们最大的享受就是数年一次回大陆旅游。
    和我同一个语言学校低年级的同学,到日本后日本经济已经很差,很难找到工作。不少人打夜工,中午放学后,回家睡觉,到了晚上五六点钟,坐一个多小时的车赶到一家工厂,晚上七八点开始干活,一直干到第二天早晨6点钟左右,再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去学校上课。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打夜工,这样超负荷生活,脸的颜色很难看,身体也受不了。有一次,半夜他想吐,实在干不动了,向工厂请假回家。下车后,平时不到10分钟的路程,那一天走了40多分钟,每走一步都很艰难,过一段要休息一下,还想吐,最后终于到家了。难得晚上在床上睡一觉。第二天到了下午,他又撑着去打工了。在日本让任何一个人休息一天,不去打工,他都舍不得——学费要交,生活费也很高……
    我在搬家公司期间,有一位国内著名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的留学生,当时他也是东京工业大学的研究生,和我是一级的,但不是一个系的。他人很廋,不是很能干活,但很努力。虽然比我先进搬家公司,还经常有司机故意骂他,他都忍着,一直不放弃学业,毕业后,就职于日本最大的一家电脑公司,也算学有所成。
    在国内的话,他可能就没有机会和那些一起搬家的中国人交往,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太强,所以不会和搬家的人一起混。有一次,他说经过这段时间搬家的锻炼,学到的更多,对他的人生更有帮助。
     一位开公司的朋友,在日本已经10年多了。他告诉我,在日本的前5年,在外面再渴也舍不得买一罐饮料,忍到回家才喝水,5年中喝过的饮料可以数得过来。每个在日本的人,都尝过贫穷的滋味,每个人都忍受着最艰难的那一段时间,坚持着,等待自己的努力开花结果的那一天。
    在日本,也有一些中国人干着有损国格人格的事。
    在搬家公司时,有一个福建人,他自己说他是日本残留孤儿,大家都不关心别人的私事,所以也没人去证实。这个人取了个日本人的名字,叫木村。木村日语很差,总带着手机,经常在工作时电话响了,就对司机说要接电话,很多人都不喜欢他。
    木村经常介绍一些老乡到搬家公司工作,打工的老乡经常换。有一次,我和另外几个中国人和他的一位老乡X先生一起干活。
    中国人在一起工作时都会照顾新人,有人问X先生:“谁介绍你来的?”X先生:“木村。”接着我问:“你和木村是一个语言学校的吗?”X先生:“是,我和他还是老乡。但是,他介绍我来,我每干一天,要给他两千日币。”有人又问:“那你还来干?”X先生:“没有工作,没办法。”
    在场的中国人听后,都很生气,还有这种恬不知耻的人。我知道,找一个工作,很多时候是要花钱的。刚去日本的人什么都不懂,没人介绍的话,很难找到工作,有的人就靠给别人介绍工作收取介绍费,但一般都是一次性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像木村那样,别人干一天就收一天手续费,这和卖身为奴有什么区别。真是林子大了,什么人都有。几个中国人很生气,想要教训木村。过了没多久,木村也不来了。
     我上语言学校时,一位省级干部的公子叫大伟,和我一个学校。这是一个典型的花花公子,家里就他一个小孩,所以不去打工,家里给他寄钱。在九十年代初,即使是中国人的有钱阶层,可以寄到日本的钱还是有限的。
    大伟很爱面子,爱穿着打扮,爱以花花公子的形象炫耀自己。打工他不打,书又不好好念。家里寄给他的钱根本不够用,只有借。借别人的钱,也马上花光。有一段时间,每天连方便面都吃不饱。但是,不知他从哪里搞了条狗,那段时间日本的手机刚出来,很贵,他也毫不犹豫地买了一个。每天放学后,右手拿着手机,左手牵着狗,在学校附近遛狗。回家后,他经常连方便面都吃不饱。
    没过多久,借别人的钱也还不了,没人给他借钱了,每天还有人向他讨债。去日本大约一年左右,他就不去上学了,非法滞留在日本,整天和一些狐朋狗友混。在日本很多中国人团伙专门去弹子机房,对机器做一些手脚,几个人互相掩护,靠此赚钱。大伟最后就以打架和搞弹子机为生。
    和大伟失去联系了很久,我听说大伟一起混的一个朋友,也是非法滞留在日本的,在弹子房作假时被别人发现,叫来了警察,后来那个人被强制送回国。
    搬家公司的不少人都是非法滞留在日本,签证已经过期,但又不想回国。很多人自己说是学生,每天都在那里干,根本就不去学校。但大家谁也不会去打听这些,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介绍我去搬家公司的老赵,语言学校毕业后,没能考上大学,最后非法滞留在日本。老赵来日时已30多岁了,在国内他没上过大学,所以想在日本上大学。在语言学校待了两年后,像他那个年龄,没有学校能够收他了。两年的语言学校生活,辛辛苦苦打工赚的钱除了生活费和学费外所剩无几。他又不甘心空手回国,最后选择了非法滞留这条路。
    老赵有个女朋友,两人感情不错,当时她在日本的一家从事中国贸易的公司工作。老赵非法滞留后,就和她女朋友同居了。这样对非法滞留的人来说,住的地方就安全,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老赵女朋友的公司要求她回国工作,正好她的工作,主要是翻译,需要有人来顶替,这样她就介绍老赵去应聘这个工作。由于有人介绍,没费多大事情,就谈成了。老赵连签证都没有,每天西装革履,像日本的工薪阶层一样昂首挺胸上班去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生活是一个梦想,老赵连身份都没有居然办到了。但翻译的工作工资不高,所以周末他又去搬家,活得还不错。
    这样的日子过了没多久,老赵的女朋友就回国了,回国前,她已经怀孕了。但老赵没有签证,抓住的话要强制遣送回国,没办法在日本办理结婚手续,按大部分生活在国外的人的观点,老赵也没有回国的资本。
    老赵的女朋友回国后没多久,肚子就大了。女的由于工作关系,当时又没办法来日本,只有找关系结婚。两个人连办理结婚证的双人照还没有,没办法,只有用单人照在熟人开的洗像馆里洗成双人照。去办结婚证时,不知道她怎么办的,最后算是登记结婚了。
    结婚证办了没多久,孩子就生下来了,老赵没办法回国看小孩,但作为父亲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打工赚的钱,全给母女寄去了。对国内的亲友,老赵还是说他的工作太忙,没办法回国。老赵也想存点钱,早点回家和母女团聚。搬家公司的工作比大部分日本公司的工资都要高。当然也比他翻译工作的工资高。他就辞了翻译的工作,每天住在搬家公司,专心去打工。
    老赵很爱面子,他告诉搬家公司的其他人他是日本某大学的研究生。日本人并不全相信他说的,别人都知道他和我是同学,就来问我,经常我不知道怎样给别人说,我需要怎样替他圆谎。
    搬家公司经常都有一个常驻的中国人在那打工,走了一个又来一个,老赵前的那个常驻的中国人,在搬家公司干了好几年,每天不去学校,大家都怀疑他非法滞留时,他告诉所有的日本司机,他要去美国读书了。这也是一个大谎言。
    中国人爱面子,很多人在外即使受苦受难,回国时也是大包小包,让别人感觉外面就是天堂,每个出了国的人都可衣锦还乡。实际上,对大部分出国者来说,他们都过着比当地平均水平低得多的生活。
    在日本,我听说过好几对夫妻,有的是丈夫送妻子去做三陪小姐,或者是妻子要求去做三陪小姐的事。其中对一对夫妻的事印象非常深。
    这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主人公阿立在国内大学读的是日语专业,从小就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上大学后,在班上虽然年龄也很小,却是系里出了名的好学生,经常受表扬。当然,这也养成了他高傲的性格,很难和别人相处;更可悲的是,别人不能说他,谁说他他和谁吵架。带着妻儿到日本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日本,哪有打工的不能被别人说的?就是日本首相也经常被别人责骂,何况阿立就是一个拿薪水的工薪阶层。每当老板说他时,阿立就和老板吵架,这样不可能不被开除。好在阿立的日语很好,不难找到工作。但这样换了几个工作后,他已不想出外打工了,熟悉的人也没办法给他介绍工作了。
    国内有一家公司请阿立,但他又不满意,觉得这样回国没有面子。这样高不成低不就,他又不去打工,养家糊口的任务就落在了他的老婆身上。他老婆不得不出外打工,养活阿立和孩子。女人的收入很低,根本没办法养活3个人。最后,没有办法,她投入别人的怀抱,用这样赚来的钱养家糊口。
    这件事可能可悲一点。我们生活在社会上,肯定会有人指出我们的缺点,这样我们才能做得更好,社会才能进步。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也没有理由埋怨别人。不管怎么说,阿立的事是一个悲剧。
    在这种大环境下,人和人的交往也少不了金钱的润滑,很少有白帮忙的,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价格。即使是兄弟朋友,彼此之间的经济帐算得也很清。有一对同居的中国恋人,女的生病了,让男人给她买药,过了大约一周,男的向女的要买药的钱。这是当事人的女方亲口告诉我的。后来这两个人也分手了。
    我曾给一位朋友介绍了一个工作,当那位朋友开始工作时,拿着两万元日币要给我。我对他说:“大家的钱都来之不易,我拿了你的钱富不了,我也觉得于心不安。”最后,我没要他的钱。帮人不收钱在国内或许是应该的,但在日本,更多的留学生或许会选择收下那两万元日币,这是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
    我的一个同学,他的一个朋友给他一台旧的打字机,当时已经算淘汰的东西了。一天,他对我说:“我有一台打字机,5000日币卖给你,你要不要?”我说:“不要。”他又说:“便宜点要不要?”我说:“我没用,不要。”最后,我拒绝了这笔买卖。这种人实在太多了,不用的东西,甚至自己也没花钱的东西,也很少能免费给别人,全部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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