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的解决了，就开始找工作。这对刚来日本的人是最困难的，日本人不轻易相信别人，找工作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朋友介绍。
    由于语言不通，王丽也在帮我找工作，但王兵也没工作，同时找两份工作还是困难的。没过几天，王兵的工作找到了。
    下课后，我自己看到贴有招人广告的小店，就进去问一问。在我从王丽妹妹的朋友那里搬出去的时候，王丽教我了一句找工作的日语，就是“我想打临时工，请问你们要不要人”，这是我所学的第一句实用日语。
    每天在外面找工作，在书摊上找一些招工启事，记住上面的电话号码，然后打电话给他们，用结结巴巴的日语说出那句话后，对方的回答我根本听不懂，只能凭着语气知道人家不要。
    自己找了两个星期，没有找到。王丽也帮我在住的周围一带找工作。她下班时经常在附近教我的保人学中文，有两次她教完保人后帮我找工作，可均未找到。
    我知道王丽很忙，但我连话都不会说，只有靠她，每星期都给她打一次电话，问一问找工的情况。最后，在我抵日大约一个多月时，她在电话里对我说：“我会尽力帮助你的，你自己也去找找。”听了这句话，我明白她已无能为力，没有任何人可指望，一切都要靠自己了。
    
    一个多月还没工作，学校的老师知道后也急了。我在学校里给人的印象不错，另外老师也明白，对中国留学生来说，如果没办法打工赚到钱，无法交学费，就没办法上学。如果大多数学生不能上学，在日本非法打工的话，下一次学校去日本入国管理局申请招收学生时，准许的概率也会低。这样的话，学校就很难维持下去。学校也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所以有些老师也帮我找工作，去问其他年级的同学，是否知道哪些地方招工。
    又过了一两个星期，老师告诉我，毕业班一位韩国学生打工的茶馆里要招人。老师带我去问了那个韩国人，请求他帮我找工作，那位韩国学生答应帮我去问问。
    第二天，老师让我放学后和那个韩国人去面试。路上，韩国学生告诉我，面试时可能会问我三个问题：名字、 年龄和住址。问我年龄，是因为日本法律禁止未成年人工作；另外，日本公司会给员工从公司到办公地点的车票钱，问住址是为了计算交通费。
    面试的是一位日本老太太，她自我介绍叫大林。大林太太果真问了那三个问题。她了解到我是中国人后没有说什么，工资什么的都没谈，只是让我做着看看。
    当天就开始工作，我什么都不懂，但店里有几位台湾人，对我很好，不会的他们都教我。由于几位台湾老兄帮忙，干活也舍得出力，当天就应付过去了。晚上干完活，大林太太请留下的人去吃饭。吃饭时，大林太太告诉我，那几位台湾临时工快要走了，让我尽可能来上班，少休息。她说话我听不懂，全靠在场一位台湾人翻译。大林太太所求正是我求之不得的，自然是满口答应。
    接着一两天，我了解了店里的一些情况。这个店属于一个小的连锁公司，公司社长是五六十年代来日的台湾留学生，原来姓刘，和我的日语学校校长是朋友。社长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和一个日本女人结婚，改姓村上，留在日本，从卖杂货开始，逐渐做成了在台湾和日本有数间小店铺的连锁公司。我们店里主要卖冰淇淋，同时兼营咖啡馆，平时做点三明治等东西。在这里打工，开始了我在日本自食其力的生活。

    找到工作后，元旦马上就到了，所以很忙。每天下课后马上就去上班，快点赚钱还给王丽。我已将学费还给王丽，但这笔钱被王丽截留，并未还给当时代我交学费的保人。王丽将这笔钱作为手续费的一部分收下了。
    工作数天后，大林太太还没告诉我工资等事情，我实在忍不住，问一个台湾人该怎么办。那个台湾人建议直接去问大林太太。
    我硬着头皮去了。大林太太了解我的目的后，想了半天，又给台湾的村上社长打电话。最后告诉我，我一小时的工资是900日币，车费也报销一部分。
    我听了后高兴得差点没跳起来。因为一起干的台湾人日语流利，也是一小时900日币，班上大多数同学打工都拿不到这个数。工作时间也是恰到好处，放完学刚好来打工，干到晚上9点钟。天天干的话，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将来日的手续费等诸费用还清。我心里明白，这几天我干得较努力，大林太太很满意，所以答应雇用并给这么好的收入。
    一位台湾人告诉我，这个冰淇淋店以前雇用过一位中国留学生，后来那个人不知为什么和村上社长大吵一架，此后店里就不雇中国人了。那个韩国人原来是介绍自己班里的一位台湾女孩去工作的，但女孩突然不去了，所以我的老师请求他时，他误以为我是台湾人，也告诉大林太太我是台湾人。面试时，大林太太发现我不是台湾人，而是大陆人，所以就没有马上决定是否雇用和工资等情况。这表明是一种特殊情况，日本人雇用员工时马上会谈具体工资和待遇问题。好在我也沉得住气等了几天，不然一到那里就问工资等问题，怕是人家就不要我了。我是那个店里当时唯一的中国人。
    刚到日本，很多事不懂，语言不通，日本人的习惯也不明白，工作中难免犯错误。接下来不久就发生了一些事。
    
    元旦后没几天，生意开始不好了。大林太太经常拿着大家的出勤表看，想尽量减少每个人的工作时间。原来我每天有半个小时休息时间，这部分时间算工资，元旦后全部人员的这部分休息时间已不算工资了。
    一天放学后，我去打工。到店里后，看到大家好像都不高兴。
    大林太太拿着考勤表在看。店里没几个客人，泡茶的地方只有一位日本临时工川上太太。川上太太年纪较大，她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还有两个女儿在读书，她先生是位律师。她经常会拿些吃的来，大家都喜欢她，她对外国人也很热情。
    日本员工工作时很自觉，没有事情干会找事情干。没有客人，泡茶的地方无事可干，所以川上太太在洗冰块。厨房下水道设计得不好，水有时会倒流进冻冰的冰箱，经常有些咖啡渣子流进去。所以，冰块经常需要清洗。
    看见川上太太拿着个大盆，很重，我就帮她拿，同时也帮她洗冰。在日本，没有谁的工作之分，看见谁忙就要去帮。冰很快洗完了，我去厨房里干活。
    过了会儿，大林太太来看冰，说不干净，到厨房对着我就骂。我日语不好，听不懂大林太太骂什么，只知道问题严重。大林太太将可以骂人的话全用上了，我不会解释，一句话说不出来。当时在场的人没人说话，大林太太就这样一直骂了两个多小时。
    我心里觉得委屈，我是帮川上太太干活，为什么就我挨骂？大林太太明明看见我是帮川上太太干活，但日本人之间是和和气气，骂日本人会引起在场的人反感，所以骂一个听不懂话的外国人既可以不得罪人，又可以杀鸡给猴看。就这样替别人狠狠挨了一顿骂，但更让人伤心的还在后面。当天过得很慢，川上太太下班时大林太太已看不到了。
    川上太太拿着一块棒棒糖过来，悄悄对我说：“李，这个给你，我要回家了，你今天辛苦了。”日本员工下班前要告诉其他人，同时鼓励其他员工努力工作。接着，她笑着对我说：“今天是你没将冰洗干净。不要忘了今天没将冰块洗干净的事，以后努力干。”
    我听后觉得很恶心，世界上还有这种不知羞耻的人，平时她的热心、善良都不知哪去了，事情过去后还要推卸责任。在日本待的时间长了，我明白这就是一些日本人通常的表现，他们胆小、怕事，永远会为自己的利益出卖别人、牺牲别人。
    川上太太是一个典型的日本人，平时见到你很友好，很关心你，但到关键时，她毫不犹豫地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你。这件事后，或许川上太太本身有一点内疚，对我很好。但两年后，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又被她出卖一次。
    不久，放寒假了，店里早晨没人，大林太太就让我从早班干到晚上。但刚开始上早班，就又替别人背了一次黑锅，这次比上次还严重。
    
    那天是个星期天，外面下着小雪。11点开店，10点钟到了后，我就帮着别人准备开店的事情，厨房里只有台湾人赵先生在做冰淇淋。
    由于日本人工费很贵，所以村上老板经常安排台湾的员工到日本来工作，既当培训又可节省聘请日本员工的工资。所以经常有台湾来的村上公司员工在我们店里帮忙，但这些人都是以旅游签证来的，只有3个月时间，3个月完后再换其他人。
    赵先生是台湾村上公司的员工，刚从台湾到日本来帮忙，我刚来时的很多台湾学生临时工已经回国了。当天，还安排了另外一个日本员工上早班，但那一天他迟到了，开门后还未到。
    刚开始营业，大林太太就到了，看见厨房有些准备工作没做很生气，接下来我又是被一顿臭骂。赵先生和我不太熟悉早班工作，所以两个人都未做相关的准备。
    骂我时我还是什么都听不懂。大林太太离我稍远一点的时候，外面工作的一个台湾女孩就对我说：“李，你知不知道他骂你什么？”我说：“不知道。”那女孩对我说：“她再骂你，你就用中国话骂她。”可以看得出，作为旁观者她也很生气。
    骂了一会儿，当天上早班的日本人来了，他看到大林太太正在发火，就不声不响进了厨房。大林太太看见他，对我说：“你今天12点回家去，其余的工作不用你干了。”那天本来我要干到晚上9点，但天气不好，客人不多，大林太太要赶我回去。我知道自己又成了别人的替罪羊。
    那天外面下着小雪，一个人在街上走了一天，不知道该去哪儿，也不知道哪儿可去。两次无故挨骂，觉得很委屈，也很无奈。       两年后，有一天我和川上太太聊天，她对我说：“李，当时你真了不起，是一个男子汉，要是当时我是你的话，我肯定会和大林太太大吵的。”我告诉她：“当时不明白大林太太在骂什么，现在我也不明白她骂了什么。”川上太太说：“不明白最好。”
    当时不太清楚她为什么会说我是男子汉，现在想想大概是大和民族以和为贵，为和而必须要忍，特别是弱者面对强者时。忍是在日本社会生存的一个重要手段，工作后，我对这一点有更深的体会。
    这以后，我的日子非常不好过。工作时间被减到很少，排班的时间也不好，有时一天在路上跑的时间都比上班时间长。
    我想另外再找工作，也托在店里工作的台湾人帮我找，但不景气已经来临，对新来日本的人来说，实在不好找工，最后还是没找到。
    接下来几个月里，我的工资只够学费和房租，伙食费都没有着落，生活可以说是节省到了极限。
    住得远，又没有冰箱，没办法存东西，只能当天买当天做。每天早晨一块面包加一杯饮料，中午上班前，在学校吃饭，买一杯方便面再加一个面包；经常去的便利商店有时会将早晨煮的没卖出去的鸡蛋给我一个。晚上那顿自己做，回家的路上买点最便宜的面条和青菜。每天吃完晚饭已快半夜。
    就是这种生活也经常维持不下去，常常到了吃饭时间又没钱，只好向别人借一顿饭钱。凑和一天，再向关系较好的中国人借上几千日币，再将借别人的小钱还给别人，大半个星期就过去了。这样借了别人多少钱较好记，发了工资马上还，又没剩下多少钱。
    有几次，中午实在没钱，也没人可借，但银行里还有一点钱，也只有硬币而无纸币。可以取硬币的提款机很少，跑好几家银行，提出那点硬币凑出一顿饭钱。
    一个人生活，很多事不明白。水电煤气的账单直接邮寄给住户。收到后看不懂，就拿到学校问同学。第一次将电的账单拿到学校后，一个同学看后对我说：“你的用电量很少，电力公司不值得收你的钱，可以不用交电费。”
    现在想想当时很天真，日本的水电煤气不管用不用，每个月都要交一笔基本使用费，说是设备安装维护费。而国内刚去的很多人原来都是生活在单位的圈子里，水电煤气交使用量的费用，都不明白还需要交设备费。听了那位同学的话，几个月没交水电煤气费，当时也无钱可交。两个月后，电力公司来了一封信，告诉我再不交费就要停我的电。
    每次我去交费，使用量都很少，水电煤气都只交基本费，我觉得划不来。很快，我将煤气停了改用电，这样就可以不交煤气费。买了一个电炉，才花了两个月的煤气基本费用。
    这期间，大林太太每天上班也觉得吃不消，她也知道大家都不喜欢她。每天早晨需要一个固定的人来做冰淇淋，需要有人来管理这个店，台湾的赵先生回去前请了一个日本年轻人做店长。平时大林太太不在，有时来转转。随着夏天的临近，冰淇淋店的生意会逐渐好转，所以我的情况也会有所改善。
    新店长来了不久，新学期开始了，我也需要再申请延长签证。日语学校学生的签证每半年延长一次，每次视学生的学习出勤情况延长3个月或半年。
    申请签证时，需要学校开成绩证明、出勤率等材料。交下一学期学费后，学校才给出具这些材料，之后才能去日本入国管理局办理手续。
    当时我没有一点余钱。打工后只是第一个月有点钱，拿到工资留下基本生活费，其余的全部给了王丽。这时再交学费实在没钱，没办法只有打电话向王丽借钱。王丽答应再向我的担保人借钱，但只能借一半学费，另一半还得自己找。从国内来时带的美金还剩三四百块钱，全兑成日币还缺十来万。最后只能提前支取工资了，当月可支取的工资有近十万日币。
    我向店长说明情况，店长不能决定，打电话和大林太太商量。商量的结果，大林太太同意提前付给我20多天的工资。过一两天，大林太太将钱给我送过来。
    拿钱那天，店长给我一个借条，让我签字。我看到借条是这样写的——借条：借款人李雷借10万元日币，李雷同意这10万元日币在工资中扣除。另外，李雷同意从下个月开始，每月发工资时将一部分工资作为下次学费存于大林太太处。
    看了后心里不是滋味，如果将工资让大林太太存起来，就没办法还担保人的钱。夏天要到了，冰淇淋的生意也快好起来，大林太太每天只安排我工作几个小时，根本没办法活下去。我已开始另找工作，将来辞职，大林太太拿着我一笔钱，还是挺麻烦……
    但当时没办法，无路可走，只有签字盖章借钱。
    我没带章，最后就用签字加按手印来代替，一式两份，大林太太和我各拿一份。按完手印，我想起了杨白劳。没想到我会有这一天，按手印向别人借钱。
    拿到钱，离签证到期只有两三天了，好在已和学校说过，所以他们早就帮我准备好了资料。交钱后，拿到学校的证明材料，当天就去了入国管理局。

    在等待签证延长申请时，第一次目睹了日本的官僚作风。在日本的大部分亚洲学生都是靠自己打工赚钱生活和交学费的，处理留学生签证申请时，官员会问：“你在日本的生活费和学费是谁负担的？”留学生回答：“我的担保人给我负担的。”官员再问：“你的担保人是怎样给你钱的？是不是通过银行汇的？”留学生就会说：“不是，每个月我的担保人给我现金。”最后，官员会说：“下一次，请让你的担保人通过银行给你汇钱，这样我们就能确认担保人是否每个月给你足够的生活费。”留学生：“我知道了。”这样，就算完了。
    实际上，这些官员并不相信有那么多好心的日本人会给留学生负担学费和生活费，更不要说实际上还有日本人借当担保人而赚钱。我在日本期间，没有碰到一个日本保人每个月给他所担保的留学生生活费和学费，除非那个留学生与保人有特别的关系。
    轮到我时，我也像别的留学生那样胡说一遍，好像人人的说法都一样，日本人喜欢大家都一样，没费多大事就将签证拿到了。

    新店长工作经常丢三落四，做三明治有时会忘放火腿，没有火腿就不能称之为三明治。他和大林太太时有冲突，但他从不占店里一点便宜，真是爱店如家；对临时工要求也很严，不允许吃店里的面包等东西。
    又发生一件事，使我对日本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那天店长休息。晚上，做蛋糕的奶油不多了，奶油做出来好几天，也该扔掉了。按工作要求，应将奶油扔掉，将盆洗干净。我觉得扔掉很可惜，就用面包加奶油做成蛋糕；工作完后，和大家一起吃了。
    第二天刚上班，店长就严肃地对我说：“李，你昨天干什么了？”我觉得很奇怪，店长说：“你昨天是不是做蛋糕和大家一起吃了？”他知道得这么快，我就承认了。店长说：“我不在时，所有的事情都有人向我汇报。无论我在不在，你都应该表现一样，这种表里不一的作法很不好……”过后，我问了前一天晚上和我一起上晚班的一个日本女孩，她承认是她告诉店长的。那天晚上，她丝毫不比别人少吃；可吃完后，第二天就出卖别人。
    店里有一个半公开的秘密，这些日本小女孩工作完后会偷偷带一些冰淇淋回家。我们上晚班的人都知道，这些事情她不去报告店长，偏要说我的事。后来我知道，日本人常常这样不相信外国人，利用他们再出卖他们。
    
    语言学校没有重要的考试，只要上学就行了，学习很轻松。工作不好找，很多男同学去工厂打夜工，整夜睡不成觉，上课时不少人睡觉。有的女生做三陪小姐，几乎每个班都有这样的人，大家都知道，她们好像也不忌讳，反而自豪地认为她们日语学得快，口语好。甚至还有先来日本的姐姐介绍后来的妹妹去做三陪。生活所迫，个人有个人的办法，大家都能理解。再说自己的事还顾不过来，别人的事情更无力去管。
    学生越读人越少，每次新学期开学，就有几个人不知什么原因不来了。很多人稍学一点日语，能够应付打工，就不来上学了。签证也不要了，留在日本非法打工，赚够一笔钱就回国。
    我们班刚来时有十几个人，第二学期开学后有三四个人不来了，其中一个女的是国内大学的讲师。第一学期的最后，她就向班里的同学道别，说她要回国了。但大部分同学都不相信她真会回国，中国人一般都是举债出国的，所以很难轻轻松松地说回国就回国。但这时大家似乎有一种默契，不问彼此之间的隐私。
    到日本后，才感觉到日本不是天堂，更不是遍地黄金，每一块日币都是用汗水换来的，在这里生存更艰难。
    
    留学生生活艰难，日本人也好不了多少。神户一家洗衣店的老板有时会将客人忘的或不要的衣服洗干净送到学校，让大家自己去挑。我见过几位年轻的女老师也从那些旧衣服中为自己或家人挑选合适的衣物。语言学校老师的工资很低，有些学生单位时间的工资比老师还高，但日本人有吃有喝有工作就觉得满足了，也没有太大奢望和要求。对这一点我有些不太理解。
    上课时，老师不时告诉我们一些日本的怪事。数十年前，东京扩展时，很多郊区的农民一夜之间因出卖土地而暴富。这些人为了改变无知的形象，装模作样也要摆点斯文，要读点书。他们以为买书如买菜论斤论个买，还可以外卖，就打电话到书店，让书店的人送几斤书来。
    学校里打扫卫生的老太太，不管打扫哪间教室，总将吸尘器的电源插在楼道里一个固定的插座里。教室里有很多插座可用，但她从不用别的，只用那一个，线拖得老长，大家觉得很奇怪。有一个台湾的临时工打扫教室时，用了其他插座，老太太惊慌地告诫说：“那样做很危险，我每次都用固定的插座。”日本人认真仔细，可能是当别人教这个老太太打扫卫生时用了那个插座，所以她就牢牢记住了那个插座，以后每次都用那个插座。有些日本人的脑子很不开化，你教她，她还不信你，实在没办法。
    中国人经常说自己是“窝里斗”的民族，所以总羡慕日本人的团结合作精神。在日本待过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日本人的“窝里斗”比我们更加激烈、更不择手段。但日本人胆小怕事，即使相互间斗得要死，工作上也是丝毫不会马虎，更不会互相拆台。这就掩盖了日本人的“窝里斗”，使我们觉得他们好像很团结。
    
    大林太太和店里所有人都合不来，日本人都怕她，不喜欢她，背后说她坏话。新店长年轻，也不喜欢大林太太，他身为店长经常违背大林太太的旨意，这样他们之间的矛盾很大。
    新店长上任三个来月后连着几天没上班，店里很乱，什么都没人管。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另外几个年轻的日本人也没来上班，我觉得奇怪。但我不懂日语，不明白日本人背后议论说了些什么。这种混乱状态又过了几天，大林太太有一天告诉我们说店长辞职了，我也就信以为真，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其他几个日本人也不来上班了。接着大家就传说店长是被大林太太开除的，另外几个年轻的日本人早就不满大林太太，和年轻店长的关系又不错，同时辞职了。
    消息明朗后，台湾的一个小女孩突然打电话给大林太太，告诉大林太太她也辞职了。店里的年轻人几乎全辞职了，这使得大林太太很孤立，大家都知道是她的苛刻逼走了很多人。
    一个晚上，我一个人正在厨房洗碗，大林太太跑进来，对我说：“李，我现在不相信日本人，也不会依靠日本人，我只靠你们外国人。”我不相信她，也不知道怎么应付她，就随便吱唔了一声。
    她又对我说：“你去告诉大家，我待那个台湾姑娘很好，她不是我逼走的，是她自己要辞职的。”原来是这样，她逼得别人没办法待下去，最后还要让别人感谢她，语言已经很难描述这样的日本人。
    一个星期内，年轻的日本人临时工只剩下一位，她从高中毕业就开始在冰淇淋店工作，已干了四五年。另外，就剩下川上太太和其他两三个老太太，再加上我和其他两个中国人小王和小郑。缺少人手，早晨没人做冰淇淋了——冰淇淋店没人做冰淇淋了。
    
    店长辞职后一天，我在学校上课。休息时，老师给我一张纸条，是大林太太让我尽快回她电话。大林太太接到电话后，声音沙哑地对我说：“李，放学后马上来上班，拜托你了。”我猜可能是没人做冰淇淋了，需要我赶快去做。
    到了店里，感到有点太惨了。喝茶的地方没客人，平时冰柜里放满了各种各样冰淇淋，可那天全是前一天剩下的，仅有数桶，每桶还不到一半。店里只有三位老太太。
    大林太太见到我，说：“没有人替，我们没办法休息，大家还没吃饭，厨房很多事情没人干，你来了我们可以轮流休息了。现在冰淇淋没了，你赶快做冰淇淋。”我什么也不用说，打开机器开始做冰淇淋；干了一下午才将冰淇淋做好，做好后已经快下班了。这样显然不是办法，每天早晨必须要有固定的人来做冰淇淋。
    这天以后，一个叫松本的中年人每天早晨到冰淇淋店里做冰淇淋。松本先生原来就是这家店的店长，冰淇淋做了十来年，他是台湾老板公司里仅有的一位日本的正式员工。日本泡沫经济时期，台湾社长开展了很多业务，买卖瓷器、茶叶等，这些业务都需要有人经常出国出差。所以让松本先生去帮忙搞贸易，松本先生就不到这个店来了。泡沫经济崩溃，台湾社长搞的贸易赚钱不多，松本先生也不忙，但他和大林太太不合，加上年龄大了，也不想做冰淇淋了。但当时那种情况，他不做早晨就没人做冰淇淋，所以不得不做。这样，每天松本先生早晨来做冰淇淋，正好我上班前，他将冰淇淋做好。他去公司上班，我来冰淇淋店上班。松本先生经常去台湾，会讲一点中文，我们俩相处得不错。他刚去的时候，还送给我一件很好的夹克。
    
    店里人手仍是不够，松本向台湾老板说，请老板的夫人村上太太帮忙。据说，村上太太是一个只会制造麻烦的人，她去过好几个店帮忙，但都是越帮越忙，大家最后都无法忍受。松本先生和老板谈到请村上太太来帮忙时，老板都不相信还有人会请他太太帮忙，惊讶地问松本先生：“你是说让我太太去你们那儿帮忙吗？”松本先生说了两遍之后，社长才相信，高高兴兴地告诉他太太。村上太太非常高兴地来了。
    她来后大家认识到让她来是一个天大的错误。村上太太是一个胆小无能、对别人吹毛求疵的人。她只会洗碗、收钱和接待客人，所以她主要管接待客人、收款、晚上清点营业额等工作。
    村上太太接待的客人点单后，她经常不管其他客人是否同样有单，一定要让厨房先做她的客人的单，即使是先来的客人的单已做了一半。她在店里要忙很多，她见什么说什么管什么。
    收款机里的现金有时和统计出的应收现金不太符合，有时多些有时少些，只要差得不多都属正常。但村上太太来后，每当晚上结账有差错时，就去打听当天谁动过收银机，是否清点好了等问题，让别人觉得有人偷了钱。
    村上太太的思维和推理方式很奇怪，这种方式只有日本人才能明白。松本先生告诉我，村上老太太发现现金比统计出来的总数多时，她就非常高兴，认为占了便宜；同时她又想为什么她来后钱就多了，她没来以前钱多了时那钱是不是被人贪污了。村上老太太发现现金比统计出来的总数少时，那肯定就有人贪污。老太太发现现金与统计相等时，她就想为什么她以前清点时现金多，而现在现金少，又要怀疑有人拿钱了。总之，无论情况怎样都有问题。日本人本身心眼儿就小，一点小事都牢牢记在心里，何况被别人怀疑偷了钱，所以搞到最后很多人都不碰收银机了。后来发现在日本有很多这样的人，别人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让他自己干他又不知道怎么干。
    大家都不动收银机，村上太太不在收银机旁，大家也会等她。她休息，也会安排自己信得过的人管收钱；谁要是动过收银机，那天晚上现金和账不符的话，她一定会向松本先生反映。松本先生又气又没办法，人是他自己请来的，也不好不让她来。何况她是老板太太，经常将她的怀疑和推理告诉台湾老板，并责怪松本先生管教无方。最后，村上太太搞得大家都没办法和她共处。
    店里的牛奶、茶等饮料不能当着她的面喝。每天没有放在冰箱里的牛奶当天晚上应扔掉。有一天晚上，我刚倒掉剩牛奶，她就进来，看见那罐牛奶不在了，就问我：“牛奶是不是没有了？”我说：“是，没了。”她怏怏地走了出去。松本先生就在我旁边，对我说：“她问你的意思是说你喝了牛奶。”村上太太说的日语的字面意思我全明白，我不解地问：“她只是问还有没有牛奶了。”松本先生笑着对我说：“她是说你把她的牛奶偷喝了。”原来是这样，同一句话日本人和外国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我还是相信松本先生的理解是正确的。
    在工作时间的安排上，尽可能地缩减大家的工作时间。村上太太总是从自己的立场上想问题，从不想别人。一天晚上，晚班的人很少，需要增加人。那时，还有一个中国学生也在店里打工，他白天在冰淇淋店打工，晚上去一家餐馆打工。最后，村上太太请那个中国人晚上请假，不去餐馆工作，而到冰淇淋店打工。虽然餐馆的工资比冰淇淋店的工资要高，但老板开口了，那个中国人没办法，只有听村上太太的话来冰淇淋店加班。离下班还有四五个小时的时候，没有平时那么忙，村上太太想省几个小时的工资，就对那个中国人说：“现在不忙了，你可以回家了。”气得那位中国学生发昏，丢了餐馆的工作，这边也没干成。帮忙帮忙，最后牺牲的是自己的利益。
    晚上有时工作会早一点干完，这时村上太太会让大家赶快打卡离开店里，少算15分钟工作时间。但由于她不太了解店里的工作，所以大家都能磨到正点下班。如果我的同胞在外国人面前像村上太太那样做的话，我会觉得中国人的面子全让她给丢尽了。作为日本人，松本先生或许也有这种感觉，时常对我说：“大林太太和村上太太是非常特别的日本人，她们一个是十万个日本人中间才会碰到一位，另一个是一万个日本人中才有一个的人。”
    村上太太干了不到一个月，结账时多次出错，但她常将错误归咎他人。最后一次，她出一个很大的错，自己没办法下台，从此以后她就不来了。
    那一次，她清点当天的营业额。但不知怎么搞的，现金比收款机上打出的营业额要少上万元日币。一天的营业额一般才十万元日币左右，所以那是个不小的数字。那天晚上，我上晚班，看村上太太将钱来回清点了数遍，脸色很不好，自言自语地说：“不对呀，差得太多了……”我觉得不对劲，但那一天晚上没谁动过收款机，她没有理由说别人。最后，村上太太点完钱，装进皮包锁好，让人存到夜间银行去了。然后，她给松本先生留了个纸条，告诉她钱少了很多，同时将责任推给松本先生，怪他管教不严。
    第二天，银行清点这笔款项时发现现金数量和村上太太填的记账单不符，打电话到店里说明情况。原来，前一天的营业额和收款机的统计是一致的，是村上太太清点现金时将钱数错了。这一下，大家都很气。包括收银的日本小女孩都曾被怀疑过，大家觉得不要这个人更好一点。当天，松本先生将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内容，写了一份传真，给村上太太发去。此后，村上太太也不好意思来上班了。

    大林太太开除年轻店长前，店里又招了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小王。小王和我大约同一时间到日本，他比我年龄小。小王的父亲曾同东京大学某个学院院长一起在英国进修，他的担保人就是这位院长。小王准备上完语言学校，再去上日本的大学。他上的语言学校的学费比我的贵。他的父亲是国内某大学的校长，家里兄弟姐妹很多，他是最小的。我感觉小王是娇生惯养的那种人，工作不太积极。
    日本人等级观念很强，先入公司就是“先辈”，后入公司是“后辈”，后辈应该服从先辈，先辈在工作中应该比后辈强。中国人虽然也讲资格，但不像日本人那样绝对。在日本的中国人，更喜欢和日本人一起工作，而不喜欢和中国人一起工作。因为有时中国人会很介意谁干的多谁干的少。
    一天晚上，小王厨房地扫了一半，到休息时间他去休息了。当时店里只有大林太太、一个台湾女孩和我，台湾的女孩刚来日本，语言不通，很多事不懂。日本的工作也没有详细分工，哪里忙就去哪里。正好那时比较忙，所以我从厨房出来到外面帮她们。
    过了大约半小时，小王休息回来，也许他想我应该帮他扫完地，看见扫了一半的地还是那样很生气，问我：“我去休息的时候，地就是这样；回来后还是这样，你干什么了？”我心里很不痛快，日本人在工作中就不会这样计较，他们也不会这样问比他先入公司的人，就说：“我干什么大林太太知道，你有什么问题找她反映。”他听后更火了，要和我打架。我很生气，告诉他：“没必要在日本人面前打架，特别还是在工作时间，有话下班说。”他无话可说。这个人好像有口无心，下班后又主动邀我回家，一路上故意找我说话，我也就没计较。 
    另有一次，小王和一个台湾人吵起来了。
    那天我休息，松本店长不在，厨房里只有小王和一个台湾人。台湾人和我是一个学校的，比我高一级。事后其他日本人告诉我，外面客人订了半天的单送不上去，在发火。里面小王和那个台湾人吵得一塌糊涂，什么也干不成。客人全都知道有两个中国人在里面吵架。
    小王告诉我，台湾人手脚太慢，东西做不出来，客人发火；台湾人告诉我，小王听不懂日语，不明白客人要什么，所以客人发火了。客人发火后，小王就到厨房催台湾人，台湾人也就火了，他们两人关起门就在厨房吵起来了。
    这实在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如果大家都能忍一下的话，或许什么事都没有。
    日本人对待工作的态度和作法和中国人很不一样，刚去的中国人都不习惯，再加上常常出错，所以挨骂是经常的。小王来到冰淇淋店后，也没有少挨骂。一次，刀掉到地上，小王捡起，还没洗就要拿来用，正好让店长看见了。年轻的店长二话没说，大骂一通。小王后来告诉我：“店长骂得嘴都干了，喝完水，还接着骂，实在不可想象……”刚去的每个中国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小王被骂过数次后，干活也积极了。
    小王来后，大林太太已不常来店里，新店长比我后进冰淇淋店，那里的工作我也熟了已不太挨骂了，只是安排的工作时间短，赚的钱不多。
    
    每个在日本的人为了生存，都需要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独立生活也使人很快成长起来。只用半年多时间，小王的工作就和刚进来时大不一样，不像刚出国的人了。
    小王较年轻，生活也很辛苦，他想放弃上学，打工赚笔钱就回国。上学的话，上完语言学校，至少还得上4年大学。和我们在一起的另一位中国人正在读大学，他一星期至少3天时间从清早至下午在冰淇淋店里打工；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去另一家餐馆打工，周末整天在冰淇淋店里工作。这期间打工赚的钱全部用于交学费。
    小王看这种生活太苦，进店后不久就不去上学天天打工，并开始干两份工作。由于他老不去上学，他的学校打电话给他的保人。日本人胆小，不干违法的事，尤其是像东京大学的教授这样的社会名流。这个老教授知道小王不去上课的情况后，非常生气，马上打电话和小王联系，要和小王见面。见面后他让小王马上回国，但小王根本不会回国。为了让小王回国，那位教授还打电话给小王的父亲，希望能将小王劝回国，但小王也不听他父亲的。
    小王走到了他早已选择也是最后别无选择的路——非法打工，即签证过期后仍留在日本打工，打几年工后存笔钱再去入管局投案，由日本政府送他回国。
    在日本有很多国家的人，像韩国人、菲律宾人、中国人等都非法滞留。对非法滞留的人来说，以前的住址在日本的户籍管理处有纪录，所以最重要的是找一个谁都不知道的房子，再找一份收入较安定的工作，就可在日本待下去。但随着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工作都很难找，干着的工作不知什么时候就要被“炒鱿鱼”。
    小王想非法滞留的话，马上就要找房子，找稳定工作。在日本找房子要保人，他认识的日本人也没几个，但人被逼急了，什么都敢干。小王最后找到台湾老板村上社长，请求社长做他的房屋担保人，同时他也告诉村上老板，自己已是非法滞留，希望能长期做这个工。或许小王觉得这样做可以让村上社长不用总为没有固定做冰淇淋的人而担心，这对双方都有利。
    日本政府对非法滞留的处理有严格的法律，禁止雇主雇用非法滞留的人员，查出后老板除了罚巨款外，还有刑事拘留的处理。日本人都很胆小怕事，不会冒这种危险。但村上老板是台湾人，和日本人又不完全一样，他会抓也敢抓法律的漏洞。而且当时生意也不太好，对这件事处理得当，会变不利为有利。
    村上老板想利用小王。村上老板在台湾有生意，台湾公司的员工经常来日本出差，每次住宿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同时货物也经常无处放置。他希望小王把房子租在一个离公司较近的地方，随时做为他的招待所和仓库。村上社长满口答应替小王做租房屋的担保人，但必须是离公司较近的地方。小王明白这个用心后，不想受制于老板，他又动尽脑子。双方都在用心，最后小王没答应村上社长的条件，村上社长又不想承担任何责任，担保人不知怎么搞的又转到松本先生处，即由松本先生做小王的担保人。
    最后小王找了一个离公司较远的地方。事实上，小王非法滞留以后已无路可走；他又主动告诉村上社长，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别人，又不想被这个人利用，搞得很被动。小王和社长有些隔阂，松本先生也被拉进去了；日本人的性格使松本不愿也不会为小王承担一点责任。
        
    当时店里生意非常差，每个月都亏损。但台湾的冰淇淋店生意很好，村上希望将公司搞成国际连锁公司，总店就是我们那个冰淇淋店，分店在台湾和中国大陆。所以即使亏损，他也不愿意将这个店关掉。在这种情况下，小王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小王像很多中国人那样，大大咧咧，不注意小节，比如每天上班时规定要戴厨师的高帽子，但他经常不戴。为了这事，松本先生说过他几次，但松本先生不在他又不戴，有时松本先生突然回来，碰个正着。松本先生很生气，在中国觉得很小的事，但在日本就是大事，表里不一是日本人比较讨厌的事，被别人说了数遍还不改也是不可原谅的。
    我清楚地记得，一个日本老太太一次在工作中做错了一点小事，大概就是泡茶时用错了茶壶或是泡的时间不够等，松本先生简单说了她一下。日本人很少说别人，所以那个老太太第二天来上班时说前一天晚上因为松本先生说过她，她一夜没睡好。但小王就相反，可谓屡教不改。或许很多的中国人都自以为是，很多规章制度不能严格遵守。
    当时我上午上学，另外一个中国人也要上学，不能保证每天上午能来。所以冰淇淋主要由小王来做，小王以为店里离不开他。生意不好，松本先生也是经常晚去早走，再加上有其他事经常不在，小王告诉我店里离不开他和我，因为他白班，我晚班。
    有一天松本告诉我让小王不要来上班了，我问为什么，松本先生说小王说他在的话松本先生很轻松，什么事情都是小王做的。这句话不知松本先生怎么想。但在这时，生意非常不好，松本先生来了也无事可做。在日本先辈一定要比后辈做得好才能让后辈服气，小王这么骄傲，让松本先生很生气。任何工作少了谁都能做，日本总理换来换去也没什么影响。
    松本先生马上就对小王说：“以后你不来的话我自己也会干。”本来找房子时松本先生就坚决让小王回国，当时他也让我劝小王回国，但我能说什么呢？我说会管用吗？
    日本企业都是终身雇用，没有开除员工的，即使是临时工。实在想开除一个人时，就让他去干他不愿意干的工作，或者是离家非常远、工作时间很不好的工作，最后逼其辞职。当时大林太太对我也是那样，但由于最后店长辞职，我的情况好转了。
    小王当时既无签证又无其他工作，所以，即使路上走3个小时干4个小时的活，每天也照来不误，根本不会辞职。最后松本先生不给小王排班，小王过了一阶段就不来了。因为租房的担保人是松本先生，松本先生告诉别人他不做小王的担保人，我不知道最后松本是否给房东打电话，但我想小王的情况一定不会好，当时很难找到工作。
    小王的事使我觉得很多中国人都有些弱点，太多的人爱出风头，自以为是，我们缺少一种服从的观念——服从自己的领导，共同遵守前人制定的规章制度，同时在执行过程中完善和发展，并教育后来的人。这是社会能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小王，我还想起一件事，是跟村上太太有关的。村上太太特别喜欢管别人，看见什么说什么。有一回，小王因为冬天用凉水洗东西手裂了，他自己买了盒擦手的油。买来后，小王将那盒油放在公司，其他日本人有时也用。有一天晚上工作完后，小王要用自己的那盒油擦手，村上太太看见了，以为那是公司的钱买的，告诉小王：“日本的男人都不会用这种东西擦手的，你以后也不要用这个。”边说她边自己打开那盒油，往自己的手上抹。搞不清楚村上太太是出于吝啬的心理还是想要表现自己的地位和能干。小王没办法，只有看着自己买的东西自己却用不成。
这样过了数天，松本店长知道了这件事。他告诉村上太太那盒油是小王自己掏钱买的后，小王才争取到使用那盒油擦手的权利。
    
    在冰淇淋店的两年中，接触了不少日本人，了解了很多中下层日本人的生活，了解了他们生活的疾苦，还受一位日本女人之托替她找丈夫。
冰淇淋店的旁边是一个面店。老板是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没有结婚，晚上下班后有时会送给我们一些他们没卖完剩下的食物，再和松本店长聊聊天。
这个店长经常和松本店长谈无妻之苦，松本让他找个机会参加去台湾或大陆的旅行团，他大力推荐大陆和台湾的女人。松本店长聊天时告诉我那个老板很老实，也没什么坏习惯，问我是否认识合适的女人介绍给他。
两三年后，这个店长和一位比他年轻近20岁的日本女孩结婚了，那个女孩从日本很偏僻的地方来东京打工，家中很贫困，只受过基本的教育，根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这让我看到了日本普通人的生活远没有想像的富裕。
就在那位店长四处找对象时，他的面店又从关西来了一位女临时工。这个女人大概有40多岁，可能离了婚，一个人来东京生活。
她来后，就喜欢上了松本店长。经常工作中就告诉他的老板，要去看看松本店长，就跑到我们店旁看看松本店长。日本人这时好像很开放，根本不保守。她也经常买些补品送给松本店长。当然，这些补品最后被松本店长转送给在店里打工的中国人。
松本店长早已结婚，不接受那个女的，他让面店老板转告那个女的不要再来打扰他，这样那个女的也就不好再做进一步的举动了。
有一天，我在休息室，那个女的来了。我和松本先生经常在一起，她知道我，主动做到我旁边位子上和我聊天。
随便聊了几句后，她问我：“中国现在的普通家庭有没有洗衣机？”我告诉她有，接着又问我，“会外语的中国人多不多？”我告诉她也不少。最后她又问我：“像我这样要和中国人结婚去了中国的话，生活能不能习惯？”我给了她肯定的回答。接着她告诉我松本先生的地位太高了，看不上她，如果可能的话，她想找一个中国丈夫。她问我怎样才能找到中国丈夫，我很难回答她，只能答应她帮她问问。
这次谈话过后，我告诉松本店长我和那位女士谈话的内容。松本店长对我说：“李，在日本的生活压力很大，那个女的可能离婚后没办法一个人承受这个压力，所以想找个男的来和她一起分担生活压力，如果你认识合适的中国男人的话，你不妨介绍给她。”
这以后，又碰见过那个女的几次。这个女的一定很孤独，对我很好，她也间接问过我帮她找男朋友的事，但当时我没法帮她。最后，随着我考试的临近也很少见到她了。
两年后，我早已不在冰淇淋店工作了。我在东京工业大学学习时，一天晚上坐电车回家的途中，突然碰见了那个女的。她邀请我去喝点东西，我们俩一起下车去了一个咖啡店。
喝咖啡时她告诉我，她没想到会碰见我，跟着我走了数节车厢。我们互相介绍了各自的近况，她已经辞去了那家面店的工作，从事一个新的工作。
分手时，我主动给了她我的电话号码。她告诉我她没有电话，也不告诉我她的地址，只是对我说：“在日本，一定要小心。日本的坏人很多，不要轻信别人，给别人你的电话号码和住址。”
随后不久，我就搬家了，再也没见到那个女的，这件事使我对日本人的性格又有了另一种了解。
对中国人来说，日本实在太安全了、太稳定了，所以很难想像日本人为什么会那么胆小；对日本人来说，他们性格懦弱，害怕上当受骗，害怕和别人交往产生不良后果，害怕被别人厌恶，害怕给别人添麻烦，害怕失败……，这就是日本人的人生，他们都喜欢平平安安，没有成功失败，就像机器人一样，每天做着同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