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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  捍卫和平，也要携手日本人民

 

前言  最后的朋友

 

女性篇 “二战”日军性暴力受害者问题 抢救历史的女人们

 

  一、“不可能完成”的奇迹

    “时隔50多年听到日本男人说话，她还浑身发抖”

  一群用中文喊“大娘”的日本人

    “请不要向我们道谢”

  二、“我爱过，义愤过，战斗过”

    三个残忍的真实故事

    判决日本天皇“有罪”的“奇迹法庭”

    “最后两个月，全力疾走”

  三、“现在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机会”

    日本历史教科书里，“慰安妇”问题去哪儿了？

    日军性暴力，为何无人被审判？

    日本年轻人为何不关心“慰安妇”问题？

  四、万大娘的最后一次尊严

    穿过海啸的阴影来看你

    “慰安妇”的晚年实况：孤独的勇敢与凋零

    万爱花大娘的最后一次尊严

 

男性篇 “二战”日军强掳劳工问题 历史，活着

  一、六十多年前，中日之间的那一艘船

    20世纪40年代，生离死别

    与400多位死难者骨灰共眠的东京和尚

    “我们宁愿跟骨灰一起被炸沉！”

  二、鲁迅的好朋友

    “原来我们不是来‘东亚共荣’的！”

    “在中国反战的最勇敢的日本人”

    京都之行

    呼吁营救中国战俘的日本人们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三、一座日本城市60多年的祭奠

    华人暴动，在日本帝国主义大本营

    一个男孩和一座城市的反思

    起义领袖，重临狮子山

    历史就是要刻在石头上

  四、为死难中国人画像的日本人

    6830双布鞋，20490次弯腰

    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摆鞋的日本人

    “我更想让日本人知道这些”

  五、田中宏——参与中国劳工对日诉讼的权威学者

    印有“伊藤博文”的千元日币

    第一次“民告官”，他帮留学生告赢了日本文部省

    越战阴云

    一个中国女留学生的抉择

    “不能原谅忘记历史的行为”

  六、尊严苦旅：中国“二战”受害劳工对日诉讼

    历史的苏醒

    花冈劳工的尊严之战

    为什么总是告不赢日本政府和企业？

    向三菱维权：“朋友啊，黎明即将到来……”

     纪念新美隆与川口和子律师：“我们反对军国主义复活的决心不会变”

 

后记

参考文献

 

前言

 

    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花冈事件”70周年。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鹿岛公司奴役中国战俘、劳工，是东条英机内阁的历史罪行之一。约有4万中国劳工、战俘被押解到日本135个地方做苦役。1945年6月，在花冈煤矿，忍无可忍的中国劳工和战俘一起发动了“花冈暴动”，但起义遭到残酷镇压，986人中有419人客死他乡。

    抗战胜利纪念日前夕，天津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改陈开馆暨“花冈暴动纪念园”开园仪式时，除了100多名“花冈事件”遇难者的后代，还有许多致力于和平正义的日本人出席了这一活动，比如町田忠昭先生。他曾参与营救日本反战同盟领导人鹿地亘的行动，并帮助收集和护送花冈事件烈士的遗骨，克服重重困难送交中方。他自称“万年苦力”，60多年来一直敦促鹿岛公司道歉、赔偿，为中国劳工及遗属讨公道而坚持斗争。作为中日近现代交往史中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这位老先生的口述回忆非常珍贵，就记录在这本书中。

    很多中国同胞不知道的是，这样热爱和平的日本人还有不少。

    1953年7月7日，日本朋友和华侨护送花冈烈士遗骨回国时，廖承志曾特别表示：“我们坚信日本爱好和平的人民，一定能够粉碎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在保卫东方和全世界的和平斗争中，发挥他们的力量。”

    这本口述历史性质的《不一样的日本人》，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生庄庆鸿历时五年多调查走访而成，记录的就是这样一群值得中日两国人民了解、记住的日本人：

    无论是研究揭露靖国神社本质的日本学者，还是不惜卖房帮中国受害者打官司的日本律师；无论是常年坚持正视侵略罪行的政治家，还是毕生反对美化侵略的企业家，这些日本人的存在，充分证明了反对战争、珍爱和平，即使在加害国也是一种强大的民意。庄庆鸿能抓住这个有意义的问题，克服重重困难，持之以恒地采访、调查并汇集成册，实在难能可贵。

    2015年的“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当天，我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把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与日本人民加以区别。抗战时期，八路军就坚持人道主义的俘虏政策，促进日本反战同盟的壮大。毛泽东曾批示：“要把帝国主义的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要把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和一般的官员区别开来。”这一方针，直接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

    今天，我们仍要把日本右翼势力及其代表人物同广大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区别开，建立抵制日本政治右倾化的统一战线。中国纪念抗战胜利，举行阅兵活动，既不是针对现在的日本，更不是针对日本人民，而是要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说，联合国是维护公平与正义的。在反抗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存在保持中立的问题。 

    中国反对的是法西斯军国主义，战争期间要坚决反抗，和平时代更要坚持反对。如果有谁认为中国的纪念活动是针对他的，就等于承认他就是军国主义立场的继承者。我们也需提醒自己，永远都要把站在美化侵略立场上的人与捍卫和平的人区分来看。 

    町田忠昭老人曾向我表示，安倍内阁的政策令人担忧。他的老伴劝他保重身体时曾说：“你个人改变不了这个世道。”而他兴奋地告诉我，现在日本年轻人正在觉醒！如他所说，2015年夏，几万日本民众把内阁团团包围，反对安倍内阁强行通过“安保法案”，跟20世纪60年代日本群众抗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署的历史非常相似。这段历史及其精神的延续，在《不一样的日本人》中也通过亲历者之口予以呈现。历史和当下都说明，破坏和平的行为，永远不会得到人民的同意。 

    今天的和平，是一种国际性的事业，需要最广泛的人民参与。反对军国主义，防止悲剧重现，必须携手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世界人民。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这个道理中国人民懂得，有良知、有远见的日本人民同样坚信。

 

后记

 

    本书记录的是和中国人普遍印象“不一样的日本人”。纪实写作的初衷就是我震惊于他们为中国人付出之多，却在中国无人知晓。就在我准备书稿的过程中，惊闻Jl『口和子律师英年早逝，懊悔至极，泪如雨下。曾向她禀告过记录的计划，却以为时日尚多，她每次总是行程匆匆，不及详谈。在这里，还要拜上一句：“日语”接连的噩耗，加紧了抢救性记录的紧迫性。

    在本书的末尾，我还想讲两位“不一样的中国人”。

    一位，是旅日侨领林伯耀先生，一位，是已去世的中国劳工遗属王红女士。

    1939年生于日本京都乡问的林先生，有一长串头衔：现任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日本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60周年全国联络会共同代表、日本被强掳中国战俘劳工殉难者联合慰灵祭奠执行委员会事务局长。

    但在长期到日本打官司的中国“二战”受难劳工、“二战”日军性暴力受害的老大娘眼中，他就是一个倾家荡产、为日本历史问题战后追责奉献一生的中国人。

    “林先生一辈子生活、工作在日本，早有资格加入日籍，但他坚持一生都要保留中国国籍。他总说：我是中国人!”张国通老师曾告诉我。

    王红大姐生前曾告诉我，1994年前后，在林先生为中国劳工诉讼奔波的时候，林夫人一个人在家，突发疾病倒下了，后来依靠复健才好了一些。“后来林先生来华，就带着夫人。一个白头发老先生背着重重的双肩包在前面走，老太太就在后面颤巍巍地拽着背包带跟着，或者坐轮椅。”

    林先生和王红大姐第一次见面，是在1988年10，)目-。林先生从日本飞到河南开封，见到了花冈事件的幸存者耿谆、王敏、张兆国、刘玉清。当时，王红陪着父亲去。

    她回忆说：“当时我还没把这段历史提高到民族高度来认识，后来林先生他们一次次专程来中国，寻找幸存者老人，我真是不好意思，也慢慢参与了寻找。我和林先生开玩笑说：‘上了贼船就下不来了。’”

    1990年开始，她拿着复印的一沓当年掳日中国劳工的名册，坐着车，辗转各省农村，数十年如一日。“我孩子上高中以后，寒暑假也跟着我去找。找到了，就一个个照相。林先生说我照得真好，不是我拍照技术好，是幸存者老人那种‘几十年了，终于有人找到我们了’的眼神，有震惊、有期待，让人放不下、丢不开。”

    林伯耀先生为中国劳工付出多少，他自己从来不讲。但王红大姐讲过一些：“1990年代，北京华侨村附近有平房旅馆，10元、20元一天，林先生他们经常就住在那儿。有一次，外头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幸存者老人也来的时候，林先生就让老人睡床，自己躺地上。他说：‘能多省点钱，就能再多干一段时间。’林先生对老人的尊重，有时连亲子孙也比不上。” 2013年我见到王红大姐时，她已患有癌症，做过手术，当时还在化疗，一直剧烈地咳嗽。但当她面对劳工遗属的年轻一辈时，她立刻能直起腰杆，放开精神十足的大嗓门，谆谆叮嘱：“去日本祭奠我们的先人，代表的是中国人的形象，大家一定不能丢人!” 直到去世之前，王红大姐都作为花冈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为寻访幸存劳工及遗属、每年到日本的“6·30”慰灵祭尽心尽力。当时一别，我们还约好再次相逢再叙。不料此后，王红大姐就回到河北继续化疗，再也没能回到心爱的岗位上来。在此谨奉上一炷心香，为这位风风火火的大姐祈祷冥福。 每次和他们在一起，我都会感觉到一种“不一样”的气场。林先生的企业原本办得蒸蒸日上，现在他自己的房子却越住越小；田中教授是很多日本国会议员的座上宾，老人家却只把这些“高大上”的关系介绍给中国劳工和“二战”日军性暴力受害的老大娘，自己和我一起挤东京晚高峰的地铁；川口律师能接很高收费的案件，却为中国劳工诉讼免费代理，还倒贴钱一年年跑中国直至去世…… 在“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里，这些人显得如此格格不入。他们简直是“太傻了”。但是，这个年代不缺头脑，不缺算计，不缺精明，就缺“傻劲”。 这种“傻劲”，几千年前孟子就形容过：“虽千万人，吾往矣。” 

    本书撰写过程中，幸蒙太多前辈师友的无私指导、鼓励和帮助，在此致敬并致谢书中记录的每一位中日前辈。本书承蒙连尚上女士协助翻译了田中宏先生著作《在日外国人》一书中部分的回忆录、“‘二战’日军强掳中国人思考会”1990年至1996年11月的部分文献资料，杨川女士协助翻译了町田忠昭先生关于鹿地亘事件回忆录，武琼女士协助翻译了“‘二战’日军强掳中国人思考会”1997年1月至2010年2月的部分文献资料，初稿由我再次校对翻译形成定稿。在此一并致敬致谢。 一本小书所能承载的有限，还有许多我还未能面见的中日仁人志士在为让日本全社会反思战争罪恶、为中日友好和平而奔走奉献，在此同样拜上敬意。纸短言长，也许挂一漏万，致敬每一位关注中日历史问题、并为此付出过的先生和女士，无论您来自中国或是日本。 尊敬的读者，掩卷之时，希望这本小书能为期待了解日本、了解历史、了解当下中日关系的您，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留下一次心的触动。如您对本书有感想意见、批评建议，或对书中记录的中日志愿者团体或个人致信、捐赠，可联系邮箱：zhuangqh05@163．com 最后，祈愿为中日两国友好努力的人们健康幸福长寿，中日友好事业万古长青。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之后，他们去了万爱花曾两度被拐卖的羊泉村。村中文江找到了万爱花女士的养父家，然后又拜访了村支书。“虽然我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但接下来听到的话让我难受心痛。李书记的父亲是当时的村长。他的叔父被日军虐待殴打，他父亲悲愤交加，却毫无办法，哭得声嘶力竭、痛不欲生。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从第八次来华调查开始，来太原也成了大娘们体力上的一个负担。“而且村里的言论也慢慢发生了变化，她们本人变得不太在意村里周围人的注视，我们开始在她们自己家或者西烟镇的李贵明家里访谈。”

    从1996年到石田米子等人的《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一书诞生的2003年，日本民间调查团留下了150多盘珍贵的磁带记录，每盘时长为两小时。

    2004年4月27日，《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和相关录像资料被作为“慰安妇”索赔案的证据，提交上了东京高等法院。

    但2005年3月，东京高等法院认定了“慰安妇”事实，却驳回万爱花等人的请求。同年11月，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她们的上诉。

    “请不要向我们道谢”

    中国受害妇女在日本法院接二连三的败诉，引发了“山西省‘查明会…‘女性之战争与和平纪念馆”(简称WAM)等日本民间组织的一个决心。2007年的春天，她们开始筹备，想在中国举办一场“二战”日军性暴力图片展。

    WAM共同代表池田惠理子解释了缘起：“我们的最初动因是在日本法院进行的‘慰安妇’、性暴力诉讼先后都败诉了，这再一次将斗争了许久的大娘们推向更强烈的愤怒和无比的绝望之中。虽然败诉了，但为了恢复‘大娘’们的尊严，我们仍然要继续与她们同步行动。所以我们希望将她们的受害事实和苦难的人生、充满勇气的斗争作为历史的记忆，转告给更多的人，加深对她们斗争的敬意。我们强烈希望让这个展览在中国的山西省展出，是因为在山西有16位已站出来的受害女性。”

    这一“传达”，就耗时两年多。志愿者们挤出睡眠时间，埋头在170米长的展览设计、选稿、翻译之中。“我们不停地讨论，作业量很庞大，大家就像迷失在树海之中。”池田女士笑着说。

    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馆长魏国英建议下，日本志愿者制作了令人惊叹的“慰安妇的世界地图”。

    WAM中一位30岁上下的女志愿者，在业余时间抽取了日本历史记戟等各种档案资料，包括受害妇女在法庭上的证言、侵华日本老兵的证言、“国际战犯女性法庭”六次开庭资料，过滤出其中提到的所有日军犯罪地点，把全世界3000个以上的点一一标注在地图上。

    如今，这张由日本女性制成的巨大地图，静静地悬挂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展厅中，令人们停下脚步仰视。它已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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