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宏教授 赵和平画

　　图为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在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本向同盟国投降仪式。

　　他坐在那里，一头浓密的头发，全白了。田中宏，日本龙谷大学教授，中国劳工和他们的遗属都熟悉的一个日本人。

　　“中国，您来过多少次了？”记者问。

　　“记不清了。”田中宏摇着头说。“最多的时候，一年来三四次。今年是第一次。”

　　上面是记者三月初采访田中宏的一段对话。五月，他又到了北京，还是为花冈劳工及遗属对日索赔之事。

　　田中宏1937年出生。“跟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同年。”他刻意这样告诉记者，不回避日本侵华那段不光彩的历史。那段历史，田中宏知道的并不早。

　　他说：“1958年在我上大学时，在日本北海道发现了一个‘雪男’，他就是刘连仁，侵华战争时被从中国抓去日本做苦役。1945年6月，战争还没结束，他从劳工营逃出，逃到了北海道，隐姓埋名艰辛生活，13年后才被发现。”这个故事，大学生田中宏闻所未闻。同时闻所未闻的，还有日本侵华战争。“在以前的教育里，没有学习过这样的故事。日本抓了很多中国劳工，让他们做苦役，这些事，日本教科书里一点儿都没有。”

　　刘连仁回到中国山东，记者采访他后写了一本书。“这书在日本翻译出版了。看了刘连仁的回忆录，才知道了详细的情况。1942年，日本当局做出从中国抓劳工的决定，当时的日本首相是东条英机岸信介，岸信介是商工大臣。日本首相与侵华战争、强掳劳工有密切关系。”那是田中宏第一次接触到侵华战争中的劳工问题。大学毕业后，田中宏的第一个工作，就与亚洲留学生有关。1962年，他开始在亚洲文化会馆工作，那是一个做亚洲留学生工作的民间团体。

　　“1963年，我遇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时，日本和中国、韩国还没建交，我们的留学生来自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和东南亚国家。那一年的11月1日，在我的一次讲演中，一位从新加坡来的留学生，从钱包里拿出一张一千元面值的日元举起来问：‘日本人怎样看历史？’那张纸币上，有伊藤博文的像。日本侵略朝鲜半岛时，他是第一首相，朝鲜人恨他。”说着，田中宏打开钱包，拿出了同样的一张纸币。现在，这张纸币，始终在他的钱包里，他在演说中会经常提到它，拿出来作说明。

　　“亚洲人民的历史观与日本的历史观有很大差异。我花钱的时候完全不会想到那段历史，而受到侵略的东南亚各国人民对此却很敏感。当时，住在日本最多的外国人就是朝鲜人。日本控制朝鲜半岛，朝鲜人每天使用这钱，应该考虑他们的心理感受。”东南亚留学生对钱币的强烈反应，让田中宏受到很大刺激。“20多岁的我，无论年龄还是工作都与留学生很近，可历史观距离却那样大。”田中宏开始思索。“新加坡是日本占领过的地方，他们的历史和我们的历史冲突，是占领和被占领。”田中宏说，在民间团体工作的10年决定了他的一生。从那时起，年轻的田中宏就把目光投向那刚刚过去不久，却已被日本右翼遮盖屏蔽得难见的历史。

　　“1985年，是很重要的一年。战争过去了40年，西德总统说：‘我们应该不忘过去的历史，如果忘却，不能创造未来。’而那时的日本首相去参拜靖国神社。在二战中，日本和德国曾是两个很像的国家，但战后的历史观完全不同。特别是在1985年的表现，两个国家形成强烈的反差，根源在历史观。”

　　田中宏关注着日本侵华遗留问题。1986年，日本“铭心会”提出，每年邀请侵略亚洲战争中的被害人聚会、作证言。田中宏参与其中。“1987年，我们邀请花冈暴动的耿谆老人来日本参加大馆市主办的慰灵式和作证言。那以后，我参加了花冈劳工向鹿岛公司索赔、诉讼的全过程。我的看法是亚洲人的看法：战争结束以后，日本应该正确地对待历史。”

　　从这样的历史观出发，田中宏始终没有停下脚步。无论中日关系经历怎样的坎坷与风雨，他始终坚定朝前走去。“做起来最重要！在日中世代友好这件事上尤其如此。”田中宏的话，此刻，仍在记者耳畔回响。（光明日报记者 庄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