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原则
80年代中国经济平均年增8%，90年代9%，2003年第一季度达到10%，受SARS影响，2003年经济增长率8.6%，投资率连续两年达到40%，物价突然上升结束了5年的通货紧缩，通货膨胀预期将带动消费投资和高潮。基础设施能力有很大提高，国家外汇储备创4000亿美圆的历史最高峰，可通过进口缓解国内物价上升的压力。中国经济已具备动力，可能出现20世纪90年代美国那样的连续8年的低通涨高增长。按照年增8%，2009年GDP比2004年初提高70%，如果人民币对美圆升值20%，那么以美圆计算的GDP将提高1倍，人均GDP超·1500美圆。
总量膨胀，财富增加是好事，但可能产生坏的结果。财富分配如果失衡，中国发展前景面临风险。经25年改革开放，中国出现多方面不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与国防和公共教育卫生发展不平衡；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可持续发展不平衡；经济改革与政治社会改革不平衡；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平衡；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发展不平衡；社会各阶层发展不平衡；经济与思想文化不平衡。失衡的核心是新增利益和原有利益如何在社会各集团之间，在局部和整体之间，在眼前和长远之间分配，在国内和国际之间分配丧失公正性。只有调整利益格局才能保持社会稳定，为进一步发展提供条件。
不平衡发展在一定发展阶段是必须的，只要能够及时调整就没有问题。但任何发展模式都会造就既得利益集团，它们会反对调整，使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在经济表面繁荣背后积累结构性矛盾和危机因素。这就是中央提出"统筹兼顾"方针的意义。
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过程中已出现并有可能恶化的不平衡问题是：总需求依靠低挡低价产品出口；能源原材料严重依赖于进口；国际跨国公司控制我经济命脉；腐败蔓延降低政府能力；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加剧；权力资本恶性膨胀并有买办化趋势；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民主法制与信誉体系迟迟不能健全等。以上矛盾将集中表现为经济与社会的不安全，激化国内矛盾。既得利益集团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倾向于买办化，绝无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可言，这就会导致中国现代化利益大量流失，最终结束经济增长，陷入长期的半死不活的危机之中，中国的崛起可能被人从遏制到扼杀。
在发展与危机并存的条件下，关键是正确选择发展道路，把迅速膨胀的财富用于国家民族需要的长远发展方面。为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需要以国家安全为核心，取代"理性人"（即资本利益）作为基本出发点，提出一系列新的理论和原则，以统帅全局性的利益调整。
国家安全的基本原则可以包括基本理论和调整战略两个方面。
一、 基本理论原则
1． 确立国家与民族崛起的基本目标。
中国崛起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的，独立的现代化民族国家，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在世界发挥重要作用。绝不能在经济繁荣中丧失警惕性，走入依附性的"拉丁美洲化"歧途。新的大国崛起是要受到世界现实利益格局的打压和遏制的，无论中国采取什么体制都是一样。中国必须以综合手段冲破这种打压和封锁，特别要警惕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破坏，不受国际新自由主义势力的误导，在关键时刻敢于和国际强权势力摊牌。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我们既不能被橄榄枝所欺骗，也不能被大棒所吓倒。
2． 选择中国崛起的基本方式。
大国崛起的传统方式是对外战争胜利，部分国家以和平方式崛起取决于特殊的国情和国际形势，有的以主权为代价，有的在经济上依附于人。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大国崛起的历史和理论，争取在新的国际条件下和平崛起，但这绝不意味着国防和军事就不重要，和平崛起是以可观的国防力量，自主的技术体系和强大的综合国力为保障的。
在虚拟空间和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国家安全已从传统的领土安全扩展到综合安全，战争已从常规军事战争扩展到科技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个人和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地上升到国家民族和文明层次，而涵盖了科技军事金融和媒体关键部位的虚拟空间，将成为竞争和冲突的主要战场。因此中国崛起的方式，也必须是个人企业国家民族有效整合，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手段并用的长期奋斗过程。
3． 树立独立的发展理念，打破对"全球化"和"与国际接轨"迷信。
有人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在"地球村"里民族国家已经没有用处，政府主要职能就是为外国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以"理性人"（即国际资本）为出发点的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全球化"，只要求发展中国家给它们以资本流动的自由，却不提全球劳动力自由流动，以资本权偷换人权，以资本自由压制人的自由。新自由主义的自由理念背后，离不开一个强权者来确定自由的社会条件和规则。中国不能盲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理念。
中国的现代化要解决世界1/5人口的现代化问题，中国的问题大多数都带有世界性，中国的特殊性带有人类普遍性。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接轨和学习，融合和交流都是相互的，不能单方面谈中国与国际接轨和融入国际社会，更不能不顾国情不惜代价照搬发达国家标准，犯历史上王明那样的教条主义错误。
4．为"全球化"条件下的民族国家定位。
中国的现代化要反对政府垄断，但是不能以此为理由削弱国家职能，特别是国家保护弱者参加国际竞争的职能。权力的垄断是腐朽的，资本的力量也是残酷的，资本与权力结合并买办化则必然以"改革开放"名义在中国制造危机，出现对国家社会和公民财产的大规模掠夺。当代国际竞争的激烈，绝对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竞争的基本形式是"冲突"，是一个打倒一个，而"交易"只不过是竞争的特殊形式，"双赢"也只是冲突双方势均力敌时的特例，如果搞不好，中国开放未必有双赢。
中国对外开放不能放弃国家保护，只能改变保护的形式。中国的个人，企业，政府和军队，在国际霸权和国际资本面前都是弱者，因此需要国家的保护和整合。国家不是为国际资本服务的，应支持民族企业介入国际竞争，以强大的国防力量保证基本竞争地位。
5．确立国家安全的底线和国防地位。
国家安全的底线首先是传统的领土与主权完整概念，然后扩大到经济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政治安全各个方面。
开放的市场经济要求"大国防"概念。与自然经济讲生存权不同，市场经济讲发展权，并将国家安全边界扩展到领土边界之外。以马六甲海峡为中心的制海权是国家安全的中心，未来中国崛起的要害是"角逐马六甲"，保障国际贸易通道，应以此为目标发展中国的海陆空天国防力量。
6．正确估计未来20年的安全形势。
经济的繁荣消磨了中国人的斗志，一个时期的"韬光养晦"，使绥靖主义思潮滋长蔓延，趁机发迹的"精英阶层"，本来也没有多少文化底蕴和尚武精神。在许多"高层智囊"会议上，我们大量听到的是如何合纵连横，把祸水引向他人，如何投机取巧搭便车，而限制奢侈消费鼓励诚实劳动，富国强兵增强实力的主张总是受到贬斥，生怕刺激了什么人不给中国提供出口市场。据他们说世界变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可以依靠美国的民主制度，只要中国为他们提供市场和赚钱机会，在价值取向上"靠拢主流"就可以了，发展国防不但打不过人家，还会刺激人家遏制你的发展。废除武备不会带来强敌外侮，而是一个永久和平与发展的小康社会。
绥靖主义者认为中国仍旧有20年和平与发展的机遇，因为美国20年之内反恐，不会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具备国际眼光"的那些精英，也离不开僵化过时的"经济决定论"，他们鼓吹中美经济互相融合与依赖，鼓吹中国拿一亿条裤子去换美国一架波音飞机；他们假定美国是一个为了经济利益可以不坚持意识形态的国家，假定美国的理想主义是假的，现实主义是真的，而且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只要中国以丧失自己的航空制造业为代价，每年购买美国几十架波音飞机，就可以依靠或利用美国来制止台独和日本军国主义。
这种分析只能是一种预测，一种可能性，而且极不可靠。绝对不能把自己国家的安全寄托于他人。我们宁可选择一种"树立假想敌"的预测方式，在台湾和日本问题上绝不让步，而且在关键时刻敢于对抗美国。只有如此，邻国才不敢追随美国，美国就无法遏止中国。
"国无敌国外患，国恒亡"，中国许多弊病都源于此。应重新解释"和平与发展"，和平是目标而不是现实，不能不惜一切代价求一隅偏安，争取和平的最有效手段是发展国防。以备战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偏安则和平亡。
二、 战略调整对策
1．战略调整的基本思路，是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加速发展25年以来被忽视的那些领域，如国土整治，环境保护，农业，国防，高科技，社会保障体系，公共卫生医疗与教育，基础设施，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信誉体系。重点扶持相对受损的社会集团，如工人农民，消费者，贫困人口，中西部等。在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超越左右翼"，超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与闭关锁国之争，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重新考虑大国发展战略。
2．以爱国主义的"国家战略产业"概念为主导，超越以制度学派和产权理论为基础的"维护国有"和"私有化"之争。特别防止少数人利用权力侵吞国有资产，防止跨国公司整合国家战略产业。要以动态比较利益为理论指导，以国家鼓励和国家控制为原则，发挥市场经济与对外开放的作用，确立独立自主战略产业的发展。包括：核，航空，航天，电子，常规军事武器，战略储备等。
在航天技术突破以后，关键是发展国产大飞机。要以国家立法形式确定长期发展航空航天事业。中国之所以有条件这样做是因为拥有最大的国际航空市场，要利用国内市场发展独立的知识产权和品牌。
3．在经济发展战略上，要防止经济依附性过强，否则我们就无法承受西方封锁与制裁，丧失外交利益。要发展独立自主的高科技与知识产权，注重虚拟空间的斗争。防止国内权力资本恶性膨胀与买办化，防止外国资本控制我国经济命脉，并影响政策与政治。实施内部需求为主导的政策，利用人民币升值的机会，进口能源原材料与高科技，把借给外国人运营的中国国家外汇资产变为国家实际能够控制的人民币资产，如石油粮食科技军事储备等等。
4．在经济与国防的关系上，要对国防进行补偿性的投入。毛泽东时期造出原子弹的功绩不可抹杀，邓小平"先经济后国防"的标准是国防经费占GDP的5%，而现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国防经费却只有1.4%，再说没有钱，让军队"忍耐"，实在没有道理。高科技的主要部分与国防密不可分，这就是美国维持每年4000亿美圆，比中国高10倍军费的道理。
目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得到政府的重用和传媒吹捧，极力鼓吹静态比较利益，中国只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鼓吹技术已成为流动要素，可依靠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其结果是毁掉中国自主的高科技，值得我们警惕。
5．注意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目前的GDP统计，缺乏对经济活动价值前提，没有扣除环境生态损失。把经济增长率作为计划指标层层分解到各级政权，作为考核政绩的主要标准，这是导致环境生态损失超过GDP总量的主要根源，其背景是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的民族屈辱和"赶超情结"。
在国际资本流动日益自由的今天，真正重视环境生态的只能是本土的"非主流"力量，因此国际环保运动被划分到限制资本，主张公平的"左翼思潮"一方。在中国，鉴于未来20年中国将进入人均资源最少，濒临生存极限的边缘，因此环境保护应该纳入反对权力资本化，反对少数人不顾公共利益暴富。
环境保护的核心是以水气循环为基础的国土整治。应以下游疏通运河水渠湖泊为主，重建中国的水气循环系统。国家和社会可规划组织水利工程，鼓励私人投资于国土整治，鼓励农民依水建城。这是发动数亿农民再造中国的世纪工程，是同时解决三农，环境生态，城市化，收入分配，过剩人口就业，扶贫，社会治安七大问题的根本。单纯的市场经济承担不了这样的社会责任，要以国家规划，社会赞助与投资，劳动者自组织等形式共同完成。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产生民族凝聚力，才有社会和谐与团结。
6．国内安全的关键是调整收入分配，制止权力资本化。中国人均资源极端紧张，容不得严重两极分化。个人财产和国家财产需要同等保护，但不能赦免资本"原罪"。要采取以低成本反腐败方式，以登记个人财产为开端，将来源不明的财产收归国有。对于人，可以宽大处理。新自由主义鼓吹的以腐败形式实现新旧体制交替，已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借助腐败而产生的暴富阶层，其代表人物的主要倾向不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而是新自由主义和买办化。他们必然要突破我们的党纲和宪法，直至宣布包括"偷骗抢"来财产为合法。据说这可以使他们放心在国内投资，但他们从国家整体考虑，这样是否会引起更大的瓜分狂潮，直至把暴富阶层再瓜分一次？这是祸国殃民的建议，决不可行。中国改革的合法性只能来源于大多数人民的拥护，改革必须给相对受损失的阶层以足够的补偿。
7．文化安全的关键是重建信仰。300年来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压倒谷底，是因为我们在战争中败于西方，因此"精英层"的思想和价值取向是追随西方的，每逢改革潮流，就批判孔子。他们的一整套世界观，从庸俗进化论，直线历史观，普适价值观，西方文化中心论，科技至上论，自由市场论，二元民主论，自由选择论，历史虚无主义和盲目接轨论，在改革初期有积极作用，但是在90年代走向反面，纳入了新自由主义轨道，填补中国意识形态真空，起到了瓦解国家民族的消极作用。
21世纪是西方文化弊病丛生，中西方文化平等交流，中国文化复兴的世纪。因此我们必须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进行信仰重建，确认民族自豪自信的伟大创造。中国文化是与西方等价的文化，中国式的智力竞争是与西方商业文化等价而且更节省能源的竞争方式。没有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复兴，就没有中国的真正崛起。中国的崛起所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正是人类的基本问题，中国将通过自己的崛起，给全人类特别是那些弱国，弱势民族与群体，也给那些自命为人类救星，想以自己价值观念救人类的霸主国家，提供基本的经验和理念。
中国文化复兴，应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为基础，把传统文化---孙中山---马克思----毛泽东的思想资源加以整合，吸收西方先进的思想资源，在解决中国和世界基本问题的实践中实现。
2004．1．4．修改
（杨帆：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