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帆致大家：“非主流”这次引起了非常大的影响，请大家看WWW.163.COM 商业拦目。自由派终于开始漫骂了，而且是主要诽谤我。这都是非常好的材料，请你们广为散发。这次是新旺，连云港党校的，由温铁军聘用代替李昌平做中国改革杂志农村版主编。温铁军说：这是作者个人行为，与他的杂志无关。     

    还有一个曹林，在中国青年报说，非主流肯定表示好东西，是为了争夺话语霸权。

    这些消息肯定是经济学立话语霸权的人那里传出来的，他们到底是不敢出来澄清观点，辩论问题，而是诽谤个人没有道德。其实，正是他们自己多年宣扬经济学就不应该有道德的。            200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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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主流派话太多

    作者：温克坚  转贴自：首发自由评论（www.zypl.com) 
   
    新望，经济学者，长期关注苏南模式和浙江模式比较研究，以《苏南模式的历史终结》著名。

    自由评论：新望老师，您好，在南方居住了那么多年，来到北京适应吗？

    新望： 怎么说呢，气候上的差异的确比较大，不过这是事先预料到的，并且很快能适应的。但是让我意外的倒是北京社会的方方面面，那种浓厚的计划时代的色彩，那种按权力来分配资源的游戏规则，这是我不曾预料到的，这些问题我需要好好考虑才能说清楚一二。

    自由评论：那您就谈点简单的吧！

    新望：好的，我想和你们交流一下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现象，我称之为“非主流派话太多”。我相信，你们也注意到，最近韩德强，杨帆，左大培这些所谓新左派的学者非常活跃，频频出席各种讲座，在各种场合争相亮相，他们打出挑战自由主义的旗号，跟年轻朋友中盛行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合流，很是吸引了一些眼球。这些人的理论大多从国情特殊论出发（事实上，这些人一张嘴里就有一个特殊国情），不顾基本的逻辑和学术规范，借用意识形态化的语言，对抗市场经济/宪政民主这些好不容易被学界所共同认可的价值体系，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成果，有些甚至妄图回到毛泽东时代，并且动不动就把这种对抗上升到东西方文明对抗的高度。

    其实在我看来是这群人急于成名却又缺乏正道，于是就改头换面通过打扮成“异端”来推销自己。前面我说道过，北京基本上是一个权力型社会，不过在学术市场上，这里得天独厚，人才汇聚，学术竞争非常激烈。没有几年寒窗苦读，没有一点真实货色，那要在北京混出个名儿倒也的确不容易，尤其在人文社科领域，西方学者已经远远走在前面，做学问必须扎扎实实，结合具体问题来分析研究，别老是要想有什么独创性的理论。而这些所谓新左派的弟兄们，无法挤进主流的学术圈子，失落之余，不知哪里卯来的劲，非要把自己打扮成异端，挑战常识，挑战主流，凭着无知者无畏的勇气，高呼“我是非主流，我有新鲜货”的口号，吸引眼球，相互吹捧，卡拉ok,自娱自乐，扣自己屁门抬高自己。比如杨帆，我听说因为他数学和英文很差，正规学术期刊上无法发文章，说市场经济说不过别人，就说计划经济，把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地方说成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进而否定整个市场经济取向。

    我们可以具体看看他们提出来的具体观点。比如说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有没有，有，的确很严重，但是就这个问题上，这些所谓新左派的学者提出了什么有价值的见解吗？真正对三农问题提出真知灼见的都是主流知识分子，对农业问题，最有份量的见解来自林毅夫，周其仁先生，对农民问题，秦晖先生一语道破，对农村问题，一些主流的社会学家已经做了非常有价值的回答。但是一些学者，把三农问题，弱势群体，下岗问题， 当做他们自己的专利一般，把自己包装成道德圣人夺取话语霸权。

    应该说，这些人存在也是有他们的贡献的，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度里，也都是常态。 他们把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市场经济过程中政策取向的一些负面影响提出来了，但是他们给出的药方大多是回到过去，回到计划经济，这非常荒唐。

    现在我们回头看，80年代的文化热，读书热，西方热类似5.4以来的第二次启蒙运动，通过这次启蒙，基本上颠覆了僵化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90年代，通过学界的努力，基本上形成了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保护产权保障人权的共同价值取向。现在正是以这些共识为基础，推进市场经济，完善人权法治，建立宪政民主政治的最好时机。具体来说，我觉得目前中国面临三大任务

    第一是破的问题，破除计划经济，破除国有经济，破除权力经济；

    第二是立的问题，建立市场经济，建立民有经济，建立政治民主制度约束公共权力，合理分配公共权力。

    第三是改革成本补偿问题，即所谓公正问题。

    当然实际上这三个任务是相互纠结，不是单项展开的。但是如果不意识到第一和第二大任务，片面强调公正，就容易误入歧途，我认为现在破的任务还很重，改革远未完成，远远不是清算改革的时候，新左派片面强调社会公正，反对自由化的改革，甚至呼吁回到毛泽东时代，这不但是对自由化政策的背离，这也是对社会公正的最大背离。试问，一个人祸导致饿死几千万人的年代是公正的嘛？！

    因此，我认为杨帆等高调自居的非主流话语，如果不是为了话语权而别有用心，那么无疑是智力上有问题了。

    我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顾基本的事实，不认清历史大势，为了话语的快感，为了标新立异，以至把自己打扮成异端来推销自己，这种表演显得太拙劣了。

    因此，我愿意奉劝现在的所谓“非主流派”， 多读点书，少一些聒噪。

    自由评论：您既然觉得他们是在表演，那对他们的批评不正着了他们的道？ 还是回到您的专业，说说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新进展吧。

    新望：对，不理他们也罢，毕竟无论如何，“聒噪，表演”也是他们的权利。说道浙江模式，我注意到，浙江大学的史晋川教授提出了温州模式的历史终结问题，他认为由于温州模式的人格化交易方式的内在缺陷，将随着市场的完善让位与制度的契约的交易方式，我基本赞同史教授的分析，从这种角度来看，温州模式的终结事实上意味着着温州模式的升华，是一种自然的制度演进，我们完全不必有什么担忧。

    不过，对于苏南模式的演进方式，我在以前就多次提出警告。这种由权力主导的私有化进程缺乏最基本的正义支撑，事实上就是权力用以改制的名义剥夺集体的个人的财产，使权钱交易制度化，所谓坚持党的领导变成坚持党的领导发财，当多大的官，发多大的财，而地方官员也正好套上三个代表的旗号来合理化这一轮私有化过程的。  这是有巨大的历史后遗症的私有化方式。如果说老的苏南模式是基层政府在模糊产权的基础上对经济的过多参与，尚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一面，现在苏南模式演化出来的新的苏南模式虽然表面上产权明确了，但是却是权力主导的游戏，也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很多成本现在不会显现出来，将来大环境变化，我们会突然发现，还有很多成本我们必须支付。

    因此，苏南模式如何脱胎换骨，成为一种自由的，产权明晰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不约束和规范公共权力，而这些都有待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