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七年我任宣传部副部长，当时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副总裁，所以和他接近的机会多。当时抗战的情形恶劣，所以每次和他谈话，他就主张能和就和。我当时见国际上对中国除了道义上的援助和精神上的同情以外，没有实际的援助，同时中国的国力，当时也赶不及日本，所以我自己对抗战也没有信心，因此听了汪的主张，似乎有理，所以常常来往。当时由汪设法派高宗武赴港、沪，探听日本的情报。高到东京去了一次，后来主席知道了，发了很大的皮〔脾〕气，把高在香港的情报经费立即停止了。我一方面因为主席对高加了处分，一方面因为部务很忙，所以好几个月没有谈和平的问题。一直等到十月中旬，汉口沦陷的前两三天，我飞到成都，勾留了三、四天才回重庆。出我意料之外，梅思平于三、四 天前到了重庆。他告诉我，他与高宗武到上海，和影佐祯昭及今井武夫签了一个协订〔定〕，他并和汪谈过两三次，汪已答应离开重庆去主和。我当时吃了一惊，因为汪已早来重庆，我留汉口，许久没有见面。后来我去见他，他把那个协订〔定〕给我看，大意是日本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完整，所希望的是平等互惠的经济提携、共同防共和善邻友好，其意包括承认伪满洲国，并规定和后两年内撤兵完毕。当时广州、汉口相继沦陷，长沙大火，情形相当危险。我想，敌人如果一口气追下来，毫不停留，我们非崩溃不可。我对于敌人作战计划，虽然观察错误，但是当时因为这样忧虑，所以觉得有这样的条件似乎可以和了。不过我说，高、梅固然不能代表中国，影佐、今井又那里能代表日本？我主张慎重，不要上敌人的当。我提出：第一，要他们把这个条件阁议通过。第二，还要御前会议通过。第三，由总理大臣发表宣言，公诸世界。
我当时以为这三点绝对不能做到，那知梅思平再到上海回来，敌人居然都答应了，这真出我意料之外（但是近卫内阁究竟因此垮台）。不久报载日本开阁议了，开御前会议了，又载近卫不久要发表宣言了，那么汪精卫就不能不离开重庆，而且我也要同去了。我以前以为随便谈谈，到了真的要走，我真万分痛苦。但是，我考虑的结果，以为和未必不是一条路，但是苦于无人去试探，最高统帅绝对不肯，而且不宜松口。现在汪既然愿意去冒不讳〔韪〕，何妨试他一下？如果失败，不过牺牲几个人；万一成功，于国家的利益就太大了??这是就当时国内外的形势观察的，所以我就随汪到了河内。近卫声明居然发表了（发表后被各方攻击，被迫辞职），汪便亲自起草所谓艳电，交陈公博到港发表，我也随同赴港。
十二月二十八日一直到二十八年四月中旬，没有一点活动，也没有见过一个日本人。在这个期内，高宗武曾到过东京一次，又到河内去报告。大约在四月初，影佐祯昭和犬养健秘密乘专船由台湾径到河内迎汪，没有经过香港，我以后到上海才知道。我于四月十三日到沪，除却和一个招待员晴气少佐见面外，也没有见一个日本人，和晴气也没有谈政治，因为我没有见汪之前，不愿随便和日本人接洽。不久汪来了，他主张到东京去，要我和高宗武等同去。到了东京之后，他带着翻译去访首相平沼和陆、海、外、财各相，我们都没有同去。他和他们商谈的结果，决定由汪出来组织政府。当时，我没有直接反对，但坚持四点：就是实行三民主义，国民党自由活动，不改变国民政府名义和青天白日旗。当时我以为这也绝对做不到，因为要把他们已挂上的五色旗再挪下来，由我们再扯起青天白日旗；要他们把灭党的口号和行动中止，由国民党自由活动；要把他们声言要打倒的国民政府、要铲除的三民主义再恢复和实行起来，他们对于前线作战的寇军将士和其国民怎样去自圆其说呢？这不是他们对于侵略中国失去了号召的口号？所以我相信他们决不同意的。他们起初果然不同意。汪的意思，想在伪临时政府和伪维新政府之上组织一个联合中央委员会，在五色旗的左边角上加一青天白日，我极力反对，这个问题就弄僵了。汪说：“你既然这样主张，就派你去谈。”我遂约板垣去陆军大臣官邸，晚上九点钟谈到二点钟，结果是不欢而散。所以那次在东京，组府的原则虽然决定，具体办法则无成议。以后不知如何，他们却都同意了，只希在国旗杆上加一个黄色和平反共建国的飘带（以后也就取消了），这又出乎我意料之外，于是我没有话可再说了。
组织政府的问题，我也仔细考虑过，就是是否会影响抗战阵线？是否会增加敌人战力？对于这两个问题，我的答案都是否定的。这不是我狡辩，因为并不想借此希图减轻责任，不过公平的客观的研究，自然的要达到这样结论。
怎样说不会影响抗战的阵营呢？因为政府是在沦陷区组织的，这些地方早在敌人控制之下。如果在抗战区，如昆明、桂林组织政府，那就是动摇抗战阵营。而且当时南北两个伪组织已经成立了好久，有没有丝毫影响抗战阵营呢？没有的。
汪的号召力也许比当时两个伪组织的首脑大，但是他是赤手空拳的书生，在战争的时候，不是手握数十万大兵的军人，另组政府是不能影响抗战阵营的。事实上，伪府成立了五年多，除了一、二部分军队被共产军逼的没有生路，不得不参加和平运动外，抗战阵营并没有受影响。
怎么说不会增加敌人的战力呢？就精神说，敌军要打倒国民政府，他们后方却出现了一个国民政府；敌军对着青天白日旗放枪，他们背后却发现了青天白日旗，弄的他们眼花缭乱，意志模糊。我们听见说许多在前线的敌军将士对此很发牢骚，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打仗！”也许有人以为国民政府的名义，比维新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名义，对内容易号召，所以南京伪府仍沿旧名，这乃是伪府的谋略，其实正相反，这乃是对敌人的谋略。在当时的南京出现了国民政府，对于敌军的战义和士气实有不少的影响。一直到敌人投降止，有许多日人仍以为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是日本上了当。至于物资方面，不但没有因为南京伪府的成立而增加敌人的战力，倒反使敌人碍手碍脚，不能畅所欲为。现在制裁伪员是法律上应谈的责任，是正义上当然的。但是平心静气而论，除在敌军部直接供敌人驱使的少数人外，要说伪员都是甘心卖国媚敌，却不是平心之论。菲律宾现任大总统过去也曾担任过菲律宾伪府的重要部长，但是现在却被选为大总统。在伪府任职的不一定个个都是甘心卖国媚敌，菲律宾人民有这样辩〔辨〕别，我们中国也似乎不能一概而论。敌人收买物资向来是由其军部独断专行，南京政府不能过问。我们于是本着条约上日本尊重中国主权独立的一点，常常和日本大使馆纠缠，这样也说应先和中国政府商量，那样也说应得中国政府同意，弄得以后军部要收买物资，关于数量和方法等问题都不能不和伪府先商量。伪府大多数主管人员都尽力去拖和挡，今天开会，明天谈判，弄得问题不能立即决定。他们希望的数量，尽量力争减少，购买价格也尽量力争提高，购买方法尽量使其有利于人民。凡是能够减轻人民负担和骚扰的方法，没有不力争的。这样掣肘和扯腿，所以以后敌军部非常愤慨，仍旧单独行动，不和伪府商量。但他们如果这样，我们便向日本大使馆抗议，弄得使馆和军部常常发生冲突，而且我们有时向陆军指摘海军方法不对，有时向海军责备陆军方法不行，弄得陆、海军也常常摩擦，这都是铁一般事实，不容捏造。这些虽然都是后来的话，但是我早于当时想到，在沦陷区域成立政府，只要我们不诚心听命于敌人，只要我们应付得法，去运用掭#，那就只会妨碍敌人的行动，不会加强或加速他们的行动，只有把敌人控制的东西收回来，不会把敌人没控制的东西断送去。
我因为经过了这些考虑，而且以为有个有能力的政府在沦陷区，也可以多少替人民做些事，作些主，所以参加了伪政府。当然，别人也以为这是汉奸理论，但是如果能够根据事实平心静气的研究，或者不致以为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狡辩。
我在伪府担任的空名如行政院副院长之类虽然不少，但是都没职责，既不能做恶，也不能做善。我的主要职务是财政部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上海市长、上海保安司令。现在就这几个职务，还有其他的两个兼任，略说我所做的事。
在财政部任内，把敌人所控制的关、统、盐三税都完全收回来了。伪维新政府时代，每月开预算向兴亚院领经费。当时盐税很少，关税、统税由兴亚院控制，除给少数与伪维新政府外，全部供给敌军使用。我陆续将两税全收回，不使供给敌人用。财部支出款项，除伪维新政府一向支付敌军之治安协助费等少数经费，我不便立即取消外，我没有支出一文供给敌军部使用，就是治安协助等费，以后也逐渐减少以至取消了。敌军用盐一向是予取予求的，我一定要限制其数量，一再与日本大使馆交涉，终办到日军购盐，其数量由财政部和日本大使馆订约限制。但是寇军不遵约定，大行走私，敌人有兵，交通工具又在他们手上，我也只得徒叹奈何，没有办法取缔了。伪维新政府时代所设立之华中盐业公司，垄断食盐运输，名为中日合办，实则权操日人。我费尽心力，和董事长李闳菲会同进行，协力设法，终把日本股本退出，完全改为中国官商合办，不久并改为纯粹的商营。这个虽然是一部分的事，也可见我从敌人收回利权的苦心和努力了。
我以行政院副院长的资格，当然兼任敌产管理委员会的委员长。这个委员会成立的用意是要把日本所控制的在华英美“敌产”中，与中国人有关系的收归中国方面管理，以便利中国人民。经我多少次的交涉，终能接收一部。其中本为中国产业而利用外人名义的，我都陆续发还原主；中外合办的，华股发还原主，外股则代为保管；事业则以极少数的租金，准予使用；至于教育机关则无条件的都予发还。
我又以行政院副院长资格兼任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长。本来敌军收买物资是独断独行的，我在前面也曾略提伪府不能过问，人民无处可诉。所以我们主张设立这个机关，要把他们收买物资的办法，如价格、数量、种类、时间和方法，都拿到这个审议会来审议。军部本可以自由行动的，现在忽然要受这个牵制，当然不肯，经过许多哄骗和周折，好容易才达到目的。我利用这个审议的机会，能改的就改，能拖的就拖。我故意把审议会期定为一个月一次，以后率性借故拖延两个月或三个月召集一次。他们筹办军需急如星火，未经审议又不便施行，常经由日本大使馆请求召开，我只要有口实可借，仍尽量拖延，因为这样，他们所受的妨碍和耽误实在很大。所以敌军部尤其是经理部，对于我和重要职员如陈君慧、袁愈?等都恨之刺骨。对于这个审议会也视如眼中钉，他们又不便提出取消，只有不理。所以以后仍旧恢复单独行动的办法，另行组织直接指挥的机关，例如总力社等进行购买，只把不重要的问题等到开会提出审议，以敷衍门面。
我为此事曾向堀内公使提出抗议多次，但是日使馆对于日军部也毫无办法。
现在略说中储券的问题。敌人当时发行军用票遍及华中、华南，敌人无限制的要发多少便发多少，而且发行数目中国方面完全不知，且以军票控制金融，操纵物价，人民生计受其压迫。为对抗这种现象，所以发行储备券来抵制。最初敌人尤其在华军部极力反对，以后虽然同意，但限制储备券的用途，一切公用事业只收军票，不准使用储备券。嗣经多方交涉，渐扩大。根据敌人反对储备券的发行和流通的事实，就可知他们发行军票于他们有利，发行储备券于他们不利了。后来经过许多的方法，好容易才把军票的发行停止。以后敌人的需要固然是仰给于储备券，但是并非敌军部直接向中储银行予取予求，乃是日本正金银行向中储透支。银行间的往来订有借据，事实上敌人投降前，正金所欠的款都已陆续以金条还清了。而且每次透支的时候，他们所要的数目，我都借故核减，决没有他们自己发行军票那样便利。发行储备券，废止军用票，即〔既〕可考查敌人所用的数目，又可相当加以限止，而中国金融、物价及民生也可不受其操纵。在当时的情形之下，为沦陷区金融、经济及民生设想，也是不得已中比较好的办法。而且中储券发行准备有黄金十六吨、美金三 百万元、白银三十万余两、日金若干（以上数字记忆不清，但大概不差，可查明），这些资产都交给中央了。
陈公博任伪代主席，要我兼上海市长。我以上海为全国经济金融中心，且为盟军登陆、国军反攻的连〔联〕系地点，中央迭指示布置，以便配合盟军和国军作战，所以也想担任上海市长。因此，要程克祥代电请示中央，后来送来戴局长回电谓：“中央同意蒋信兄（是我当时的化名）任伪上海市长”。三十四年一月就职，除积极训练布置税警总团、保安队及警察外，努力有利人民的事业，例如：取消敌人主张遍地设置之检问所，以便利人民之交通和运输；向敌人力争配给上海市民食用米及其他日用品；取缔借敌人势力扰民之警察等事。
这里还有一件事要说的，就是我虽然参加了伪组织，但却反对日本承认南京政府。因为我觉得，我们出来是在试探和平，终极目地〔的〕是希望全面和平。如果日本承认了当时的南京伪组织，全面和平一定会弄僵，而且可以影响到中央的国际地位。但是我是伪府的一员，怎能公开的反对？而且当时有许多人拥护汪为正式主席，因为伪府主席仍用林主席的名义，汪是代理，因此我更不便明目张胆的反对。当时我的主张和立场冲突，非常烦闷。正在这个时候，似乎是二十九年十月，张竞立由香港到上海，他说中央要阻止日本承认伪府，他打算到日本去，假装表示中央有和平的意思，告诉日本，如果日本承认南京政府，以后就没有和平的希望。
他虽然有日友西义显作向导，但是要我写信给首相近卫文麻吕和外相松冈洋右介绍，并可乘此表示南京方面也有人不主张日本立即承认伪府。我当时自首的事虽然没有办妥，但是中央所要做的事，于中央有利的事，我当然情愿竭力，所以就写了两封信交给他。不久，我因到日本热海去养病，乘便想见陆相东条和外相松冈，劝日本缓行承认南京政府。但是以我的立场很难措词，我到陆军省去看东条，有军务局长武藤在座，我不便明说日本不必急于承认南京政府，我只告诉他许多理由，说南京政府主席仍宜推戴林先生的名义。他说：“帝国政府就要承认国民政府了，我们不便承认一个主席还在重庆的政府。”我问他：“全面和平要紧，还是承认国民政府要紧？”他说：“自然全面和平要紧。”我便说：“那么你们为什么要因为比较不要紧的问题妨碍比较要紧的问题呢？”他一 笑，没有回答。后来我去看松冈，他在病榻接见，我和他较熟，谈得较恳切，他倒很明了。后来，因为军部逼他太厉害，他所派随张竞立同赴香港的田尻和船津，又没有得到中央确实的答复??我当时早知道中央是一种谋略，不是真要和??于是他也不坚持从缓承认南京政府了。这一段话不是希图卸责或诿罪，乃是说明我的政治主张。
现在要说我自首和协助抗战的情形了。
张竞立经沪赴日，说钱永铭先生对于当局非常关心。我和钱先生也认识，我知道他和主席的关系，所以在三十年的时候，我托交通银行秘书、友人李北涛来往于沪、港，与钱和杜月笙接洽，请其向中央输诚自首。因为我当时已实际体验到敌人的野心不小，主张虽分歧，而侵略的心思却是一样，抗战局势恐怕要更加恶劣，尤其是日本承认伪府以后，和平之门已经关闭。但是往来数次都没有结果。三十年冬敌人发动太平洋战争，上海租界被占，当时中央依靠租界掩护的各种活动都很受打击，敌人在上海举办保甲很有成效，中央工作人员更不容易立足。我想我报效中央的机会到了，不过没有相当的人员派赴中央，先是程克祥和彭寿两人在我底下做事，他们是戴局长笠派的人，我当时不知道，以后不知如何被李士群所知，把他们关起来了。杨惺华向李士群力保，我也和李士群谈过数次，程、彭便由杨惺华保出，带来见我，我便请他们到重庆向中央申请自首。当时本预备杨惺华同去，杨也很愿同往，后因为杨如果一旦失踪，敌人方面尚不致至注意，李士群等必定追究，因恐全盘失败，故不果行。彭、程于三十一年冬赴渝，三十二年二月回沪，携戴局长亲笔缄件，说已经呈准令我戴罪图功，准予自首，并指示工作方针。
这乃是自首的经过。所以，去年十月九日何总司令应钦谈话，谓本人和丁默屯阝早经自首。以后工作大要如下：１．设置电台。由杨惺华会同彭、程二人办理，在敌宪兵严密监视之下，实在不容易。起先设在杨惺华住宅，因为被人查出方向，几遭破获，遂流动搬徒。后又设在我的旧寓，也几乎被破获。如果破获，杨和我必遭敌人的毒手，彭、程更不必说，这种危险不是后方人士所能想象的。
２．探送情报。电台叫通以后，除筹款交彭、程组织情报网外，再由杨惺华、罗君强、马骥良分头刺探敌人情报，我也向他们的高级人员设法探访。几年来报告敌军行动，使中央有所准备；探刺敌军物资所在，使盟军容易轰炸，使地下工作人员容易破坏。有利抗战的情报，军统局一定有案可稽。
３．布置军事，配合反攻。三十三年春，中央再派周镐做联络参谋，到我那里常驻，我便介绍他做伪军事委员会科长，后来又介绍他做孙良诚部的总参议，更介绍他和张岚峰、吴化文各部密切联络，布置在苏北津浦、陇海各线，准备搅乱敌军后方，截断敌军归路，和中央军配合。后来又介绍他做无锡区专员，使和任援道联络，准备在京沪线上扰乱敌军。周在京以财政部警卫大队部做活动基地，活动费由我筹给，并令杨惺华及警卫大队长杨叔丹与周通力合作，从事策反工作，马骥良在事务方面协助。如果中央反攻，孙良诚等部必有重大贡献。后果虽然因为敌寇投降，没有机会表现，但是各部一年来维持地方、苦战恶斗的功绩也很可观。
４．营救和接济中央工作人员。中央工作人员经费断了接济，总设法维持，遇难的也尽力营救，姓名不能全记，最大的例如在沪掩护以后并保释蒋伯诚先生，保释李明扬，在京保释马元放，以后并资送他回渝。
５．诛锄奸伪。李士群替敌人做爪牙，危害中央工作人员很多，戴局长通知我铲除，使中央工作人员减少困难和危险。我便和罗君强、熊剑东磋商，历时四月之久，费款千多万（当时的千多万实在可观），终把他毒死。这个人一死，中央在东南秘密的抗战工作才能顺利进行。
６．保卫大上海。我就了伪上海市长兼保安司令之后，罗君强任秘书长，并调黄埔军校学生数人，分任要职，遂就我所能指挥的军警三万人，拟具保卫大上海计划。这个计划交由程克祥电呈中央备案以后，就根据这个计划配备兵力，排定战斗序列，并且补充军费，加紧训练。我想盟军如果在上海登陆，我们也必定有相当表现。以后虽然敌寇投降，没有机会表现使用，但是在中央军没有到达之前，我们维持了四十多天过渡时期的治安，未令一匪入市区，未向市内开一枪，市内没有发生大规模劫掠和焚烧，却〔确〕是有过这样的准备。
八月十二日，程、彭两人同来送交戴局长一个电报，内载：委座派我做上海行动总队长（后经呈准改为总指挥），负责维持上海和沪杭沿线治安，并指定归我指挥的部队。我便呈报遵令就职，并呈派干部人员，如罗君强等为副总指挥，罗并兼警察局长，杨惺华为经理处长，马骥良为副处长，编成各纵队，开始工作。上海情形本来就复杂，到了那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就更加动荡不安。敌军中的中下级军官，很多非常怒激，有一部分人想在上海实行焦土政策，如果上海被他们放了几把火，全市甚至可说全国的精华就要完全毁灭了。正在这个时候，对日军更有一种诱惑和一种刺激。所谓诱惑就是匪军想入市区，派人和日军联络，要他们旁观。本来日军中就有一部同情匪军，他们到了这个穷途末路的时候，更主张和匪军一起打游击战。
我便派罗君强、杨惺华、马骥良等多人，分别和其下级军官连络，我自己也和其司令官松井中将、上海陆军部长川本少将连络，告诉他们委员长广播的内容，要日军必定要听候中央命令。松井、川本虽然还识大体，但是他们的幕僚却多打官话。他们说：“日本军已经投降了，对中国军队不能抵抗，我们分不清中央军和匪军，所以只要是中国军队，不管是中央军或匪军，他们要入市区，我们不能阻止。”所谓刺激，就是上海市民受了敌人多年的压迫，狂喜之余，对持械日军常常唾面侮辱，常常燃放爆竹打在日军身上。这种行动即不能以力量禁止，劝说也没有效力，非常难于应付。万一一个日军开了一枪，打死一个市民，上海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情形。同时，失业工人突然增加，工潮澎湃，野心分子再加以利用，真是火上加油。所以那个四、五十天，上海时时有毁灭至少有大破坏的危险。上海一破坏，国家社会损失之大实在不堪设想。所以那个时期，我差不多每晚只睡四、五小时，电话铃一响，便心惊肉跳。侥幸各干部的努力，这样惊涛骇浪居然完全渡过。等到中央军政大员一到，我的担子才算卸下，中央交给我的任务也侥幸完全达到。我便电呈委员长，请准辞去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把警察交还市政府，把军队交给戴局长，偕丁默屯阝、罗君强、杨惺华、马骥良飞渝，自行投案了。
再说与第三战区的联系。接济盟军登陆，第三战区是最前线，所以我想和第三战区一定要保持联系。三十三年秋，和罗君强商请张叔平谒顾长官祝同，并携带我呈蒋委员长的条陈，请派大员来沪，做全盘的军事联络。张带回顾致我和罗的亲缄，嘱我们加紧努力，并且由张面告：顾不久飞渝请示。后来顾派其秘书谢企石到上海，又带来亲笔信，说我上的条陈已呈委员长，并由他呈准派赵其录驻沪，做军事上的联络。后来赵因病没有来，我便会同丁默屯阝，派黄埔一期生张海帆，携带配合反攻、清剿妨碍抗战的游匪各计划和日本军事重要情报（这个时候敌人将发动对第三战区的攻击），间道往谒顾长官和第三战区前线指挥官陶广接洽。这个时候双方军队对于扰乱敌两侧和破坏其后方接济，以及清剿妨碍抗战的游匪，都有密切的联系。顾派其高级参谋柏良，陶广派其参议杨思一〔义〕，随张海帆来到上海，作进一步配合反攻的计划，准备行动，不久日本就投降了。
在日寇投降前的二、三星期，日本从桐庐和温州等地向第三战区还进行了一次攻击。当时我很着急，如果第三战区受了打击，接济盟军登陆的行动要受很大的妨碍，所以和丁默屯阝商量，阻止敌军前进。费尽唇舌，敌居然在八月初停止进击了。这也许是他们预定的计划，但是我们的谋略也不能说没有影响。
三十三年夏，与丁默屯阝
托赵冰谷赴渝，与陈部长立夫、军
委会贺主任国光接洽，由贺呈准何总长应钦，派军委会高级参谋徐声钰、参谋柯仑随赵到沪，并携带何总长亲笔字两张，交丁和我，以作凭证。他们奉命和我们及丁筹组“军委会东南工作团”，我们立即筹备成立，和军委会通电的电台也很快的叫通了。几个月中也做了不少的工作，不久日军就投降了。
三十四年春，陈部长立夫派林尹到沪和我及丁默屯阝连络，积极发展沦陷区文化和党务，设立“正风团”。林说已由陈部长呈准总裁，派林尹、胡鄂公、张国淦、丁默屯阝和我为主干，我们就开始工作。七月底由胡鄂公赴渝报告并请示，但是他还没有到重庆，日本已经投降了。
这便是我自首后协助抗战、维持地方的大概情形。至于和中央驻沪的刘百川、罗保〔宝〕协力，援助其工作不在内。有人必以为这是投机取巧，我想一个人如果要拼着生命去投机取巧，这个投机的代价实在太大，这个取巧的办法未免太笨。我在虎口中做工作，其危险实在不亚于前线作战：第一，我向来是和日本人抬杠子的，所以有些日本军官尤其是宪兵，加了“和平的抗日者”和“重庆分子”的帽子在我头上。这是事实，当时许多人都知道，我不能凭空捏造。所以，敌宪兵中的激烈分子都想得我而甘心，假使有一个把柄被他们拿着，他们还肯放松？如林之江在沪，金之凤在苏，因中央关系被捕，敌宪兵想尽办法要他们攀扯我，就是一例。而我和中央信使往还这样频繁，工作又这样紧张，每天都有被他们抓住把柄的危险，也就是每天都有送命的危险。这不是我捏造，戴局长曾有两次电报叫我注意，说敌人要解散我的税警总团，并且于我有不利的行动，他已得了确实的情报。第二，反攻的时候更不必说，中央常常来电催促，说盟军登陆在即，准备要加速进行。我是一个文人，负了这种军事责任，虽然干部都是有能力、有经验的军官，终觉得前途危险，艰难不能想象。自己平常深深的惭愧，深恐辜负了主席提携培成之恩，所以决心于反攻的时候，于混战或乱军中一死以报。如果我能知过去未来，预料到敌必无条件投降，上海及周围不要血战，我也因此没有危险，那我便是投机取巧，但我没有这种未卜先知的本领。中央的指示，我自己的观察，都是断定上海必有一场恶战。所以以一命报国家，以一 死报主席，以赎过去的错误，乃是我当时的决心。命都不要，死都不惜，投机取巧为的是什么？如果说当时我无路可走，不得不如此，那我要提请注意：我呈请自首效命中央的时候，正是敌军在太平洋很猖獗，德国在欧洲占优势，日苏订了中立条约、保持友好关系的时候。
以上便是我简单的自白，我不想狡赖，不想卸责，不想诿罪，只是赤裸裸的简单叙述过去的事实、个人的心迹和政治主张，是非功罪，当敬候法律的裁判。
附注：
１．数年来与中央各机关联合剿共诸事实，因系政府秘密，不便公开，故自白书本文中概未详列。
２．自白书拟请准予在庭宣读，并援陈公博例，准予发表。
自白补充
现在要说一说以二对一为比例，用中储券收回法币的经过。这是我非常痛心的，良心上非常对不住沦陷区人民的一件事，但是也经过了许多苦心，现在简单的说一说：当时长江一带及广州流行三种货币，即法币、储备券和日本军用票。储备券和法币是一对一等价流通的。当时日本军用票的力量最大，因为储备券发行不久，基础不固，实力不充；法币又因政府西迁，政府维持法币力量还不到沦陷区，所以日军票力量最大。在华日本军部是反对中储券发行的，所以对中储券没有好感。他们拿军票的力量用种种方法压低法币的价格，以打击法币。储备券和法币是等价的，法币跌价，同时储备券也跌价，他这样以一石二鸟的方法，同时打击法币和储备券。所以中国的两种货币一天一天的跌落，物价一天一天的上涨。我再向其经理部交涉，要顾念中国的民生，不可这样乱来，但是他们以为法币是敌性货币，要加以打击。我那时对于维护法币丝毫没有办法，良心非常不安，不得已只好退一步，谋储备券的自全之道，这就是要避免储备券随着法币的跌落。要达到这个目的，就是脱离储券和法币的比价，储备券自行另定一 种价格。但是一种货币另定一种价格，定要和别一种货币定一 种比价。储备券既和法币脱离比价的关系，而因太平洋战争发生，又不能和美金发生比价关系，不得已只好和日金之间成立比价。好象在三十一年一、二月间，那时敌人已把法币和储备券压低到法币和储备券一元只值日军用票四角多，我便和日本人交涉，想把中储券一元定成等于日军用票五角的比价。他们绝对不赞成，继续以很大的压力压低法币价值，同时也就是压低储备券的价值。到了好象三月间，每元法币或储备券的价值跌到只值日军票一角五分了。这时人心惶惶，市面动摇不安，我真急得要死。法币没有办法了，但是储备券不能不即谋存，于是托伪府最高经济顾问青木一男和军部交涉，想办到储备券一元等于军票两角，但是市场上储备券或法币一元实际上只值日军票一角五分。军部不肯把日军票和储备券的比价定的比市场上实际比价高，所以他们主张就市场实际情形来定比价，就是储备券一元等于日军票一角五分。后来再四交涉，日方才肯让步，采取储备券一元等于日军用票一角八分，于是储备券和法币就脱离了比价关系。这好象是三十一年三 月底或四月初的事。敌军仍旧以压力打击法币，储备券的价值虽然安定了，而法币却受了日军票的压迫，继续下跌。我便托青木一男问日军部是否要把法币压低到一文不值，如果他们是这个政策，他们就错了。因为他们的目的在打击重庆政府，而和平区的法币不是在重庆政府手上，是在和平区的人民手上，所以如果法币被军票打的一文不值，重庆政府不会受一点损失的，是和平区人民受损失的，那么南京政府就不能坐视，所以我对于把法币打的一文不值就绝对反对。后来青木从中奔走，提出以储备券收回法币的办法，我也赞成，但关于收回 的比价问题却发生了争论：我主张一对一收回，日方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储备券和法币已经脱离了一对一比价，不能再以一对一收回，他们主张照市场上实际价格收回。那时法币已经跌到一元等于日军票一角或九分了。敌人的意思要把法币压到一元等于日军票六分，然后再以储备券一元收回法币三元（因为储备券的价值已固定为一元值日军用票一角八分）。我仍然反对，并托青木回东京，向他首脑部交涉，结果以折衷办法定为储备券一元收回法币二元，青木因此大受军部的攻击。
我的苦心和力争经过，上海金融界都知道的。当时上海银行公会会长叶勋好几次对我说，全靠我主持力争，否则上海金融崩溃，人民损失必定更大；不是我力争，连二对一都不可得。
这虽然是事实，但是我没有争得到一对一，我心里非常痛心，今天把经过说出来，不是想推诿责任，不是想减轻罪过，乃是想借这个机会向当时和平区的人民表示无限的歉意。法币既然以储备券收回，市场上就没有法币了，其当然的程度就是禁止法币流通。这件事就法律上说，乃是犯法的行为，所以法律对我的处分，我甘心情愿的顺受。不过就经济的观点说，我觉得法币不在沦陷区流通，对于抗战区的经济是多少有利益的。
这不是我狡辩，因为我不想因此减轻责任。沦陷区如果流通法币，敌人就以这些法币向抗战区的边区收买物资，就是等于内地的物资源源的流入敌人之手。因为敌人就可以无限制的得到法币，就可以无限制的吸收内地物资。现在沦陷区没有法币了，敌人就没有吸收内地物资的工具了，内地的物资流入敌人之手至少可以大大的减少。以后敌人要吸收内地的物资，就在边区设法以储备券收购法币。因为敌人需要法币很厉害，所以法币日益涨高，储备券日益跌落，这就是敌人不易得到法币的原因。如果沦陷区法币能自由的源源流通，敌人很容易得到法币，法币的价值就不会这样涨高。
这都是事实，狡辩是不能制造事实的，所以我说禁止法币在沦陷区流通，法律上虽然是犯罪行为，经济上是于抗战的物资和金融有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