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５年１１月）

我这篇回忆是从二十七年离川写起，是一篇自白，也可以说是汪先生和平运动的简单实录。本来在今日大统一时候，我对于保存国家和地方人民元气的心事已尽，对于汪先生个人的心事已了，是非功罪可以姑置不论。但既然奉命要写一 篇简述，那么，对于汪先生的心境，我是不能不说的。不说明汪先生的心境，和平运动就无法说明它的起源。对于我的主张也不能不说的，不说明我的主张，这几年来的经过便无从说起。对于这几年来我的工作和心情也不能不说的，不说明，便不知道这几年来此间人们的苦斗和挣扎，类于矫饰，而不是坦白的自白。我也知道，我参加和平运动的经过，由反对而卒至参加，重庆的同志们都很了然，就是不写，大家都很明白。因此，我决定不诿过、不矫饰，很简单的写一篇回 忆。不过，我对于汪先生的心事是算了了，然而至今还抱极大的缺憾的，就是我自民国二十年底回到南京以后，总想这次外有日本的侵略，内有共产党的捣乱，国民党不至于再有破裂了罢。若要不破裂，只有从我做起，所以由民国二十一 年起，以至汪先生离重庆止，而且一直到现在，我对于党始终没有批评过，对于实际政治也没有批评过，然而还有汪先生离开重庆一件事，更有组织南京政府的一件事，这是我梦想不到，而引为绝大遗憾的，以下分段说明这几年来的经过：

（一）汪先生的心境关于汪先生的和平理论，我不打算写了，汪先生的和平理论，这几年来有出版的言论集。我要写的是汪先生由民国二十一年以至民国二十四年，尤其是民国二十五年后的心境。明白了汪先生的心境，便可以知道汪先生主张和平的动机。

汪先生在民国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之役是主张抵抗的，在民国二十二年长城古北口之役是主张抵抗的，在二 十一年曾因张学良不愿意抵抗而通电邀张学良共同下野，因此出国。在长城古北口之役，又匆匆自海外归来，共赴国难。

那时候汪先生总以为中国只有抵抗才有办法，可是也因长城古北口之役卒使汪先生所受刺激太深。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军火同敌人的军火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

汪先生那时不但主持行政院，而且兼了外交部长，我当时大不以为然，在南京的同志也大不以为然。外间的批评都集中于汪先生一人，以为主和的只是汪先生，所以当日许多人都曾劝过汪先生，说上海的淞沪协定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协定是事后才知道的，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汪先生说：“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就要负一切责任的”。汪先生这一句话，可以表明他当时的心境。同时，他还对我说：“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我告诉他，外间的批评很是恶劣，我希望汪先生事事慎重，汪先生很愤懑的答复我：“我死尚不惧，何畏乎骂？”我只得默然了。

到了民国二十三年，环境更是一天一天恶劣了，当时的国事，我知道是蒋先生和汪先生共同负责的，然而外间的观察显然已划分为两个分野。我也知道汪先生不惜牺牲，愿意替国家负责，愿意替蒋先生负责，可是据我观察，国事至是，危险非常：第一，中国要战，应该举国一致；中国要和，也应该举国一致。如果把蒋先生和汪先生认为两种主张，那么国内不难明显的分为和战两派。在大难当前，而有党内两个不同的见解，可以促成党的分裂。第二，国内捣乱的分子很多，惟恐国民党团结，惟恐蒋、汪真正合作。有此分野，更易予挑拨者以机会。国的分裂、党的分裂，是我决不愿再见的。那时国内的报纸对于汪先生攻击已渐渐明朗化了，例如南京有一家报纸记载日本公使有吉回国，汪先生送他到车站，还哭了一常报上便讥讽汪先生，登了两首诗。那两首诗的全文，我已忘记，只记得有两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我那时真苦闷极了，我不是不爱国，同时我也爱汪先生，极不愿汪先生就这样牺牲了。因此，我又劝汪先生辞职，等到和战大计决定之后再负责任，也不为晚。

我正在劝汪先生辞职的时候，倏然听到一个消息，说汪先生的儿女也反对汪先生兼外交部长。有一晚，汪先生夜膳，喝酒微醉，家人又反对他兼外交部，汪先生大哭，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部长？”我听了之后，非常难过，同时想起上海“一?二八”之役，陈友仁辞职以后，汪先生对我说，“蒋先生意思要我做外交部，我力辞不干。当时我不干有两个理由：第一、因为英美报纸久已宣传我是一个极端左翼分子。

那时外交正在紧迫，不能不靠英美帮忙，如果我干外交部，恐怕和英美隔膜，于中国无利。第二、我的性格最不喜欢应酬，而外交官第一个要件就在应酬，这样我干外交部，于公于私都没有好处。”不过，我听见汪先生这一句“聪明人不肯干外交部”的话，立时想起替汪先生分谤，顾不到英美的隔膜和我自己的性格了。第二天我遂见汪先生，提出我愿意干外交部的意思，汪先生说：“我现在干外交部，就是人家不听我的话，还得考虑一下。如果你来干外交部，恐怕人家连考虑也不会考虑”。我说：“这样，请汪先生向蒋先生说，我自告奋勇去干驻日公使怎样？”汪先生说：“你要替我分谤的心事，我是明白的。可是外交部和驻日公使是一样的情形”。我听了之后，更无话可说。

民国二十三年下半年，我的确苦闷达于极点，除了一般人攻击汪先生主和之外，还有些人见了汪先生便主和，离开汪先生便主战，还有些人力劝汪先生不要主和之外，并且来见我，要我苦劝汪先生不要主和。其实当时情势混沌达于极点，战固说得太早，但和也无从说起。我劝汪先生以暂退为宜，最后我见汪先生坚持负责，我只好单独向汪先生提出辞职，可是我每一次辞职，汪先生总不答复，这样一直延至民国二十四年夏天。

民国二十四年夏天，大概是六、七月罢，汪先生肝病复发，到上海进医院了，后来依医生的劝告，又到青岛养玻在八月间初旬，我在南京接到汪先生一个电报说：“黄季宽刚由重庆见过蒋先生回到上海，携有对日方案，定于八月五日由沪来青岛”，嘱我同黄季宽一同到青岛一谈。我于八月五日在南京飞机场等候黄季宽，当天飞至青岛。下午同黄季宽一同见汪先生，汪先生那时病得很消瘦，看了那个方案以后，没有说什么话，回头只对我说：“公博，你是不是还想不干？”我说：“是的。”汪先生说：“这样也好。”我听说汪先生允许我不干，如释重负，和黄季宽一齐退出来，当夜便和青岛市长沈鸿烈痛饮一顿。第二天早上，我和朋友喝酒，没有去见汪先生，到第三天中午还是喝酒，汪先生派人来找我了。

我酒还没有大醒，便去到海边一个别墅见汪先生，这是我自有生以来和汪先生面红耳赤说话的第一次。过去我虽然常和汪先生讨论，有时免不了辩论，然而那一次简直可以算吵起来，事后回想，真不胜悲凉之至。汪先生一见我，便很严肃的问我了：“公博，你说不干，是真的不干吗？”我说：“我不愿干，自去年已决其心，那还是假的？”汪先生说：“我病还没有好，或许今天我的说话是病态的说话，我不独我要干下去，我劝你也要干下去。”我那时真是醉还未醒，我说：“汪先生能否容许我说几句话？”汪先生说：“当然可以。”我说：“汪先生你说你是病态的说话，我今日则是醉态的说话。

现在许多人都骂汪先生是‘秦桧’，我今天就承认‘秦桧’是好人罢，但‘秦桧’是牺牲了，然而终无补于南宋之亡。一 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但是卖国还是有代价，象今日的情势，日蹙国百里，谈不上卖国，简直是送国罢了，我想送国不必你汪精卫送罢！”汪先生奋然说：“公博，你的话是为汪精卫说的，不是为中华民国说的。人家送国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也快要到五十岁了，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目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 分，这是我和你的责任。因此不独我要干，我劝你也要干！”

汪先生这番话使得我无话可说，我只好说：“汪先生既然要跳水，难道我好站在旁边袖手吗？”我是在八月十日回南京，同时我知道蒋先生将于二十日左右回京，可是在十八日我接到汪先生一个电报，说他决定辞职，我禁不得一喜一疑，喜的是汪先生肯辞，疑的是汪先生在青岛时那样坚决要干，不到十天又坚决辞职。可是我的心情，只求汪先生愿意不干，其中变化的理由我也不再去问了。

那年十二月，汪先生被刺于中央党部受伤了，更因受伤而出国疗治了，我对于汪先生受伤是极痛愤的，对于汪先生出国是极高兴的。汪先生出国一直到西安事变后才匆匆归国。

自西安事变发生后，汪先生更是倾向和平，以为中国对日应该寻出一条和平之路。如果中日两国战争，结果在国际恐怕只便宜了苏俄，在国内只替共产党做机会。总之，汪先生的心境、他的主和，远因是受了长城古北二之役的影响，近因是受了西安事变的刺激，或者他人的观察和我不同，而我个人的观察还是自信是比较正确的。关于汪先生的心境，我写得似乎太长了，但不详写汪先生的心境，便无从说明汪先生主和的症结。至于后来因主和而离开重庆，那是我始料所不及，并且我前后反对了二十余小时，还不能阻汪先生的离渝，那更是始料所不及了。

（二）和平运动前后和我的主张

如果有人问我：汪先生的和平运动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实在没有方法答复，因为我至今还不知始于何时。在汪先生通知我的时候，我只知尽我的力量反对，无暇探问始于何时，到后来事机已经成熟，我仍是反对，也懒得去探问始于何时。

大概是二十七年十一月初罢，时间我已记忆不清，我正在成都筹画如何训练党员，和公开在四川省党部召集在成都的中学生分期演讲“三民主义与科学”，我接到汪先生的电报，说参政会开会在即，嘱我早一两天到重庆。本来我在党里是被指定为参政会内国民党党团的指导员，因此我即起程赴重庆。

到达重庆，我还记得是早上去见汪先生的，当时汪先生通知我，对日和平已有端绪，我真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一 句话也不能说，只听汪先生自己讲述。我心想真是太奇怪了，这样大的事情，为什么汪先生事前一点也不关照我？当时在座的，我一时也记忆不清，仿佛除了汪夫人之外，有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几位。我等他们走后，我听见汪先生所说，又仿佛蒋先生是不知道的，又仿佛说待时机成熟，汪先生还要离重庆的。我听了之后大不谓然，因为那是太反乎我的主张，我当然对汪先生陈述几个理由：第一是，自从国民政府于十 四年七月一日在广州成立，以至北伐成功，中间经过好几次党的分裂，好容易在民国二十年底宁粤合作，党复统一。方今国家多难，不容再破。第二是，对外问题，首在全国一致，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固然在战争时候，和战见解，国内或有不同。但尽管别党别派不同，而在国民党内万不可有两种主张，否则易为别党所乘。党一失败，国亦不救。第三，日本情形，我绝不熟悉，但由过去几年交涉而论，日本绝无诚意。日本对中国的要求，什么是他们的限度，我们是没有方法知道的。对于一个国家，我们不知道我的对他要求至何限度，而卒然言和，是绝对一件危险的事。其他还有许多理由，我现在也记忆不清。要而言之，我固然反对汪先生言和，更反对汪先生离开重庆。这样辩论到十一时，汪夫人说，你们辩论时间太久了，食过中饭再来谈罢。我离开汪公馆，便一迳到中南银行找佛海，并顺便找陶希圣。佛海对我说：“你一定吓一跳罢？”我说：“怎么不是呢，这样大的事，为什么到今天汪先生才通知我？”佛海说：“我也对汪先生说过应该通知公博，可是汪夫人说，公博近来太懒，等到成功再通知他。若是我们都走，他是不能单独再留的。佛海的说话这样，陶希圣也是一样。我听见这句话，默然无话可说，只得长叹一声，心想：那里怕我懒，只怕我反对罢了。中午食了午饭，我再见汪先生，力陈不能和、不能走的理由，那样又辩论到黄昏，我才回旅馆。以后我每次见到汪先生都不赞成这个主张，后来汪先生说，这事虽有头绪，尚无结果，等到将来发展再谈罢。

说到此地，我可以说说自民国二十年底到离开重庆，甚至乎到今日我的主张了。我的主张说起来是很简单，就是个人无论如何牺牲，最要紧党万不可以再破裂。我还记得在扩大会议失败之后，我个人到了欧洲住了半年。在二十年广州有非常会议召集，我即没有过问。到了九月，我想这样住下去也是不了，倒不如回国试试进行一种党的团结。归途刚抵锡兰的哥伦堡，即闻有沈阳“九?一八”之变，我还记得当夜在船上做了一首诗：“海上凄清百感生，频年扰攘未休兵，独留肝胆对明月，老去方知厌党争”。自是决心进行党的团结，中心总以为党有办法，国事才有办法，否则党一失败，国亦随之而亡，纵幸不亡，亦必衰败。

但要党团结，先从那里着手呢？我以为先须从本身着手，因此，我自二十年底回到南京以后，对于实际的政治从来不批评，对于党也从来不表示意见。老实说，我并不是没有批评和意见，但是再想，多一种意见，便多一种纠纷，而且更自己反省：我的意见是不是绝对好的，就是好，是不是能行的。倘不是绝对的好，那更不必说，倘好而不能行也不必说。

我为谋党的统一和团结，先不必期于别人，还是先求之自己。

我心中所祈求的，党万不容再分裂，蒋先生和汪先生千万须合作到底，这是我在二十年底回南京后以至今日的一贯主张。

而且当日国家实在也太危险了，中日问题时刻都有立刻战争可能。军需工业，中国还谈不到，而且也不可一促可几。

但中国每年缺乏食米一千六百万担怎么办？每年缺乏面粉二 千万担怎么办？民国二十一年中国棉花产量只得七百万担怎么办？中国一有战事，衣食均缺，真可不战而屈，这都是我的实业部职权范围，我应该埋头于解决这些问题。党的问题，我为团结，我且让其他同志干去。

我对党务求团结，不但我在实业部四年如此，就是我离开实业部也是如此。我还记得我离开实业部后，张岳军曾奉蒋先生之命，征求我做意大利大使的同意，我坚辞不就，固然我的母亲太老，我不愿意离开她，同时我深怕离国太远，而汪先生又离国治疗，易为造谣者制造谣言的机会。党内的谣言一生，结果有时非意料所及。我离实业部以至“八?一 三”事变，始终未离南京一步，这是我力求党内团结的苦衷，当时或者没有人会了解的。

在民国二十七年我们退到汉口时候，党的统一呼声又起。

我记得有一次陈立夫和陈辞修两先生来德明饭店看我，陈辞修先生说：过去党的纠纷，我们三个人都应该负责任。我笑说：在民国二十一年以前，可以说我应该负完全责任；在二 十一年以后，我绝不负任何责任。立夫先生也说：这几年来，公博先生实在没有负责。党的统一是我极端赞同的，不必等到二十七年，我在二十一年已经开始以静默的态度而等时机的来临了。其实在我历年的回忆，在每次纠纷当中，我都不是居于发动地位，而结果每一次都变成首要。例如十六年宁汉分立，我在南昌主张国府和总司令部都迁汉，当时我知道共党并没有多大力量，总想以国府与总司令部同时迁汉，可以镇压下去，但后来毕竟引起宁汉分立。在十分年自《革命评论》停版以后，到了欧洲，本想作久居之计，后来汪先生和汪夫人促我回国，遂有张桂军之役和扩大会议。至今回 忆，自己也觉有些不可思议。我叙述这些经过，我并非诿过，并非卸责，因叙述之便，不禁引起这么的感想。

至二十七年的十一月底罢，时间我已记忆不清了，我又接汪先生从重庆来一个电报，叫我立刻至重庆。我到重庆时，汪先生告诉我，中日和平已经成熟，近卫已表示了几个原则：一、承认满洲国。二、内蒙共同防共。三、华北经济合作。四、取消租界及领事裁判权。五、相互不赔款。中国如答应，则日本于两年内撤兵。我对于第四、五两原则没有意见外，其余第一、第二、第三等原则都不赞同，尤其不赞成的是汪先生离开重庆。我的大原则是“党不可分、国必统一”。党的分裂痛苦，我已受够了。我们要救国才组织党，今党不断分裂，救国更何从谈起？汪先生说：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而且，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我们难道袖手以待亡国吗？现在我们已无路再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们结果必为共产党的俘虏。当时我已辩无可辩，我说：我在二十六年底奉蒋先生之命至欧洲，当时原可以不必急急归国，当日很多人在欧美多借口办理外交或采购物资，消遥海外，以待世变。我不忍各同志在国内挣扎苦斗，故愿同甘共苦，匆匆求归。我的志愿如此，我宁愿真到了这个时期，一同牺牲算了。汪先生说：我们革命党死何足惧，难道眼前看几千万的老百姓也跟着我们同死吗？汪夫人这时说：好了，我们一定走的。你不走时，一个人留在此地好了。我们辩论，到了此时，已经无法可辩，我已无法阻汪先生离渝，至于以后怎样，我不得不再考虑。

汪先生是决定于十二月二十左右离渝了，我回成都以后，苦闷达于极度，第一，想到我不随汪先生走，不难人家看作我个人在内地作汪先生内应的工作，就是不这样看法，我也不忍眼看各人在我面前大骂汪先生。第二，想到我若跟汪先生走罢，数年来我苦心孤诣、隐忍自重以求党的统一的苦衷尽付流水。第三，我更想到：倘然是和平成功，东北是丢了，内蒙共同防共也等于丢了，所谓华北经济合作也等于共有，于中国前途绝无好处。自回成都以后，每夜都不能合眼，我只有最后一个希望，即离川以后，以个人的努力，阻止汪先生组织政府，更希望党对汪先生的制裁能够缓和，减少汪先生的冲动，这样我可以从容努力。如果汪先生能够中途中止他的行动，这是旦夕所祈求的。时日已记不清楚，大概在十二 月十三、四左右，汪先生派一个副官来成都通知我，叫我务于十八日到昆明。我因天气关系，延至二十日始由成都飞云南，但汪先生已先一日赴河内，我只好赴河内。到了河内，我写了一封信呈蒋先生，托张岳军和朱骝先两先生转呈，中间略述我的主张，并盼党能对汪先生宽大，使我得尽最后的努力。

在河内住了几天，近卫声明已发出，汪先生起草一个答复，交周佛海、陶希圣和我三个人带香港发表，是即所谓艳电。我临行之时，力劝汪先生不要离河内，并且不要和日本人来往，以示无他。我回到香港以后，心想我的心愿已了，只求汪先生不要再有行动，或者可以得重庆各同志的谅解。

中央党部终于二十八年一月一日对汪先生下了处分了，末后更有曾仲鸣之死，我想我劝汪先生不要离开河内的主张怕又会中变了，我那时悲观达于极点，想请汪先生不要离开河内恐怕不能实现了。我那时真足感觉人微言轻，以我和汪先生二十年的关系不能阻他离渝，以六年来苦心孤诣以求党的团结统一而败于一旦，我尚有何话可说？恰值我的母亲病重，我遂闭门不出，更不表示意见。不久听见汪先生赴沪了，而且更听见汪先生要到日本了，我忍不住，打一个电报给汪先生，那个电文我已不存，我只记得大意，说以先生的地位万不宜赴日，并且最后一句话说得很严重的：先生如此，何以面对国人？汪先生复我一电，说弟为国家、人民而赴日，有何不可以对国人？而且在此国家败亡之时，更不计及个人地位。我接到这个电报，又只有长叹而已。

大概是二十八年夏末罢，汪先生到了广州，叫我到广州一行，并且派人对我说，他和日本已定有一种君子协定，他不求我赞成，只希望一见，以便讨论。我到广州住了两三天，汪先生出示中日的君子协定，现在内容我也记不清，大致和近卫声明及后来的中日基本条约差不多，我终认为不满，非中国所能接受。

不久，上海又召集干部会议，邀我和何炳贤出席，我决定不去，只是何炳贤赴沪。我嘱咐他：最要是阻止汪先生组织政府，其余善后问题，我再设法挽救。其后，何炳贤的确极力反对组织政府，并且和当日出席的人起了非常激烈的辩论。我当日一种痴想，以为我什么都不参加，或者汪先生不致于组织政府，那里知道以我个人之力，阻不了汪先生的决心，更不能排除当日的群议呢！

到了十二月，汪先生又要我到上海一行，说中日基本条约的草约已开始讨论，如果我不到上海，以后就是反对也来不及。我想这或者是一个关键罢，如果我一反对，那么组织政府可以延搁，以后就要和平，也可以等到全国一致才举行，因此我又到上海住了半个月。那里知道我到上海时候，所谓基本条约已讨论了一半，因此我知道汪先生是不必等我来才讨论了。我住了上海半个月，只是和须贺辩论些海军问题，这都是无关宏旨的虚话，我再无心逗留，终于十二月底又回到香港。在将离开上海的几天，一夜汪先生请我们吃饭。我碰见影佐祯昭，我说：“那里是基本条约，简直日本要控制中国罢了。”影佐答复我说：“在目前不能说日本没有这个意思。”

饭后，我把影佐的话报告汪先生，并希望汪先生慎重，汪先生忿然说：“我们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国。”

（三）南京政府的组织和我决定的原则

我是二十八年十二月三十回到香港的，当日我在上海时候，已听见有组织政府的消息，可是汪先生始终没有和我谈起，只是从旁听说某人预备做什么部、某人预备做什么部而已。我反正不愿与闻，就不愿与闻到底，我心想赶快离开上海再说。同时我希望重庆急急想出一个办法，我不是说因为汪先生要组织政府，重庆不能不及早谋和，而是重庆最好有一种表示，使上海一班人们不至急于出以积极行动。可是我回香港以后，我没有办法通知重庆，在香港谁人可以代表重庆，我是不知道的。我在二十七年到欧洲时候，曾携张岳军先生一本《群密》，在八月时已知道不适用了。正在焦急之中，在二十九年一月的初三或初五罢，陶希圣和高宗武两位早上忽然来访我了，我吃了一惊，问他们为什么来香港，他们说我上船之后，他们也隔一两日便走了。他们两人当时并没有说什么，只说他们走后，汪先生便更要找我了。我当时实在惊诧不已，找不到什么话可谈。等到第二天再找他们时，一 个也找不着，我那时实在不知高、陶两位的意见，在沪时候他们对于佛海不满意，说了佛海许多闲话我是知道的，至于对基本条约不满意，我始终没有机会听到。直至后来他们公开发表基本条约的密约初稿，我才恍然大悟，我对基本条约不满和反对组织政府，他们很是明白的，但为什么不对我说呢？不赞成汪先生组织政府，也为什么不早对我说呢？

汪先生毕竟赴青岛举行会议了，在事前我是毫无所闻。不过至今回想，就是事前有所闻也毫无用处，那时似乎箭已离位，扣弓无益。我心想汪先生实在太危险了，在一般和运的分子，我所稍稔熟的只有周佛海和陶希圣两人。佛海是我在民国十年认识，其后以服务的不同，不但谈话很少，就是见面也很少，至于希圣是比较稔熟的，现在已和高宗武脱离，在上海、在汪先生左右的，我实在找不出一个熟人。汪先生脾气易于冲动，我是知道的，如果径情直行，对于汪先生的前途、对于中国的前途，我真抱莫大的忧虑。

我只是在家忧虑，如是又延至三月初旬，汪夫人又来邀我到上海。我问汪夫人是不是要组织政府，汪夫人说你对于这点赞成和反对，请你到上海对汪先生说。我还记得在我临行之前数夕，曾和钱新之、杜月笙两先生见一次面，他们问我是否要到上海，我率直答复：“是的。”他们拜托我最好劝汪先生不要组织政府，我说当然要劝汪先生。同时我表示我实在对高、陶两位不满：倘然他们早些对我明白表示，或者合三人之力，可以阻止汪先生。末后我仍希望他们两位转达蒋先生：有无更好的办法，使我得以从中尽我最后的努力。

我是在三月十三、四日到上海的。比到上海时候，“还都南京”一切都准备好了，我简直无法开口，我知道再劝也是没有用的，不过劝虽无用，也不能不劝。汪先生说：“政府”再不组织，只有宣布和平运动失败，人也全散了。我知道事已至此，挽救是无法了，今后只有从事补救的一法，当时我向汪先生提出两点：第一点，战由蒋先生战，和亦当蒋先生和，南京只好处在一个中间交涉的地位。换一句话说，南京极力向日本交涉，得到最优的条件，通知重庆，务必全国一 致，然后乃和。第二点，南京对于日本在中国作战，应当极力阻止，尤其万勿命令所辖的军队参加作战，以免由外患而转变成为内战的方式。这两点意见，汪先生极为赞成，并且说我这些意见就是他的意见。

汪先生允许我的提议，并且要我干行政院，我坚辞不干，转而就立法院。我昔时极愿以闲散之身，使得心胸稍稍宁静，徐谋补救，使国家和党复归于统一。至于我本身又该怎样呢？

我自己也决定我应该做的几件事：

第一是反对中日基本条约。在基本条约签定以前和在签定以后，我都一直反对。二十九年底算是正式签定了，在正式讨论的时候，汪先生叫我参加讨论，我坚辞不肯，因为我知道要修改只是文字上的事，如果我参加讨论，那么签定以后，我再不好反对，我要保留反对的地位，所以不肯参加。在签定后，阿部信行大将其时是驻南京的大使，他问我基本条约会不会发生影响，我说，绝对不会发生影响，因为：第一，所谓基本条约，顾名思义，应该谋中日两国友好的百年大计。

照这条约的内容，连停战协定都够不上，更谈不上基本。第二，照近卫声明，口口声声说“东亚新秩序”，但基本条约内容无一条不是旧秩序，而且是旧秩序中最坏的恶例。不过这个条约固然发生不了好影响，也不会发生恶影响。阿部问，这是何解？我说，一般现象已经恶极了，大家都已对日本不谅解，这个条约不过是对日不谅解中一个证明而已。其后无论本多、重光来任大使，我都这样反对。三十一年和东条英机见面，也是一样反对，并且对任何中日人士，我都这样解释和宣传，直至三十二年底，才把所谓中日基本条约废止。

第二是反对华北特殊化。在基本条约中在华北中日经济合作，只是那么一句话，但事实上何止合作？简直是独立。在二十九年三月底，我得到美联社一个消息，说北平兴亚院的森冈很怕南京政府还都，影响到北方，曾秘密电东京，主张华北应当采取永久半独立的状态。我在二十九年五月以答礼的名义赴东京，首先对米内内阁总理和有田外务大臣提出质问，而且更对近卫文?质问。米内和有田极力否认，而近卫则因已下野，说是否有此事，他以不在其位，毫不知情。然而事实上，华北何止“独立”，简直是一个国家，举凡政治、军事、经济、金融、交通，无一而非独立，尤其特殊之特殊。

南京和北平的文书交涉和一切接洽，都要经日本的手。我在三十一年又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日本杂志，题目是《告日本国民》，当中一段攻击华北特殊化，并说我们绝无南北之见，要中国南北分立的不是中国，只是日本罢了。因为那时日本宣传说中国的南北见解不同，似乎华北的特殊化是中国北方的要求，而不是日本故意使其分立，所以我有这么一篇公开的言论。华北独立，一直至基本条约废止之后及日本采取所谓对华新政策，才慢慢有统一的倾向，然而也是倾向为止，因为日本军人把持于上、商人把持于下，至日本投降时候，还保存一种特殊的状态。

第三是提倡民族主义。南京政府还都之后，三民主义重复在沦陷区内公开宣传，我尤其极力提倡民族主义。我深怕人民习惯于日本统治，更怕军人习惯于日本支配，使得中国永远不能翻身。我对汪先生提议：重复设立政治训练部，我的用意，因为在南京政府还都时候一个兵都没有，所有的仅有任援道的绥靖军和日本利用完了的谋略部队。这些部队在二十六年底即归日本军队支配，至到二十九年初已有两年多。

日本所谓谋略部队，只求他们不对日本放枪，其他事情日本是不问的，因此思想庞杂，纪律废弛，我深怕他们贻害人民，尤其怕他们倾向日本，则国家将贻无穷祸患。因此我把各部队军官抽调来京训练，灌输他们以民族思想，提倡不可靠人，更鼓励他们以国家自由独立的精神，勿为外人利用。我就用在成都时对中学生讲演的《三民主义与科学》作蓝本，另外写一本《政治工作须知》，最注重“负责任、求知识、守尊严”。我所谓守尊严，固然一个军人、一个国民不能骄傲，同时更不能卑屈。我当时实在看不惯有些人对日本那样卑屈的态度，我不独引为国民之耻，更恐怕由此堕落而使民心不能自拔。

第四是提倡廉洁政治。我最引为耻辱的是民国二十三、四 年，听到日本批评中国无一公忠体国之人，同时我更反省到：中国之受外侮，常因政治不修而起。我感到四悟书有句话：“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因此我想，我不来则已，既来应当示日本人：中国并不是没有公忠体国之人，以此首倡廉洁政治而为人表率。而且，我更标出四句格言：“复兴中国，从做人起；建树人格，从立志起。”我以为不会做人，也无从救国，国家虽然丧败，如果人人能够立志做人，不以和平为发财的门径，或者中国还有出头的一天。不过我承认失败了，我虽然这样标榜，而且在上海实际干了四年，对僚属发生不了很大的影响，贪污还是层见迭出，社会也发生不了影响，奢侈淫靡还是茫无止境。人民都如食狂药，似世界末日将至，能够享乐一天算是一天，什么是中国危险，他们似乎不在乎，怎样才可以使中国复兴，他们更以为不干他们的事。这真是使我非常之痛心的。

南京政府五年半中，可以说无日不与日本斗争，除了和日本力争和平条件之外，在政治上争行政的自由和统一，在军事上争军事上的独立和脱离日本的束缚，在经济上争取物资的保存和国家、人民的元气的保存。至于具体事实，我因为没有档案在手边，而且太长而琐碎，只好问各部门的负责者了。我还记得去年有人对我说：和平运动是失败了。我说南京这几年中对日就没有和平过，无日不在那里斗争，和日本的总军部斗争，和日本大使馆斗争，更和东京政府斗争。既然没有和平过，那么更谈不上失败不失败，至于全面和平更谈不上，这都是五年半的事实。

（四）敌性的南京和危险的南京

我所谓敌性的南京，是日本人眼中的南京；我所谓危险的南京，是我眼中的南京。现在我分两段略述如下：（甲）敌性的南京日本人对于汪先生是相当的尊敬的，同时也认为南京是含有敌性的，因为汪先生有汪先生的理想，而日本人有日本人的见解。汪先生的理想，以为我以诚待人，人总是有良心的，也会感化的。近卫既然声明日本并无灭亡中国之心，那么日本在华军民也是一样的，因此日本应当让南京统一南北，使南京得到行政上的自由；使南京得以建树强有力的军队以保持和平区的治安；使南京支配一切经济以保持国家、人民的元气；使南京可以自由处置贪官污吏，使人民可以安居乐业，数年以来的战争痛苦可以稍得苏息；使南京自己可以保护人民，排除日本宪兵的非法逮捕，以保存人民的生命。而日本的见解那就大不同了，许多军队和官使曾受日本支持的，他们不得不继续支持。至于贪污与否与日本无关，有时或者因为贪污，他们才更容易利用。至于南北对立，更是他们夺取物资的机会。军队不必强有力，只须能够做到日本人的步哨为已足；南京政府军队有了力量，总有一天联合重庆反攻日军。

日军是以战养战，物资在所必需，然倘由南京支配，南京一定不肯尽量供给日本的需要。南京是和重庆休戚相关的，重庆分子南京必然掩护而足妨害日本的安全。凡此种种，都是汪先生的理想和日本的见解完全对立。日本在二十九年乃至三十年还企图南京能够进行全面和平，及后慢慢承认南京为有敌性的政府。几年以来，除对汪先生表面尊重之外，发出一种批评，说重庆是武装抗战，南京是和平抗战。因为视南京为敌性的政府，对于政治，以前采一种半干涉的态度不复再打算解除。对于军队的调动故意拖延，使南京无集中军力的机会。对于经济，以办理统制应由民间办理为名，要求南京在上海成立各种统制委员会，而实际上由日人把持处置。

除各种束缚以外，更发出南京毫无力量的宣传，由这种宣传对于各地政府以及物资处置更采一种脱离运动。照我的观察，假使日本的军事不失败那样快，南京政府的存在是很成一个问题。倘若美军登陆，南京的部队无疑的先给日军缴械。

（乙）危险的南京

在去年，即三十三年四月间，是南京最危险的时期，也是中国全局危险的时期。…………汪先生是于三月二日赴日治病，把军事委我负责，把行政院委佛海负责。我既然负军事上的责任，我不得不替中国的前途打算，不得不替地方治安打算，尤其是不得不为中国统一打算。…………，同时，我得到一个情报，说共产党决定以苏北的阜宁为第二根据地，这样，东南经日军破坏之后，更要经共产党一次蹂躏，我实在对不起国家，并且不能履行离重庆后呈蒋先生信内“国必统一、党不可分”的诺言。因此，我一面决定一种军事计划，并一面召集各将领在南京会议。

日本的态度暖昧如此，而南京的军事情形怎样呢？除了任援道的第一方面军分布于苏浙皖各不相联外，苏北的李长江旧部和原有的部队，自经项致庄改编后成立两军。这些部队以分防的关系没有方法训练和教育，而且械弹缺乏、配备不全。我打开地图一看，我们没有一个队伍不给共产党包围，而警卫一、二、三３个师，除了第一师刘启雄留守南京以外，日本总以分防为词，不让我们集中。至是，三个师的内容、配备比其他各师较优，一、三两师的军官多数是军校学生，虽然反共的意识坚强，但是待遇方面因为不是地方部队，无特别的津贴，也较各师为薄，以是逃兵很多、兵额不足。我经过很长的时间考虑，暂时北以陇海路为限，南以钱塘江为限，先作一个防共区域的准备。因此同时将苏北、江苏、浙江三 省长官更迭，将江苏交任援道，将苏北交孙良诚，将浙江交项致庄，企图将这个地带保持住，使东南得到一个安全地域，一旦有事，不致沦于匪手。

当日我召集各将领会议，我曾声明，为中国的前途，为未来的统一，我不能不做这个打算：重庆赞成联合剿共，我们也剿共；重庆不赞成剿共，我们也剿共。日本不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就是日本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我是不惜因为剿共问题和日本反脸的。当时我曾提出：（一）由河南调动孙良诚的部队到苏北，增厚苏北的兵力。（二）将苏北三个师调浙江，因浙江除第一方面军程万军一师，没有其他队伍。（三）集中第一方面军防守京沪线。（四）以上海交税警团和保安队。（五）将警卫三个师集中于南京，清剿茅山匪区，打破共党三山一湖的计划，并防止共党渡江之路。我这计划是在三十三年四月提出，而孙良诚的部队于十二月才完全到达苏北。因为孙良诚的部队是驻在河南，而调动河南队伍必需〔须〕和华北军部商量，东一拖延，西一阻挠，竟费八个月的光阴，才能完成一部分计划。………至于吴化文部队由山东调驻安徽还是今年的事。其初我想将吴化文调陇海，而将张岚峰调安徽，末后也因日本障碍没有实行，除了军队布置以外，最缺乏的是子弹问题，日本是从来限制我们部队的子弹的。南京修械所是没有办法了，无烟药是买不到了，我只好嘱咐各军自行设法购买和制造，最好是不要让日军知道，以免又发生掣肘的事情。其次更密嘱各军于中央部队联合剿共时，设法密送械弹过来，使得增厚剿共的战斗力。其余我专候中央部队的反应，使东南各地于日本退兵时，不致沦入匪手，致对统一又多一重障碍。

以上所述的军事布置都是事实，我今日不是以为还有功可言，更不是以共产党问题为投机的题目，政府可以询问各军，都可以知道我的布置和主张。

（五）汪先生逝世以至日本投降

汪先生终于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不治逝世了，我一方面非常悲恸，一方面更想到我对于汪先生的心事已了，但怎样可以结束这个局面以使国复归于统一呢？南京政府不是我一 个人主张就可以解散的，立刻解散一定受到日本的胁害，同时也没有别的机关可以维持治安。如果东南一乱，我仍旧对不起国家，仍旧不能达到中国顺利统一的理想，因此我不肯就主席职务，只以代理名义维持，等待国家的统一。同时，于十二月二十日发表声明，宣言南京国民政府自还都以来，自始即无与重庆为敌之心，更强调声明“党不可分、国必统一”。我这个声明是表示我数年来的思想，并且回应我离四川后呈蒋先生那封信。当时南京仍在日军扶持之下，我不惮率直地表明南京无与重庆为敌之心，而南京政府真是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合作的。我也不惮明白表示党不可分的理论。我并不是今日要叙述我的勇气和决心，只是八年以来的一贯主张，到了我可以发言的时机，应该披肝沥胆，与人以共见。

布置是差不多了，主张也表示过了，所苦的，我不能和蒋先生通消息，原本我有两个电台：一个是我自己设立的，在上海开纳路七十四号，那电台设于三十一年下半年，是供给蒋先生侍从室刘百川用的，那呼号是ＧＷＡＺ．ＸＺＷＷ．ＬＸＹ，我从来没有直接消息报告蒋先生，因为总感到关于日本普通的情报自然有报告。关于日本谋和事件，总以这些条件我自己都不满意，那能告诉蒋先生？至关于个人问题，只有等候蒋先生的命令，我无自己表示的必要。其次一个电台是戴雨农先生底下的陈中平的。那个电台一次为上海日本宪兵破获，把人全捕去了，我出面保释，并要求交回电台，叫陈中平继续设立。那电台的呼号是ＱＳＦ?ＡＶＬ?ＥＱＦ?ＪＶＯ?ＣＬＴ?ＪＯＨ?ＶＣＱ。后来陈中平因为恐宪兵监视，或作或辍，多数电报都送往浦东。自我就任代理主席，刘百川早回内地，第一个电台已经日本宪兵干涉了几次，终于把电台封闭了。剩下陈中平的电台，据说没有和蒋先生通信的密码，那时我竟没有办法，只好企图蒋先生有人到京沪，可以使我表明我的心境和在此地的布置。

我还记得我见过几个人：一位是何世桢先生，一位是顾宝安先生，一位是两路党部负责人（姓名我已忘记，可以问傅式说），一位是胡鄂公先生，一位是赵冰谷先生，我都托他们把我的心情和布置转达蒋先生。我告诉他们：我对汪先生心事已了，责任已完，现在此间正候蒋先生指示办法。至于防共，我已尽我的力量，大致东南不致有什么问题，将来无论如何，我绝不会割据，我绝对服从蒋先生，我极盼望党能团结而国复归于统一。何世桢先生是驻上海，其余的人或者要回内地去，或者自己要去内地的，并且我郑重告诉顾宝安先生，请他转告立夫先生，或可能时呈明蒋先生，派一位相当重要人来沪，这样可以直接联络、直接通电，可是到我离京之时，我依旧没办法和蒋先生通消息。

不过，军事方面已和顾墨三和何柱国两位取得联络。大概今年五、六月间，有一位姓杨的湘人（名字我也忘记，可以问赵尊岳），奉陶广军长之命来见我，商量军事合作，共同剿共。我和佛海商议之后，派陆军部督练处处长张海帆和陶先生的代表到浙江，张海帆不但见了陶军长，并见过顾墨三 先生。顾先生还派高级参谋柏良来沪商谈具体问题，我立刻叫参谋次长祝晴川至沪，和柏先生商订军事共同行动几个纲领。后来我回京之后，听说柏先生又因路不通，逗留杭州到日本投降的时候。他已回到浙江没有，我不知道。除共同剿共问题，我曾和柏良谈起日本问题，我主张不必在日本本地登陆，只在台湾登陆，日本即会屈伏〔服〕，在台湾登陆牺牲较少，而成功则一。柏先生主张我派一代表见蒋先生，可是我实在没有一个熟人可派，只请柏先生转告顾先生，请他代达我的意见。

何柱国的代表吴树滋也来南京见我了，并携有何先生一 封信，说奉将先生之命来联络剿共的。那位吴先生是林柏生介绍的，我派军令部次长杨振和吴先生接洽，何先生并要求我派蚌埠绥靖公署参谋长郭尔珍和他接洽，可是郭尔珍患病未行，我后来到蚌埠，还催郭尔珍前往，并亲手写了一封信给何先生。我叫杨振在南京设立一个电台和何柱国先生通电，并曾嘱张岚峰和何柱国先生见一面，商议军事问题。

军事合作正在进行，日本投降了，以往的事不过因叙述之便，简单说一个大略。以下还简说我的心情，然后说到南京政府解散后一段故事。我自到南京，除前述几个原则之外，我决定第一不批评抗战，更不愿诽谤蒋先生。我总觉得抗战是应该的，和平是不得已的，我是赞成蒋先生的主张的。因为和平到了南京，目睹日本的种种行动，我更感觉有抗战的必要。我还记得内地有人出来，传说南京的人们以为抗战愈烈，和平愈有办法，这种传言并不是谣言，的确是事实，也是南京的见解和主张。第二，我手写文章不曾称过日本为友邦，因为我不认日本足为朋友，大家复按过去几年来我写的文章，可以知道我的心境。第三，不请重庆的同志和部队参加和运，我总以为我到此地是我和汪先生的私人关系，我是来补救的，是准备受苦的，我自己已是受苦，我更不愿拖其他同志受苦。至于部队，除了后来因联合剿共之外，我始终没有和一个内地的长官交通过，因为我不愿意拆散抗战阵营，尤其不愿以一个师长和团长受日本的一个尉官指挥监视，我不愿和留在重庆一个同志或部队通过信或者希望他们出来，除非同志已经出来，那我只好替他找一件工作，这是可以查考的。第四，凡是重庆同志有被日军逮捕的，除非我不知道，或者出乎我力量之外，否则必定设法保释。我不是借此见谅于同志，而是援党不可分之义，实行我的主张。第五，凡是被俘的军官，我都赞助汪先生设法安置。我总觉得内地军官的民族意识和反共思想比其他杂凑的队伍强烈的多，中国不幸而败，可以作复兴中国之基，幸而战胜，则这部分军队终可为国之用。第六，在上海范围之内，尤其在去年十一月以后，我对于重庆的情报人员极力掩护，并同意于各地军政人员和中央人员交通。

至于传达日本和平条件，我只有两次，两次都托一位朱文熊先生往内地报告。第一次大概在前年底，时间记不清。比较具体的是去年小矶内阁登台以后，由柴山陆军次官携来五 条，内容我已有些模糊，大致是中日对等和平，日本立刻全面撤兵，中国在和平后可以中立。我以为这些都不大相干，最要紧是可以谈东北问题，撤消满洲国。柴山答复可以讨论，我认为比较具体，所以和佛海商量，又托朱先生往重庆一行。朱先生是商人，与政治无关。朱先生是在汪先生逝世前动身的，直到今年夏天才回上海，问日本更有无进一步的表示，那时已过了旧金山会议了。我劝日本大使谷正之，最好日本托重庆调停，谷正之不敢作主，要报告东京。后来我在今年八月底到日本，才于报上得有消息，日本拟派近卫赴俄，托俄国调停。我当时主张由中国出面调停，以为可以增强中国的地位，增加中国的发言权，并且将来收复东北不致有其他意外。

不料日本倒信苏联而蔑视我的提议，大概日本还以为日苏还有互不侵犯条约的关系，而且在德苏战事正猛烈时候，日本不动，总以为苏联可以帮她的忙罢。

（六）南京政府解散和赴日归来的经过

日本于八月十五日公布投降消息，日皇和铃木内阁总理广播投降，南京政府也决于十六日宣布解散。南京最危险的时期是在十日至十三日那几天，因为阿南（惟儿）陆军大臣在十三日还发布继续作战命令，并勖励官兵努力作战，而在南京的日本总军部态度始终不明。我那几天分头和军部及大使馆接洽，以为中日感情如果要恢复，如果我们更要为中日两国前途计，应该服从日政府命令投降，并且千万勿在此时更留一恶劣印象在中国，使中日感情万劫不复。我当时所最忧虑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日军继续作战。如果日军不顾一 切，那么中国一半地方必会糜烂不堪，人民伤亡更加惨重。一 件事是日军和共产党联合，成为长期内战，因为日军部许久就散出谣言：万一无路可走，只有和延安携手。一直至八月十四，情形已比较安定，谷正之曾劝冈村，说投降已是不免，但日本能够协助中国复兴，使中国能为东亚领袖，则东亚尚有前途，而日本也可以依中国自存，这也是一种事实，这也是一个伟大的理想。至到十四日谷正之正式来见，说明日本投降已没有问题，军部的今井少将、海军的小川少将也分别来见，报告日军决以最大诚意履行投降条件，并表示一切设备都不破坏，俾得换取中国的好感，以留将来中日合作之基，至此我才放心。十六日早上佛海也由上海来京，下午举行会议，宣布南京政府解散并发布宣言，勖各将领以统一为重，不得有轨外行为，更不得意图割据。宣言的全文已登在报纸及即夜广播，请大家去查考，我手边也没有这种原稿了。同时因为办理各部门的结束是要有机关的，于是成立一个“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维持各地治安也要机关的，于是将以前的“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我连夜草了一个电报报告蒋先生，说明南京政府业已解散，并报告蒋先生几件事。那个电文我已没有存稿，大致第一件是说明日军投降没有问题，不过集中是需要时期，由小队归中队，中队归大队，集中于杭州、上海、南京、徐州，听候缴械归国，希望中国勿迫之太急，恐有意外。第二件是日军决定不再对共产军作战，因为冈村说共产军也是中国的部队，是与重庆军队无别的，也是战胜国的部队。除非共产军袭击，否则日军必定退让，我特别请中央注意。第三件报告宣城已为新四军占领，芜湖被围，六合告急，南京岌岌可危。大意如此，并乞指示机宜。这个电报是写了，可是没有密码，更是电台叫不通。十七日下午，我才交何世桢先生转译电呈蒋先生的。

南京政府解散的那夜，京沪行动总队发动了，我在下午六时接有报告，说周镐拟于是夜行动，占领各机关。我只知周镐是佛海推荐为军事委员会的科长，后又推荐为无锡行政专员。我打一个电话给佛海，说在此时治安是第一紧要，南京一乱，恐无法收拾，请他劝周镐不要随便举动，等候蒋先生派人来接收各机关，以免南京混乱，佛海说已派人找周镐来劝告了。不久，警察总监李讴一又来报告说：周镐已张贴告示，着银行不能提款，其他还有几条，都可以摇动治安的，并揭那张告示来见。我叫讴一去见佛海，请示办法，因为我那时已解除一切职务，所谓临时政务委员会、治安委员会只是临时机关，就是指挥署也只能指挥原有机关，对于行动总队我是无法处理。我又电话问佛海，佛海说找不到周镐。

到了十一时，军官学校又来电话，说有人至军官学校演说，要接收军校，这样四方八面报告，使我无法处理。如果要镇压，必至立刻冲突，以致刚在日本投降以后同室操戈；如果不镇压，眼看南京立刻成了混乱状态。我徘徊至天明，我想，支持南京残局是佛海和我共同负责的，佛海既无意见，想或者另有办法，我可以趁这个时候卸责了。拂晓时，军官学校又来电话，说是否让人接收，我立刻答复：倘然于国家统一有好处，于地方治安有好处，就听候接收罢。到了十七日八、九 时，说萧叔宣受伤，赵尊岳、吴颂皋及其他许多人都已被捕，我只好回到西康路办公室听候事态的发展。我托人约周镐和祝晴川于十一时来面谈，我想接收机关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南京治安一切善后我倒想知道他们的办法。等到十一时，两人都不来，我决定三件事：一、再不打听消息。二、不向日本人要求援助。三、静坐办公室内等候逮捕。这样在办公室内静坐，一直至十二时半才回家。

到了下午两点钟，军校全体员生都武装到西康路了。当时，我还以为他们奉命来要我表示态度，或是来逮捕我的，我一问才知道他们是不肯改编而来请示的。我集合学生的代表，问他们有何要求，并且告诉他们在中国大统一的时候应该服从蒋委员长。他们说，他们绝对服从蒋委员长，但不愿受不知那里来的人收编。我只好向他们安慰，答应去电蒋先生，请示办法。同时佛海派人送来一信，说已由日军部小笠原出面调停，周镐已停止行动，此事已告一段落。然而这次行动之后，南京真是一日数惊，新街口新四军散发传单了，四郊的新四军也蠢动了，南京秩序我只好勉强维持。十七日下午五 时后才会见佛海，我和他两个人打了一个电报报告蒋先生，请即派大员来京维持，以免纷乱。佛海又终于十九日上午又匆匆的回上海去了。

任援道在十四日以前曾两次派人来京，说已就蒋先生委任的先遣军总司令，维持京沪路及南京治安，我极盼他早日来京，商量一个办法。不知任先生从哪里听来谣言，说我在南京集中兵力反抗，所以他原定十六日和佛海同来的，时至也不来，并且在苏州车站对佛海说：“公博要干，那是我不能去的”。我想想真是奇怪，我于去年十一月已发布声明：党不可分、国必统一，为什么援道还有这种怀疑？而且日本以一 百多万的军队力量都投降了，我难道拥这些残破部队来反抗中央吗？我深深自叹，数年来的心情而被人误会至此，真是无话可说。我在十六日见援道不至，和佛海连名去电促其来京，恰巧援道也派他的军长徐朴诚来探听消息，我把我的心情告诉徐朴诚，并嘱其转致援道：立刻来京一行，共商维持治安办法。

援道于十八日下午到京的，可是局面又僵住了：第一，冈村说没有蒋先生的正式通知，不承认有先遣军可以执行职务。

第二，警卫师刘启雄不愿受援道的收编。第三，海军不愿编入先遣军，要等候蒋先生的命令。我那时的地位已处于万难之境，南京治安是要维持的，治安委员会的地位是不够指挥的，军校学生住在西康路不肯撤退，正等蒋先生的后命。江北迭次告急，无兵可调，眼见南京感受极大的威胁，行动总队还要行动的消息，每日还有这种情报。我听能指挥的，仅有军校一千余学生、宪兵和警察。倘然南京一旦有警，我是无法可对国家的，只有尽我个人之力维持罢。我又草了一个电报报告蒋先生，说明以上情形，那电报是借市党部许志远密码打的。那个电稿我已不在手中，大概说明援道不便指挥刘启雄，盼示机宜，海军最好仍暂以凌霄主持，等候交代，军校请蒋先生自兼校长，候蒋先生到时再行解决。

最后想到我本身问题，国家能够统一，能够胜利，这是我数年来梦寐求之之事。蒋先生如果以我过去数年之事为有罪，我应该束身归罪；如果置数年之事于不问，而认我终是统一障碍，也请蒋先生定罪。因此，我决定留京待罪，听候蒋先生命令。但任援道先生到京以后，告诉我许多消息，说蒋先生是对我谅解的，因此我不宜留京。若滞留南京，反使蒋先生处置困难。任先生直接劝我两次，间接托人劝我两次，当时我无法能得蒋先生的真意，而能通电的据说只有任先生。

任先生还说蒋先生要我离京是不会来电，而且不好来电的。但我还是等候蒋先生命令，而且我一离京，治安是否发生问题，殊不敢必。我非俟有人来京，我不好轻易离开。

至到二十四日，今井少将已由芷江见了何敬之先生回京，报告赴芷江经过，并说：冷欣副参谋长将于二十六日抵京，中央部队将于二十七日由飞机输送抵京，何总司令可于三十日抵京，这样负责有人，我可以暂时离京了。在国家大统一的千载一时之机，我怎么可以使蒋先生为难？而且二十四日之时，任援道还带张海帆来见，海帆劝我急于放手，我想还有什么手可放？因此在二十四日下午五时与日本使馆接洽，借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于二十五日离京。当时预定或飞青岛，等候海船赴日，或飞日本，都没有决定，因航路已发生种种障碍了。临行之前，我曾呈蒋先生一函说明我的心情，并谓钧座一有命令，公博当出而自首。那封信很长，并没有留稿，但回京之后曾问萧毅肃参谋长，他说已经见过，那么蒋先生一 定也见到了。我那封信是留交浅海和冈田两顾问转致何敬之先生和王东丞先生的。我把那封信交浅海和冈田，是我不知我离京之后，南京再有何人留京，日军是等候缴械，不致走的，所以我托了他们。此外留一函给任援道和胡毓坤他们维持治安，因为他们都是“治安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我再留一函给冷副参谋长，有云：望兄之来有如望岁。请他召集原有军警机关，维持治安。我预料我二十五日离京，冷副参谋长二十六日抵京，南京治安便没问题，我也可以放心卸责了。

于此，我附带说明几件事：第一，我离南京是不是放弃责任？我记得何世桢先生在八月十六日到南京，携有顾墨三 先生一个电报，是给周佛海、丁默屯阝、罗君强、任援道和我五 个人的。那电报据说是侍从室打给他转的，说日本投降，叫我们协同国军缴日军的械，可是那个电报并没有命令叫我维持南京治安之责。同时，另外有一电报是命佛海维持上海，委任援道为先遣军总司令，维持京沪线及南京治安。我立刻发生困难，因为援道已受命维持南京不必说，警卫第一师刘启雄也已接援道的通知为先遣军第一路指挥，负责有人，我再不能负责了。我呈蒋先生两个电报，一个是报告南京政府解散及日军动态情形，一个是报告警卫第一师，第二、第三师，海军及军校情形，中间免不了有所条陈，是亟盼指示的。除第一个电报何世桢先生代发，我恐怕辗转迟到，后来因重庆和南京电台已叫通，两个电报一起都借市党部许志远的密码再发，及后又以电台的密码再发（重庆电台和南京电台约好暂以总理遗嘱做密码）。可是截至二十四日，我得不到蒋先生或侍从室的复电或指示。不过我因为任援道还未能执行先遣军的职务，依旧勉强维持。这九日以来，真是筋疲力竭、寝食不安，幸而据今井报告：冷副参谋长可于二十六日到了，中央部队也可于二十七日到了，我在二十四日下午还召集宪兵和首脑会议治安，这样我自问已尽了我个人应尽之力，而且我不但顾到南京治安，并且顾到各地治安。我深怕各军还有疑虑到没有保障，我于二十日前后打了一 个通电给庞炳勋、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孙殿英、郝鹏举，勉励他们并嘱咐他们接受中央命令，维持地方。同时我更广播，叫各军接到蒋先生委任的，应该立刻接受服从，没有接到委任的，请他们直接电呈蒋先生指示。这个广播词也登各报，都可以复按。这样布置完毕，我才准备离京。第二，我为什么赴日呢？因为当日京沪谣传，我还要拥兵反抗，援道疑我故不必说，而且援道对我说，已有人报告蒋先生。蒋先生并说：“公博断不至此。”可见有人报告我拥兵自卫是真的了。我要离京，最近的不外扬州、蚌埠、徐州，那三个地方都有南京前辖的部队，岂不又要发生谣言，使我无从自明。

我想青岛是没有南京部队的，日本是打败仗的国家，国军就要进驻的，这总可以免去拥兵反抗的嫌疑了。第三，我要说明的，这次同行的有五、六人之多，或者外间又会谣传有一 种结党的行动，其原因为林柏生和陈君慧在那天二十四中午两个人的狗同时被人毒死了，这事太过离奇，令各人不由得发生恐怖。他们都愿意受合法的裁判，而不愿受恐怖的威胁，所以一并暂离。而且我当时也曾声明，何时蒋先生有命即何时回来，所以大家同去，大家也同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