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底到12月初,蒋介石在南岳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当时我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高级参谋,被派在会议秘书处工作。在大会期间,蒋介石对抗战建国问题多所指示,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他说:“抗战转入第二期(武汉沦陷后)以后,国家的财力、物力和兵力较之第一期要困难多少倍。我们克服这个困难的办法,就是要从多方面节约财力、物力和兵力,不当用的钱不用;不当用的物资不用。”他特别强调,不当打的仗或者无把握的仗,不打。他说:“各个战区不到有利时期和有利地带,尽可能与敌避免决战。因为抗战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将来还要建国;建国更需要财力、物力和兵力,三者缺一不可。这就是中央抗战建国的最高决策。”

我当时还不曾意识到蒋介石这番“训示”的真正含义。南岳会议之后,薛岳升任代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我被调充长官部军务处长。尔后,我和薛岳多次谈到抗战问题。我认为岳阳为湘北门户,特别是城陵矶为洞庭锁钥,长在敌手,则八百里洞庭成为敌寇纵横的世界,对本战区战局前途影响甚大。因此,不止一次地向薛岳建议相机收复岳阳、临湘。薛岳回答说:“你这个意见是好的,但我们更应从全局着眼,你不是听过委员长的指示吗?抗战转入第二期,对日寇作战的最高指导原则是不到迫不得已时,尽可能避免决战。”我又问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他解释说:“我们今天固然要抗战,今后更要准备建国。如在敌优我劣的形势下,勉强向敌求战,本钱弄光了。将来拿什么去剿共,拿什么去建国呢?”薛岳这番话充分说明,蒋介石集团始终是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湘北几次战役就是在这种原则指导和影响下进行的。

1939年9月,驻咸宁之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由鄂中、鄂北分别抽调第三、第十三两个师团主力和独立炮、工兵各一联队,集中于临湘、岳阳两地,会同原在岳阳、通城的第六、第三十三两个师团,积极准备向湘北进犯。估计其总兵力约在10万人左右。

第九战区的兵力部署大致如下:

(一)赣西支战场由罗卓英之第十九集团军负责守备,并辖有萧之楚第二十六军、孙渡第五十八军、俞济时第七十四 军、夏楚中第七十九军、刘多荃第四十九军等六个军,在赣江以西沿新喻、高安、奉新、靖安南北之线,向南昌及南浔路方面之敌采取持久防御的对策;与敌兵力约为五与一之比。

(二)湘北主战场以王陵基部第三十集团军辖韩全朴第七 十二、夏首勋第七十八两个军,配备在渣津、修水幕阜山区,向赣北武宁方面之敌采取机动防御。

以杨森部第二十七集团军辖杨汉域第二十军及李玉堂之第十军(系临时配属),在平江以北南江桥、九岭一带地区,向鄂南通城方面之敌进行持久防御。

以关麟征部第十五集团军,担任新墙河正面之防御;该部辖张耀明第五十二军、陈沛第三十七军、彭位仁第七十三 军等三个军(临时配属指挥)。新墙河防线,右起杨林街,左抵洞庭湖东岸之九马嘴,由第五十二军扼守;湘阴以北至洞庭湖东岸之江防,由第三十七军守备;第七十三军控制在汨罗江地区,任第二道防线之守备。

(三)战区直辖部队为欧震第四军、李觉第七十军、张衡暂二军和新六军等四个军,控制长沙以北浏阳及粤汉路株洲以北三角地区,以备策应各个方面之作战。

(四)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樊崧甫辖五个挺进纵队(每纵队等于一个师,但装备较差),进出鄂南地区,担任敌后游击。

(五)洞庭湖西北岸,常德、澧县、南县、华容等县,分别由第二十集团军万福麟之五十三军、霍揆章之五十四军担任警备。

第九战区兵力,除第十九集团军在赣西,第二十集团军在洞庭湖西岸之七个军不计外,在湘北正面者尚有十一个军,连同五个挺进纵队和直属炮、工兵,总人数约有20余万,超过敌人一倍多。

当发现敌人进攻新墙河时,薛岳在长沙长官部召集高级幕僚及直属炮、工兵指挥官开了一次作战会议。他首先指定参谋长吴逸志率领长官部大部人员撤往衡阳二塘(后转至耒阳),其余留在长沙指挥所的,除我外,计有参谋处副处长赵子立、高参曾举直、炮工兵指挥官王若卿、蔡时雨以及少数参谋人员。其次,在研究作战中,当时与会人员提出了三种对策:一、应按照原定方案作战,如新墙不守,应在汨罗江之线,利用既设阵地与敌决战;二、利用纵深地带逐次抗战,依战况的推移,再视情况而定;三、将敌诱至捞刀河以南,左翼依托湘江,右翼依托浏阳大山,在长沙外围与敌决战。薛岳在听了各方意见后,初尚踌躇,最后他说:“由于长、岳之间的交通我已彻底破坏,应该诱敌至长沙郊区,采取反包围与敌决战,但须先向委员长报告裁定后才能决定。”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薛岳对长沙的坚守是毫无决心的。

各战场的具体战斗经过如下:

(一)赣西方面

敌一○六师团主力,于9月14日由赣江西岸向高安蠢动,另以一○一师团之一部约一联队,同时由南浔铁路西侧武宁方面向修水进扰。因敌系佯动,由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部、第三十集团军王陵基部,分别遏敌于高安、修水以东地区,相持至10月6日,敌即退回南昌及南浔铁路原地了。

(二)湘北方面

甲、新墙河北岸前哨战斗揭幕于9月18日。当天拂晓,集结岳阳方面之敌第六、第十三两师团,各以一个大队附炮兵一部,分向第五十二军赵公武、覃异之两师警戒阵地金龙山、斗篷山、雷公山、小乔岭、铜鼓山等地先行炮击二小时,8时许,步兵开始进犯。敌、我不断增援,相持至19日拂晓后,金龙山、斗篷山两处阵地因比较突出,工事全被敌炮轰毁,守兵赵公武部胡春华营自战斗开始即誓死坚守阵地,已与敌相持达三昼夜。在战斗中,除7个负重伤的士兵先后退出阵地外,其余自营长以下全部与阵地共存亡,无一生还。黄昏前,阵地陷入敌手。

20日晨,敌集中大部炮兵火力轰击雷公山、草鞋岭一带阵地,敌步兵亦各增至一个联队,更番猛犯,激战至22日黄昏。守备草鞋岭阵地的覃部史思华营已伤亡过半,覃异之以电话命令史:“如无法支持,不得已时可向东靠。”史回答说:“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坚守不退,以身殉职。同日晚间,新墙河北岸警戒阵地全部被敌突破。第五十二军原在北岸之张汉初师,亦同时撤回新墙河南傅家桥地区,为军预备队;新墙河北岸战斗于焉结束。

这次前哨战斗延续了五昼夜,敌人自此窜抵长沙城郊,费时亦不过七日,而且中间经过五道防线的阵地。这就说明,前哨战斗是认真激烈的,起了迟滞、消耗和挫伤敌人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下级官兵富有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能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可惜他们的壮烈行动,在整个战役中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

乙、新墙河战斗。新墙河阵地,右起杨林街,中经筻口、新河镇,左抵荣家湾洞庭湖边。

22日,新墙北岸全部警戒阵地和前进阵地陷敌之后,关麟征令第三十七军除留罗奇师守备营田外,悉调至前线协同第五十二军巩固新墙南岸阵地。当晚,由于敌我调整态势,正面战斗暂趋沉寂。但集结临湘之敌第三师团之一部(约一个联队),于同日拂晓前密乘船只,协同敌洞庭湖舰队约千余人,在敌酋东藤少将指挥下,先以一部在鹿角、九马嘴两处分别强行登陆。

23日午前,敌第六、第十三两师团沿新墙河岸发起全线总攻,并以主攻指向新墙镇、荣家湾之间铁道正面。当天午后,荣家湾、新河镇、杨林街三处阵地同时被敌人突破。此时,窜入洞庭湖海陆混合之敌??洞庭支队,乘新墙河南岸第十五集团军崩溃之际,经荷叶湖窜入湘江之营田附近,在飞机掩护下,于24日拂晓分别在营田及其附近之新洲、白鱼圻等处强行登陆,与守备该地之第三十七军罗奇师发生战斗。

守军虽得到第七十军一个团的支援,仍未能阻止登陆之敌向汨罗江以南发展。而关麟征的第十五集团军主力在新墙南岸防线被击破后,一直向南溃退,一部竟退至株洲以南醴陵附近之线。此时,不仅经营一年以来誉为铜墙铁壁的所谓“伯陵防线”(薛岳号伯陵)在新墙河畔,全部瓦解,而且长沙方面亦陷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中。新墙河畔的战斗,就在这样的情况中结束了。

丙、幕阜山、九岭方面的战斗。集结在通城、大沙坪地区担任助攻之敌第三十三师团,为着策应新墙河北敌主力第六、第十三师团之作战,于9月21日开始蠢动。先以一部向通城以东大围地方进行所谓扫荡,同时以主力向麦市、桃树港进攻;得手后,越过幕阜山天险之天岳关,迂回杨森部第二十七集团军在九岭方面阵地之右侧背。22日,敌之一股竟窜至渣津附近;23日,续向龙门厂、长寿街一带窜扰。其主力亦于同日窜到南江桥东南地区。杨森部第二十军及临时归其指挥之第十军,在南江桥、龙门厂等地稍事抵抗后,即向平江及其东南献钟、永和市一带山区退却。因此,平江于25日即陷敌手。这就是幕阜山、九岭方面战斗的概要经过。

第三十集团军王陵基部之第七十二、七十八两军,战斗力较杨森部之二十军更差;当23日敌三十三师团越过幕阜山脉时,即退入九岭山区。修水方面,一时成了真空地带。

盯汨罗江防线的弃守。汨罗江畔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自岳阳陷敌之后,更为湘北战场主要的防线,原由陈沛第三 十七军担任守备。22日,新墙河前线告紧,该军除罗奇一师守备营田江防外,梁仲江、李棠两师调新墙前线,支授第五 十二军。所遗汨罗江防务,战区改派第七十军接替。但该军当时尚在长沙以东永安市及浏阳附近地区,距汨罗江畔约有100里左右之远。23日午后,新墙河亘九岭全线先后被敌突破后,关麟征集团军和杨森集团军除少数担任掩护及失去联络之小队,在敌人渡过新墙河时,就近退入汨罗江两岸一带山地之外;杨集团向浏阳南北山区;关集团及战区直辖之第四、暂二、新六 (该军原驻株洲以南)等军,直向株洲以南渌水之线退却。原向汨罗接防之七十军,在风声鹤唳的情况下,亦于24日在向北前进中,转而南向醴陵方面撤退。因此,汨罗江两岸在24日完全成为真空地带。

敌25日侦知汨罗南岸之守军已向南退走,即分别由浯口、长乐、新市、汨罗渡江,调整部署后,于26日分三路向南追击;一路,由汨罗沿铁道正面,一路,由长乐沿长、岳古大道;一路,由平江沿长平公路及以南地区直下长沙。汨罗江防线,就此落于敌手。

当敌人突破新墙河防线进逼汨罗时,薛岳决定将其指挥所南撤,放弃长沙。当时我向薛岳建议:“诱敌深入战法,不等于完全放弃要点抵抗。长沙是湖南省会,不可不守。”薛岳的回答大意是,目前的情况,新墙阵地既陷敌手,汨罗江南岸防线,由于敌水路方面的威胁,也无法稳定。如在长沙决战,现在关集团主力已受打击,王陵基所部不仅战斗力薄弱,并且还远在幕阜山区,第二十集团军尚缩在平江以东地方,赣西方面之罗集团计算不能及时赶上,只剩了第四军孤军驻入守长沙,仍然陷于被动,无补战局。为着争取主动,主宰战场,免再受制于敌,取得最后胜利,应撤到株洲以南醴陵、渌水之线。薛岳说的这些话,听来似乎有理,实际上他既缺乏作战的决心,又怕搞垮他的基本部队第四军。我为薛岳打算,在南撤途中,再一次向他提出确保长沙的建议,理由是“长官兼长湘政,似应考虑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我军远撤渌江,万一敌人窜驻长沙后,一时不再前进,旷日持久,再图恢复不易,岳阳即为前车之鉴,对战局及长官前途似均不利;第二,醴陵亘渌水一线,并无防御设施,万一敌人跟踪前来,我军喘息未定,而且此次一退数百里,各军在退却中伤亡逃散当不在少数,如再失利,势必引起中外哗然。为着争取主动,迫敌适可而止,应右翼依托浏阳大山,左翼紧靠湘江,在战略上形成反八字态势。并在捞刀河以北金井、福临铺之间留置有力之一部,给敌以不意之打击。如此行动,似较比全部撤至渌江之线为妥。”薛岳考虑之后,始下令撤往长沙、浏阳以南各军就地停止于株洲、浏阳之间,并令关麟征集团军后卫之覃师、梁师各以一部设伏于福临铺附近山地,从事敌后活动。

戊、敌军窜抵长沙外围的情况。25日,敌由汨罗分路向长沙进犯,26、27两日先后在福临铺、金井等地受到覃、梁两师一部伏兵的袭击,前进的速度比较地减低了。但到28日上午,敌第六师团主力经白水窜抵捞刀河以北桥头铺附近地区;第十三师团同时窜到了上杉市;第三十三师团之门协联队,在29日上午亦窜抵永安市附近。截至29日止,长沙城郊东北60里左右地区,悉陷于敌。

但是,敌自23日下午突破新墙河防线向南进犯,到29日主力到达长沙外围为止,为时已整整一星期;由于携带粮弹均已用尽,而后方补给由于长、岳交通破坏,全赖空投。同时,平江以东、汨罗以南,尚有未曾退去的我军小部队。因此,敌窜抵上杉市、永安市一带地区后,有所顾虑,停止前进。10月1日,敌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认为击溃我九战区野战军之目的已达,即下令开始北撤;4日越过汨罗,7日上午全部退回岳阳、临湘、通城等地原来盘踞的老巢。

当敌于10月1日开始撤退的征候传来以后,薛岳初尚怀疑,既而得到确报,即令逗留长沙及已经退到株洲、浏阳、醴陵一带之关麟征集团和战区直辖之各军,转向长沙外围推进,相机向北退之敌跟踪追击。2日上午,第十五集团军所属各军进出浏阳、永安市等地之线,战区直辖之第四军、暂二军进出黄花市、捞刀河南岸地区;3日晨,渡过捞刀河,分向平江、长乐、新市、汨罗之线“追击”前进;5日午后,进至汨罗南岸,6日渡过汨罗江。由于与敌相隔一日半行程,直至8日午始进抵新墙河南岸亘九岭之线,始终处于跟踪状态,并未发生接触。

其次,右翼平江以东的“追击”情况。敌第三十三师团为了掩护正面主力部队之撤退,在社港、献钟、嘉义、长寿、龙门厂等地节节进行掩护,防御第二十七集团军及第三十集团军的侧击。其侧卫曾先后在嘉义、长寿街、龙门厂与杨森部先头发生局部战斗,但仅限于小部队之接触,并未追及其主力部队。敌三十三师团亦于7日上午全部经南江桥、九岭退至通城、大沙坪一带。杨森部于8日下午进至九岭及杨林街以东之原来阵地。

左翼方面之敌,即洞庭支队,在一度进驻新市之冈村宁次于2日午后经汨罗、河夹塘乘浅水舰艇北窜后,原在营田登陆之敌亦仍从水路向岳阳撤走。第九战区即无水上部队,亦无法追击。

第一次湘北之战,敌人从9月23日黄昏前突破新墙河防线,28、29日之间,先后抵达长沙郊区,10日7日仍返回击、临地区,历时10昼夜。包括新墙北岸之前哨线,则为18昼夜,至此遂告结束。

综上所述,这次湘北战役,除前哨战中确曾发生激烈战斗外,其余各个主阵地和各个大部队,不是闻风遁逃,便是一触即溃。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在九战区长官部。因其既无抗战的决心,又有个人的种种打算,不得不虚张声势,摆出抵抗的架子。首脑机关的矛盾和部队之间的派系问题,具体反映在战场上就是上下不一致,相互不协同,张皇混乱,进退失机,予敌以可乘之机,造成部队的严重损失。在一退数百里的过程中,伤亡溃散的员兵,虽无法作出全盘精确的统计,但据我回忆所及,事后对各部队的补充,如关麟征集团军共辖18个团即补充了6个团,彭位仁七十三军9个团补充了3个团;杨森第二十军只6个团即补充了2个团;王陵基两个军12个团补充了3个团。总之,参加战役只11个军共补充了40个团,损失之大可以概见。而所谓追击、侧击等等,言追击,则始终与敌相隔一日行程;言侧击,则从未与敌人主力接触。在敌人是“全师而退”,而我军只不过是“送客出门”。但在战役过程中以及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官方如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分别在报刊大肆宣扬在新墙河南岸、汨罗江畔、福临铺附近、长沙外围等处如何血战,如何歼敌,如何侧击、追击、堵击,等等;说什么“薛长官神机妙算,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说是“长沙大捷”。

战后,我曾随薛岳前往湘北各地巡视一周。据我所知,单就上杉市、福临铺、麻林桥、青山市、栗桥、高桥、金井、长乐街、新市、汨罗、营田、长寿街、龙门厂、瓮江等处而言,被日寇烧光的市镇、村庄就有270多个,被惨杀的民众达8000多人,被强奸的妇女不计其数,其中包括8岁的女孩和83岁的老妪。又据湘阴、平江、岳阳、华容(岳阳限于新墙河以南,华容虽未经过战事,但由敌洞庭支队抢走的粮食不少)等县的报告,在此次日军进犯期间,除抢走了约50万担粮食外,在撤退时将运不走的粮食和未收割的晚稻都放火烧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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