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人们常说，抗战8年整，打败了日本鬼。以我的亲身经历，抗战是14年。准确地讲，抗战是从1931年9月下旬开始的，是东北军的爱国官兵打响了中国武装抗日的第一枪，是东北人民奋起抗日，拉开了中国抗战的序幕。
东 北 抗 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我在吉林冯占海部当兵。冯占海时任东北军驻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当时东北军驻吉林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回老家辽宁治丧，由参谋长熙洽代理吉林军政事务。“九.一八”事变后没过两天，熙洽即投降日寇，命令吉林省军队放下武器、与日本人合作。熙洽派人对冯占海威逼利诱，劝其投降，遭到冯严词拒绝。冯随即向吉林各县发出抗日通电，声讨日寇“侵我国土、掠我省库、杀我同胞”的罪行，痛斥熙洽叛国，表达了“团结一致、抗战到底、克尽保卫国土”的决心，遂率部抗敌。记得9月下旬一天夜里，我所在的军士队突然紧急集合，队长宣布：“接到命令，马上要同日本人打仗。”当即打开仓库，分发武器弹药，连夜出发。冯占海率部从永吉出发，绕经桦甸、蛟河 、舒兰，进入五常。沿途收编东北军官兵（如东北军营长赵维斌，不撤退、不投敌，率领全营官兵投入冯部，成为冯的旅长）、青年学生、爱国群众及绿林出身的抗日队伍（其中较有名的是宫司令和姚司令，打仗勇敢），组成吉林自卫军。到11月冯部已由一个卫队团发展到1万5千多人，后来进一步发展到5万多人。
当时东北抗日名声大的还有马占山和李杜（东北军旅长）的队伍。马占山原为东北军骑兵旅长，“九.一八”事变后临危受命任黑龙江省代主席、军事总指挥，指挥了著名的江桥抗战。该战成为中国人民正面抗击日寇的第一次战役，狠狠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一时间，江桥战役和马占山的名字在全国叫响。当时东北抗日以吉林、黑龙江两省声势最大，有“一马占山，二马占海”之说，一马即马占山，二马即冯占海。
冯占海部转战于哈尔滨、宾县、方正、依兰、榆树、五常、吉林、长春等地，英勇杀敌，屡挫敌锋，歼灭了大批日伪军，所到之处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支持。由此，冯部也成了日寇重点攻击的目标。东北抗战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每次战斗日寇都有飞机、山炮轮番轰炸，再加上装备精良的步兵。由于当时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造成东北抗日武装孤军作战，没有后援，没有补给，只能以血肉之躯、抱必死之决心抗击日寇的优势兵力和装备。在我所经历的十余次交战中，我方均有很大牺牲，战况惨烈。而且部队在行军转移中经常遭到日机轰炸。1932年春，部队从依兰县撤离，为快速转移，决定从冰封的松花江上走，突遭日机轰炸，冰面开阔，无处隐蔽，人马被炸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仅我所在的连队就有20多人被炸死、炸伤，装载着弹药粮秣的马车也全部被炸沉江底。同年7、8月间，在榆树北行军途中，突遭日机轰炸，部队伤亡惨重，军部李参谋长也被炸死。当时我去牵受惊的战马，不料战马突然被炸中，马血溅满我全身。几位战友以为我负伤，对我惊呼：“小山东，小山东，小山东被炸了！”
由于国民政府在东北对日妥协，日寇得以放手全力反扑，对抗日武装加紧围剿。因而从1932年冬季开始，东北抗日战局开始失利，部队兵力疲惫、弹药缺乏、给养困难、孤立无援，甚至要发生断粮。冯占海决定边走边打，向热河方向撤退。沿途受到日伪军的围追堵截和袭击，部队遭到很大损失。在经过内蒙沙漠时，还遭到日机狂轰乱炸，我所在连队就有十几人被炸死在沙漠里。尽管如此，部队还打了几仗，消灭了不少日伪军，一度攻克了长岭县城，击毁了一列日军装甲列车。当1933年1月到达热河开鲁时，部队只剩下2万余人。
华 北 御 敌
1933年2月，日本关东军数万人进犯热河。冯占海奉命率部在奈曼旗一带抵抗和袭击日军。3月初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弃地逃走，战局急转直下，冯占海率部且战且退。热河沦陷后，部队奉命开往河北蔚县、涞源一带休整，被改编为陆军63军91师，冯占海任中将军长兼91师师长。91师下辖三个旅，每旅下辖两个团，另有一个骑兵团、一个工兵营、一个炮兵营，一个辎重营。后又奉命移驻河北高邑、赵县、临城。1933年秋，经师长冯占海亲自面试，现场操练（包括挥舞大刀），我被他选中，任命为排长。1934年初，冯师长召见我，任命我为91师第2旅404团第1连连长，到赵县驻防。不久冯师长又派我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学习。
1935年春我从洛阳军校毕业，即被派往保定任军训队分队长。当时华北危在旦夕，全国高中实行军训，北京和天津两地学生集中在保定训练。正在训练期间，《何梅协定》秘密签定的消息传来，华北大部分主权被出卖。当时参加军训的学生们痛哭流涕，群情激愤。我作为一名军人，眼看着丧权辱国却无能为力，十分悲愤和羞愧。学生离开时，给我留下了好多照片和信，我赶到车站送行，车上车下我和学生们相对流泪。1944年，我在昆明黑林铺美军为帮助中国抗日办的参谋指挥学校学习时，碰到一位给美军当翻译的当年参加军训的学生。他告诉我，“七.七”事变后，他们中有的直接上了前线，有的上了军校，有的上了西南联大。
1936年，张学良在西安王曲镇创办了“长安军官训练团”，张学良任团长，杨虎城任副团长，黄显声任教务长，学员为连以上军官。我参加了学习。开学时，张学良给我们讲话，主要内容是誓死抗日，表达了“东北军复土还乡、团结抗日”的思想。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是抗日！”听了张的讲话，我们都深受鼓舞。大约在10月下旬，在张学良、杨虎城的陪同下，蒋介石到训练团训话。因为他的浙江口音太重，我听不太清楚。我能听明白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礼义廉耻”等。蒋介石训完话走后，张学良的参谋顾问给我们上课。他一声不吭，先在黑板上写出“先安内而后攘外”，又在下边写上“先攘外而后安内”，然后用粉笔把上边的“先安内而后攘外”打上X字，再把整句擦掉，只留下 “先攘外而后安内”，然后对我们一笑，说声“下课”。老师上课不讲话而达到“无声胜有声”的境界。本来，东北军下级军官对张学良在东北不抵抗颇有微词，现在看到了张对抗日的态度，大家都很振奋。当时和我睡一个铺的一位张姓学员是哈尔滨人，父母兄妹全被日本飞机炸死，经常叹气说：“于国不能尽忠，于家不能尽孝，枉为男儿！”有一次，我向他打听与红军作战的情况。因为我驻扎在河北赵县，没见过红军，对红军的事感到神秘、好奇。他说：“仗早没打了，我们原以为少帅（张学良）是想保存实力，哪知道他是要联共抗日。这下可好了，我们可以打回东北、为国为民效忠尽命。”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部队即被调往永定河南岸固安一线抗敌。9月，日寇土肥原师团进攻固安县，我奉命率部坚守北门，城门全部用沙袋堵塞。日寇先用飞机轰炸，接着用山炮沿着城墙轰击，城墙被轰破后，坦克在前开道，步兵随后跟进。我们由于没有重武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寇冲入城内。我眼看着一个班长被敌子弹射入口中，副营长就在我旁边被炸死。我们抱着与城共存亡的决心，与日寇展开了激烈的巷战，真是相看白刃血纷纷。战斗到深夜，接到命令撤退，我的连打得只剩下十几人。敌坦克在城周围转，4个城门均被敌人占领，我们沿着城墙缒城而下，乘夜幕掩护，方才冲出敌人包围。在这场与气势汹汹的强敌正面交火的硬仗中，91师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死伤六千余人，同时，也给日寇以打击。战后，91师缩编为两个旅，冯占海仍任中将师长（63军的番号已于前一年被撤消）。这支当年在东北声势颇大的抗日义勇军队伍，经历6年转战，已不足1万人了。
转 战 华 中
1938年2、3月间，部队夜渡黄河，防守黄河南岸。有一天我奉命率部夜袭焦作以北的方庄日寇据点，谁知日寇火力太强，袭击受挫，我命令部队撤离。当我们经过王屋山以南的一个村庄时，后面的监视哨报告敌人追来了。我见这个村庄地形有利，中间是大道，两边是民房，决定打个伏击战。我部署两个排登上两侧民房埋伏，我带一个排在村头迎击敌人，并节节后撤。待日寇冲进村内，我两个排突然从两侧房上投掷集束手榴弹，并用机枪扫射。日寇原以为我们只有几十个人，没想到中了埋伏，且火力很猛，一下子被打得晕头转向，很快就狼狈而逃。战后清查战果，打死日寇30余人，炸死洋马5匹，缴获枪械几十支，我方仅伤亡5人。
4月，部队调至漯河、确山一带，对日开展游击作战。
1938年秋，91师参加武汉会战。在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指挥下在江西德安一线抗击日寇。后又参加了德安万家岭地区对日军第106师团的围歼战（史称万家岭大捷）。德安山地攻守战异常惨烈，日寇每进攻一个山头，先是用飞机、山炮来一个面积轰炸，然后步兵接着攻击。部队伤亡惨重，我的一个排长打红了眼，浑身是血，就站在那里用机枪向敌扫射。我们主要靠短兵相接和夜袭，阵地是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官兵大多是北方人，水土不服，大多生病，经常吃不上饭喝不上水。一天，正在与敌交战，我被急召至一个简易指挥所，师长冯占海、旅长赵维斌正等着我。一见面，冯开口就说：“韩声涛，第三营营长阵亡，全营无人指挥，现在战况紧急，命你为该营营长，迅速到位！”在半个多月的山地战中，没有增援，官兵协力与日寇浴血厮杀，全师大部分官兵壮烈牺牲，第一旅王旅长战死，我的营只剩下40多个伤病员。
武汉会战结束后，所剩官兵编入汤恩伯第31集团军。在整编期间，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悲痛万分。想我英勇的91师，东北奋起抗日，从黑龙江畔到长江畔，纵横9省抗击强敌。由于是独立师且战斗力较强，经常被调动与强敌作战且往往是孤军作战，战后却得不到补充，最终熔入抗战的烈焰中，与敌同归于尽。
时至今日，每当我想起91师，一幕幕悲壮的与日寇厮杀的场景就浮现在眼前，悲从中来，久久不能平静。我怀念冯占海将军，怀念赵维斌将军，怀念英勇抗日的91师官兵；怀念那些在战场上为国捐躯的官兵，也怀念幸存下来的官兵们。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1939年初，31集团军开往河南南阳，隶属于第五战区。此时我任85军第4师11团第3营营长。此后6年，我率部转战于河南、湖北、贵州，参加了随枣会战、冬季攻势、枣宜会战及多次游击战斗。在我的抗战经历中，以营为单位打得最解气的是湖阳镇战斗。
1939年5月，随枣会战开始。我率部从南阳出发向枣阳方向前进，在枣阳以北河南境内的湖阳镇宿营。当晚11时许，湖阳镇附近王庄的老百姓逃难到湖阳镇，说约有四、五百日本兵进了王庄。我当即派人前往侦察，命令各连做好战斗准备，并将情况报告团长万宅仁。不久得侦察人员报告：“王庄确有敌军人马嘈杂声。”凌晨2时，团长电话命令第2营（营长沈金生）由王庄北面，第3营（由我指挥）由王庄的南面，分进合击，围歼敌人，同时师部急调两门山炮支援。
部队刚调动，即被敌人发觉，枪声号角响起，战斗开始。也是天助，下起大雨，敌机不能轰炸。部队反复冲杀，下午2时左右，敌人被压退、龟缩于村内，敌我双方呈对峙状态，双方都有很大伤亡。这时候，湖阳镇附近的老百姓自发地冒着敌人的炮火枪弹给我们送来饭菜、护理伤员，激励了官兵的斗志。利用战斗间隙，我在壕沟里召集连、排长和部分班长组成敢死队，由我任队长。在黄昏时，协同第2营发起最后进攻，我沉重地对大家说：“不成功便成仁，如果这次冲不进去，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要与日寇同归于尽！”更激烈的进攻开始了，战斗持续到晚上10点左右，二、三营分别从西北、东南冲进村内，至此敌人枪声完全停止。
拂晓清扫战场，我在村内巡视，见敌尸横陈，约400多具。在一红薯窖内，发现用白布包着的一具尸体，剥开检查，方知是日大队长，从其身上搜出一个笔记本，上写着“支那军弹如雨”等字样。还发现用白布包着的被拆卸的两门大炮。
是役激战一昼两夜，歼敌1个大队（只有5、60人得以逃脱）我方两个营亦伤亡官兵300多人。第2营营长沈金生壮烈牺牲，我营牺牲了2名连长、4名排长。湖阳镇战斗结束后，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通令嘉奖。在抗战中，以2个营歼灭日本1个大队，是罕见的。
岁月悠悠，当年19岁的热血青年，如今已垂垂老矣！作为那场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的亲历者，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我想说的是，永远不能忘记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无论其信仰，无论其党派，无论其阶层，是他们用血肉筑起了中国御敌的新长城，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是中国之魂魄。我想说的是，永远不能忘记凶残的日寇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时至今日，仍不诚心忏悔，仍然参拜侵华战犯，公然篡改侵华历史，岂能容忍！我想说的是，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有了很大进步，国力有了很大提高，但与发达国家比，还有很大差距，所以要进一步改革开放，要大力发展科技、大力发展教育、大力发展经济，尽快提高国力，让世界上谁都不敢小看中国！
作者简历：
韩声涛，1912年生，山东平度人。1931年参加东北军。在14年抗战期间，历任战士、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先后参加东北抗日、热河抗战、华北抗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所在部队编号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1师、第4师。1949年1月起义，任四野45军135师副师长，参加衡宝战役（所在师被敌4个师包围，在该战役中起了关键作用）和广西剿匪。1951年调任汉口高级步校教务处副处长（主管军事教育）。从1955年起，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被转业到襄阳任中学副校长，后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受迫害。现为湖北襄樊四中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