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侵占台湾
台湾军民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
甲午一战清政府战败之后，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了日本，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耻辱之一。在《马关条约》签字的当天，台湾的洋行就得到消息并迅速通知了当地民众。台湾民众义愤填膺，奔走相告。台湾绅士丘逢甲以全台绅民的名义上书朝廷，要求废约，并表达了誓死保卫台湾的决心。第二天，台北民众鸣锣罢市，表示不服清政府的决定，准备抗击日军的侵略。《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一面电令在台湾的文武官员“陆续内渡”，一面指派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为割台大臣，前往台湾办理割让台湾的最后手续。六月二日，李经方在基隆口外的日本军舰“西京丸”上与日本代表桦山资纪签署了交接文书。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就这样把与祖国大陆人民骨肉相连的台湾同胞和美丽富饶的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神圣领土，置于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
在清政府决意弃台、日本已调军准备进攻台湾的情况下，由丘逢甲倡议，决定组织人力抗敌，以救亡图存。士绅们经过一阵短时间的仓促商议，决定成立“台湾民主国”，推举唐景崧为“民主国总统”，丘逢甲为“民主国副总统”，刘永福为“民主国大将军”。国旗为蓝地黄虎旗，年号为“永清”，意思是仍然是大清的子民，“台湾民主国”的建立，给台湾民众阴云密布的心头带来一线希望。
保台抗日的军力部署如下：广勇（在广东招募的士兵）和其他清军防营，驻扎在省会和基隆、新竹等处。台勇（在台湾招募的士兵），守卫彰化等台中地区。总兵刘永福的黑旗军，负责台南一带的防务，加上其他清军防营，全台兵力共三万多人。其中广勇多招自散兵游民，纪律差，战斗力较弱，台勇比较能战，曾在中法战争期间打败过侵台的法军。刘永福曾是农民起义军的首领，勇敢善战，在中法战争中率黑旗军屡创法军，战功赫赫。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把刘永福调到台湾，帮办军务。
日本侵略者见台湾军民坚决反对割让台湾，抗日热情高涨，便决定以武力攻取台湾。1895年五月，日本政府任命海军大将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主持侵台军政事务，并派陆军中将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统率精锐陆军近卫师团入侵台湾。实际上，早在三月下旬，日军就已攻占澎湖列岛作为侵占台湾本岛的跳板。台澎地区军民在反抗侵略者的战斗中，一开始就表现了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台湾当时守军有一百多营，尚有六十余营团练义勇，粗略估计，兵勇团练人数不下七八万人。如果能积极加以训练组织，这些人力对于有效地抵御日军的侵略会起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清廷后来撤回了驻台的官员，守军缺乏有效的组织，最终台湾还是落入了敌手。
日军在台湾欠下累累血债
日军强占台湾之后，日本政府于1895年六月成立了一个“台湾事务局”。首相伊藤博文兼任“事务局”总裁，该“事务局”统管台湾事务，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就是由伊藤博文亲自任命的。他一到台湾，就不得不面对民众普遍的武装反抗和仇日情绪。桦山资纪采取了“先硬后软”的办法，先是企图通过高压政策使台湾人民屈服，其恐怖手段极其残暴，惨遭杀害的人常被“暴尸数日，投诸荒野’。据资料记载，在台湾沦为殖民地后，日本侵略者制定了《匪徒惩罚令》，仅1895年至1903年间，就有三万多台湾同胞惨遭杀害。在1902年台湾人民抗日游击队被镇压之后，日本侵略者着手镇压高山族等原住民，又于1910年制定《五年讨伐计划》，以精锐的武装和兵力对付只有原始武器和猎枪的高山族同胞，日军在此期间共进行了二十八次大规模武装讨伐，杀害了无数高山族同胞，在台湾欠下了累累血债。
日本殖民者在台湾还建立了一套十分凶残严密的警察制度。警察队伍不断扩充，平均每一百六十个居民就有一名警察，到1902年，全台警察机构除在十个厅设有警察课外，还在九十七个支厅、近千个派出所。警察大多由日本人充当，只有极少数被日本人信任的台湾人可以进入警察队伍，且基本为低级职员。日本总督还不断扩大警察的职权范围，除执行一般公务外，还负责监视公共集会、审理刑事案件、管理户口、征收税捐等种类繁多的事务。几乎台湾地方的任何行政事务和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都有日本警察介入，使台湾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军警专制社会。台湾人民稍有不满的表示，动辄就被加上“行为可疑”、“违反政令”等罪名，任意拘捕监禁，轻者判处罚金，重者施以种种酷刑直至枪毙。
日本殖民者把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保甲制度移植到台湾，并加以强化。1898年的《保甲条例》规定，保甲内所有居民都要订立保甲规约，互相保证遵守执行；如出现所谓“犯罪”行为，“保甲内的人负有连坐责任”。保甲制度的实质，是让台湾人民自己支付经费、自我进行管理、互相监视告密，以实现日本殖民者“以台制台”的恶毒目的，方便日本在台湾的“皇民化”统治。在这些殖民手段的统治下，台湾人民被剥夺了一切自由和基本权利。
2、野心的日益膨胀
日军是“八国联军”的骨干力量，出兵人数最多
甲午战争后，中国民间反抗列强的运动风起云涌，义和团运动就是当时最为活跃的。随着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和京津地区的迅猛发展，外国列强多次胁迫清政府予以镇压。英、法、日等各国公使也奉本国政府密令，联合照会清政府“剿除义和团”，并将舰队聚集大沽口进行威胁。
义和团在京津一带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清军士兵参加义和团，以端王载漪为首的排外势力在清政府内占据上风。各国公使眼看清政府已无法控制形势，总理衙门也“无力说服朝廷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便策划直接出兵干涉。五月二十八日，英、法、日、德、奥、意、俄、美八国在各国驻华公使会议上正式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入北京。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二日，八国的海军陆战队四百多人，陆续由天津乘火车开到北京，进驻东交民巷。随后，各国继续向中国增兵，各国军舰集结于大沽口外，聚集在天津租界的侵略军达两千余人。六月六日前后，八国联合侵华政策相继得到各自政府的批准，侵略中国的战争爆发。在当时的外国侵略军里，数日军的人数最多。
八国侵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惨绝人寰。连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也供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清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表面上向列强各国“宣战”，暗地里却破坏义和团运动，向侵略军妥协投降。1900年七月十四日天津失陷后，清政府八月七日再次向外国列强乞降。列强各国本想武力瓜分中国，但在中国人民的反抗下没能得逞；同时，各国间各有打算，互不相让、矛盾重重，使得它们需要继续利用和维护清政府，通过清政府间接统治中国。
1900年十二月，列强各国（除了八国外，又加上比利时、荷兰、西班牙三国）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后又订立详细条款，于1901年九月七日在北京正式签字。《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惩办“得罪”列强的官员；派亲王、大臣到德国、日本赔罪；清政府明令禁止中国人建立和参加抵抗侵略军的各种组织；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分三十九年付清，本息九亿八千万两白银；在北京东交民巷一带设使馆区，各国可在使馆区驻兵，中国人不准在区内居住；平毁大沽炮台以及北京至天津海口的炮台；各国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兵。《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
在中国的国土上发动日俄战争
《辛丑条约》签订后，得到中国东北地区利益的俄国胃口越来越大，并不可避免地与日本发生了冲突。
1900年十一月，俄国胁迫奉天将军增祺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企图把军事占领合法化。俄军利用军事占领的机会，大肆掠夺中国东北的金矿、煤矿和森林资源，沙俄的扩张行径加深了与日、英、美之间的矛盾。1902年元月，日、英缔结针对俄国的军事同盟条约，并得到美国的支持。1903年，日本基本完成扩军备战计划，决心以武力与俄国抗衡，俄国则指望通过战争巩固其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地位。同年八月，双方就重新瓜分中国东北和朝鲜的问题举行谈判，1904年二月谈判破裂，日本断绝与俄国的外交关系。与此同时，日本联合舰队在司令官东乡平八郎的指挥下秘密行动，于二月八日夜，偷袭了停泊在中国旅顺港内毫无准备的俄国太平洋分舰队。九日，日巡洋舰队袭击朝鲜仁川，迫使停泊于此处的两艘俄舰自沉。十日，两国宣战，日俄战争正式爆发。这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一场主战场在中国、而中国对战争又毫无发言权的战争。
日本联合舰队对旅顺的偷袭并没有达到重创俄太平洋分舰队的目的。为了维系陆上作战的生命线，东乡平八郎决定通过自沉船只堵塞旅顺港的出海口。五月，日军横渡鸭绿江，攻占九连城，并迂回至俄军左翼，歼灭了俄军近三千人。随后，日军攻克大连，切断了旅顺俄守军与辽阳俄军的联系。八月，日军占领海城，对辽阳形成包围态势。俄太平洋分舰队奉命突围并向海参崴转移，在旅顺口东南28海里处与东乡平八郎指挥的舰队交战。俄军分舰队司令维特格夫特少将阵亡，大部俄舰返回旅顺。日本海军完全掌握了制海权。九月，俄国从欧洲调来五个军，想凭借优势兵力挽回颓势。日军在沙河地区六十公里的战线上与俄军展开激战，双方损失惨重，俄军亡四万人，日军亡二万人。俄军退守沙河右岸，日军因兵力不足、弹药又耗尽，丧失进攻能力，从十月二十日起转入防御。至十一月底，得到补给的日军强攻下俯瞰旅顺全城及港湾的203高地。随后日军以大口径榴弹炮轰击俄军阵地和港内俄舰。俄军太平洋分舰队大部主力战舰都毁于日军炮火，旅顺落入日军之手。
日俄在中国东北进行激战时，沙俄政府决定组建第二太平洋舰队（原太平洋分舰队改称第一太平洋舰队）开赴亚洲解救被日海军围困在旅顺口的第一太平洋舰队。俄国舰队在途中得知旅顺口陷落、整个第一太平洋舰队覆没的消息，许多人主张返回彼得堡，但主帅固执地遵照沙皇的命令继续东航，希望能侥幸获胜为俄国挽回点面子。1905年五月底，俄国舰队开进对马海峡。日海军侦察船发现了俄国舰队，立即向联合舰队司令部报告。二十七日，日军舰队在对马海峡的冲岛附近与俄舰队相遇，经过一番激战，俄军主力舰均被击沉，主帅负伤。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无力再战，在海参崴港向日本投降。
日俄战争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灾难。战争期间，日俄两国军队和战舰在中国领土、领海及周边地区恣意横行，野蛮厮杀，致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死伤难以计数。日俄战争是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的，可是腐败至极的清政府竟宣布“局外中立”。奉天地方政府甚至还将盖平县属的熊岳城至安东县界街一线以南之金州、复州、熊岳三城作为“指定战地”，供日俄侵略者“战时之用”，作为日俄战争主战场之一的旅大更是蒙受了空前的浩劫。在日俄战争中，旅顺的工厂被炸毁，房屋被炸毁，就连寺庙也未能幸免。耕牛被牵走，粮食被抢光，甚至成批的中国平民被日俄双方当作“间谍”，惨遭杀害。
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军国主义更加膨胀，中国东北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朝鲜完全受日本控制。但对日本来说，这只是实现其大陆政策的第一步。日俄战争后，日本取得了在中国东北铺设铁路的权力，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的建立使日本的资本输出有了飞跃的增加，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说，铁路既具有军事的意义，又是统治朝鲜和进一步侵略中国东北的基础，守备南满铁路的日本驻军被称为‘关东军’，后来成了侵略中国的急先锋。1910年日本吞并了朝鲜，使这个曾经在古代把大陆文明传递到日本的国家就此沦为日本人的殖民地。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都打着维护朝鲜独立的旗号，而最终却是干着灭亡朝鲜的勾当。
日俄战争是二十世纪初国际关系的转折点之一。由于俄国的势力被削弱，日本逐渐强大，英国同俄国在远东和近东的对抗明显减少，两国的矛盾开始缓和，而英国和德国的矛盾却日益激化。在亚洲，随着日俄矛盾的缓和，日美两国的矛盾日趋突出，其结果是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日本收获颇丰
由于扩军备战和需要支付日俄战争时的巨额外债利息和本金，战后又没有像甲午战争那样有巨额赔款，日本财政陷入困境，进入了经济危机期。国内人心浮动，社会矛盾激化，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英、法、俄和德、奥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之间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战争。此时的日本却就此机会，推动其再一次快速发展，其实就是趁火打劫，发战争财。
日本在时机成熟时宣布参加英、法、俄一方，对德宣战。日本参战的真正目的并非打击德国，而是乘德国忙于欧洲战争无暇东顾之际，抢夺德国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权益。因此，日本在没有征得英国同意的情况下，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胶东半岛，随后又抢占了德属太平洋诸岛。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并没有参加什么实际战斗，但战果却非常丰厚。战争使日本从经济危机中摆脱出来，给日本经济发展提供极好的机会。日本通过向各地输出军需品，并乘欧洲各国为应付战争从亚洲撤出之机，将商品打进了亚洲各国市场，从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日本不仅强占了山东半岛，并于1915年向当时已经实际掌权的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主要内容是：中国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给日本；承认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南部和内蒙古东部实际的土地所有权；将1939年到期的旅顺、大连地区的租借延长九十九年，承认日本人在南满、内蒙等地居住、开矿、经商权，中国政府要大批聘用日本人当顾问等等。这些要求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主权，日本政府软硬兼施，终于迫使袁世凯接受了《二十一条》的大部分要求。
《二十一条》激起了日渐觉悟的中国人民极大愤慨，抗议和抵制日货的活动遍及全国。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的行径也遭到国际上的激烈批评，美国不承认该条约的有效性。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日本和美、英、法、意等五国代表成为了和会的核心。这是一次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也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提出的归还德国在中国一切权利的要求并没有得到尊重。日本代表本来要求接管德国在中国的全部权力，只是迫于美国等国的压力，才答应把山东的主权还给中国，但要保留青岛租借地。日本的这一要求得到了会议的承认，同时德国属南洋诸岛也成了日本的委任统治地。巴黎和会的消息传到中国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爆发了著名的反帝、反封建“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日本在军事和经济上都可以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列，成为了除美、英之外世界第三强国。但美、英对日本的崛起开始担心，并对日本在他们忙于战事时趁火打劫极为不满。为了限制日本建造军舰和牵制日本正在加紧的对华侵略，1921?1922年，根据美国的提议，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会议规定：尊重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经济上各国机会均等。日本的扩张本来是在英美等国纵容之下进行的，可现在想阻止已为时过晚，此时的日本已不是欧美侵略亚洲的盟友，而成为其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阴谋吞并中国、征服世界的《田中奏折》
日本当时的经济发展是以战争为基础条件的，战争一结束，日本的经济又陷入了危机之中。许多企业在危机中破产了，一些战争期间发了战争财的人，绝大多数又回到了贫穷的起点上了。
日本战后经济危机延续的时间特别长，二十年代，欧美各国的经济都由于战后的复苏而持续繁荣，开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而日本经济却是危机连着危机，不景气现象持续不断。这是因为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完全得力于战争，工业的根基浅，农业中又有严重的封建残余。为了克服危机和不景气，在政府的扶持下，加紧了生产和资本集中，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大财阀开始在日本的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同时这些财阀加强了与政党的勾结，财界和政界结合，政治的腐败更为突出。贫民生活的艰辛和富豪生活的奢侈成了鲜明的对比，贫富悬殊造成了社会的巨大动荡，社会的不公平使国内矛盾激化，社会主义运动高涨。日本政府一方面对社会主义运动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就是希望加紧对外侵略扩张，以此转移人民的视线、缓和国内矛盾。
1927年的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期间，田中义一以日本首相兼外相的身份，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陆军次官田俊六等。这次会议完全是田中义一为制定侵华政策而召开的。
田中在一次会上宣称：“有关我国对华政策实施的具体办法，本大臣和各位另行商议”。在这次会议之前，田中等人与参谋本部、陆军省和外务省的一些极端军国主义分子，就大陆问题的解决办法进行了秘密磋商，并确定了“把满蒙从中国分割开来，划为单独的区域，在这个土地、地区上渗入日本的政治势力”的方针。在这一方针的驱使之下，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于1927年六月一日，向日本当局提出了《关于对满蒙政策的意见》，强烈主张“帝国此刻必须以扶植其在东三省和热河特区的实力为对华政策的基点。”田中在七月七日的会议上，以“训示”的形式提出了明确的侵华方针《对华政策纲领》。在公开发表的“纲领”中，一开头就公然将中国领土区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妄图把中国东北分割出去，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经过一系列地策划，于七月二十五日，田中义一提出了极其露骨的侵略计划“满蒙积极政策”，史称《田中奏折》。《田中奏折》提出日本新大陆政策的总战略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日本获取全中国的资源以后，就可以进而征服印度、南洋诸岛、中小亚细亚以至欧洲。大和民族在亚洲大陆显露身手，掌握满蒙的权利则为首要关键。”为此，日本必须想方设法地取得满蒙的土地商租权、铁路建筑权、采矿权林业权、对外贸易金融权等；日本人自由出入满蒙；设置日本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和教官；大力奖励朝鲜移民；派遣军人潜入蒙古，控制旧王公等。
《田中奏折》提出的侵略步骤是：第一期夺取台湾，第二期夺取朝鲜，第三期夺取满蒙，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全世界。该奏折写道：“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皆已实现，唯第三期征服满蒙以征服中国全土，则尚未完成。”奏折继而提出侵略中国的具体办法，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即按此计划，以“铁血主义”即武装侵略的方针，并通过"移民"、"开拓"、"经营铁路"等一系列掠夺行径，不断扩大和加强其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范围和势力。从后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了我国东北，制造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继而又发动"七?七事变"、对我国进行全面的武装侵略战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自"东方会议"以来，田中的罪恶侵华计划已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一步一步地变成了现实。
日军在济南的暴行
在《田中奏折》提出的第二年，日本便试探性地开始迈出了其罪恶侵华计划的第一步。1928年五月，日本军队在山东济南屠杀中国外交官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因惨案发端于五月三日，故又称“五?三惨案”。
军阀混战时期，蒋介石在英、美两国的支持下，出兵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支持张作霖的日本帝国主义不希望英、美势力向北方发展侵犯其利益，便借口保护日本侨民而把军队开进济南，阻挠蒋介石的军队北上。五月一日，蒋介石的军队刚进济南，日本军队便寻衅开枪，打死中国军民多人。三日，日军又以种种借口在济南大开杀戒，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中国军民在马路上行走时，只要被日本兵碰上，立即遭到杀害。日军并公然冲入国民政府外交公署，将交涉官蔡公时及署内全体职员捆绑，日本士兵先将蔡公时的两耳割掉，日本兵继而再去杀被捆着的其他外交官员。完后，再回来将蔡的鼻子割下，折磨了一个多小时，才将蔡公时杀害。日军还唆使日侨义勇团，杀害平日有反日言论或者宣扬取缔日货的中国人。一时间，济南成了日军屠杀中国军民的杀人场。但是，当时在济南城里的蒋介石竟然置同胞的死活于不顾，竟下令各师“约束士兵不准还击”。这次“济南惨案”，日寇杀害中国军民六千多人，伤一千七百多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血债。日军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抵制日货的怒潮随即席卷全国。
惨案发生后，日方否认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反而要南京国民政府道歉、赔偿、惩凶。第二年，中日两国政府签订“济南惨案”协定书，规定南京政府负责保障日侨生命安全，日军于两个月后全部撤退。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屈服，“五?三”惨案就如此草草了结，“济南惨案”中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充分暴露了国民政府的无能，这才有了后来日军更疯狂地挑衅和大举入侵。
3、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
日军吞并东三省、成立伪满傀儡政府
“济南惨案”中蒋介石的软弱使得日本军国主义越发有恃无恐，1931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进而侵占了中国东北地区，为实现其吞并全中国的野心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九月十八日夜十时，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率其部下数人，在预定的柳条沟东侧南满铁路上(距北大营约八百米处)点燃炸药，炸坏一条铁路和两根枕木。二十分钟后，从长春南下的火车经过此处，但并未出轨颠覆，仅歪斜了一下便顺利通过。由于这是日军制造借口，火车颠覆与否并不重要，随即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三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污蔑其为炸铁路的凶犯。同时，河本末守中尉向大队本部和沈阳特务机关报告，这时预先埋伏在铁路爆炸点以北四十里的日军立即向东北军北大营发动袭击，日本关东军的侵华战争由此开始。
事变发生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旅顺，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先遣参谋板垣征四郎发布了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的命令。命令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五大队攻击北大营，步兵第二十九联队攻击沈阳城。本庄繁在旅顺连续接到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情报，决定迅速将关东军主力向沈阳集结，以便首先控制东北地区的中枢，并于次日发出电报：命令第二师团迅速向沈阳集中，对沈阳发动攻击。日本军部收到本庄繁的电报后，于十九日上午召开会议，参加的有陆军省次官杉山中将和所属各部(局)长，一致认为关东军的行动是适当的，决定给关东军增加兵力。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军驻沈阳的部队仅有第七旅驻北大营，城内有警察和公安队两千余人，张学良远在北平，东北边防司令长官职务由参谋长荣臻代理。在事变前，鉴于日军准备发动进攻的紧张局势，荣臻曾派警务处长黄显声到北平请示，第7旅旅长王以哲也曾赴北平请示应变措施。对此张学良报告了蒋介石，而蒋介石却采取了妥协卖国的不抵抗政策。在八月份，蒋介石就曾电告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于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即将蒋的电报转达东北各将领。这样，驻沈阳的东北军，尽管少数人自发地做了一些抵抗日军进攻的准备，但大多数依然只有执行不抵抗命令而撤退。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向北大营展开攻势，东北军第7旅广大士兵奋勇抵抗，大多数官兵奋不顾身地抗击着装备优良、人数众多的日军进攻。但因大部分团以上军官由于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战斗意志消沉，使部队的战斗威力不能很好的施展，因而不得不在日寇的猛烈进攻下狼狈撤退。
日军占领沈阳后，开始了疯狂地掳掠，东北军的大量兵器弹药均为日军所获。日本关东军遵照司令官本庄繁的命令，向东北各地的中国东北军发起进攻。随后日军一路沿南满铁路、安奉路进犯，一举占领了安东、营口、凤凰城等地。十九日下午，驻长春日军占领全城；二十二日，吉林沦陷。在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在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东北大部国土相继沦陷敌手，几千万东北同胞由此开始了十四年亡国奴生活。
1932年三月九日，日本帝国主义策划的伪“满洲国”在长春正式成立，国号大同，改长春为“新京”，末代皇帝溥仪为政府“执政”。当日，溥仪在长春就职，参加就职典礼的有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等两百余人。1932年四月，伪“满洲国”与日本政府签订《日满协定书》，让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切大权，伪“满洲国”实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政权。1934年三月一日，伪“满洲国”正式更名为伪“满洲帝国”，溥仪改任“皇帝”，年号为“康德”。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从1931年十月起，东北各界人士和爱国官兵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等各种形式的抗日队伍，进行武装抵抗。自1935年后，各抗日队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联军在敌后的英勇作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致使日本关东军的大部分精锐部队无法全力入侵华北、华东地区。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白山黑水之间涌现出无数如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这样为维护民族尊严而舍生忘死的好儿女，他们的英雄事迹当永远被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十九路军在淞沪地区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因国民党政府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更加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得寸进尺、吞并整个中国的野心。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得手以后，从1931年十一月起，先后在天津、青岛、汉口、福州、重庆、上海等地进行闹事挑衅活动。
1932年一月十八日，日本驻华武官田中隆吉勾结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制造了所谓“日本和尚事件”。当天下午，住在江湾路妙发寺的日本僧侣天崎启升等五人，行到杨树浦区马玉山路时，在外面向墙内正在操练的工人及义勇军掷石寻衅，双方发生冲突。事后，日方声称有一受伤僧人死于医院。一月二十二日，日海军第一外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以“日本和尚事件”，要求上海市政府解散抗日团体，取缔抗日运动。随后，日本增派巡洋舰“大井”号、航空母舰“能登吕”号和第十五驱逐舰队驶抵上海，并调集日海军陆战队在浦东登陆布防。一月二十六日，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无理要求，声称没有满意的答复，即采取行动。一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时许，吴铁城答复日本驻沪总领事，全部接受所提要求。晚上，盐泽幸一便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当局撤退闸北驻军，撤除防御工事。随后，日海军陆战队即分三路向闸北中国守军阵地发起进攻。驻上海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运动激情的感召之下，由总指挥蒋光鼎、军长蔡廷锴指挥，奋起抵抗日军，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
第十九路军的英勇抵抗得到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有力支持。一二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宣言，号召工人和一切民众武装起来，实行决死抵抗，并举行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1932年一月三十日，上海工人举行罢工，组织上海各界民众反日救国会，支援中国军队抗战。上海工人、学生、退伍军人等纷纷组成义勇军敢死队、运输队，或直接参战，或开展战地服务工作，救护伤员、运送弹药。据不完全统计，在第十九路军中参加战勤工作的群众义勇军达两万余人。
十九路军坚决抗战，完全出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预料，也违反了蒋介石的根本意愿。战事爆发后，蒋介石又叫嚷“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而所谓“一面抵抗”就是让十九路军孤军作战，假日军之手来消灭不听其指挥、主张抗日的十九路军；所谓“一面交涉”就是进行卖国外交，屈膝求和。所以日军公开宣布，只与十九路军为敌，并不与“中央”其他军队作战。更令人愤慨的是，驻守在上海的国民党海军执行了蒋介石卖国集团的意旨，不但不给上海抗日军民任何支援，甚至还和日本海军达成协议：“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本舰队也不攻击中国舰队，以维友谊。”蒋介石还向其他部队通令“十九路军有三师共十六团，无须援兵作尽可支持，无须援助。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所以驻在苏州、无锡、杭州以及江北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数十万人，对于淞沪抗战，竟然作隔岸观火。
全国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使得十九路军以劣势装备与优势的日军坚持了一个多月的作战，迫使敌人三易主帅，数度增兵，损伤一万余人却无法实现其速战速决的美梦。二月底，日本增调第十一、第十四两师团到上海，至此，在沪日军达十万人。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破坏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兵力不敷分配，在腹背受敌的严重情况下，不得不撤退到昆山至福山一线。
在蒋介石的极力奔走下，“国际联盟”于三月三日开会调停。会上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暴行不仅不加任何谴责，而且在“调停”的名义下，要求中国接受日本提出的停战条件，以保全美国等帝国主义者在上海的利益。五月五日，国民党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所谓的“淞沪停战协定”，接受日寇提出的上海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和取缔反日运动等丧权辱国的要求。
4、日本的法西斯化
军国主义的?热席卷日本
虽然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日益扩张，但其以西方国家为蓝本的宪政体系对军部的特立独行仍具有一定的约束性。为了摆脱民主宪政制度的束缚，暗杀及政变事件在日本国内接连不断地发生。
1932年五月，以三上卓、古贺清志为首的少壮派海军军官、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伙同黑道势力在东京发动军事政变，史称“五?一五”事件。他们分路袭击首相及内臣官邸、警视厅、日本银行，打死首相犬养毅。并发布《告日本国民书》：目前挽救国家的唯一道路就是采取“直接行动，杀死天皇左右的奸贼”。此次政变虽然失败，但日本政党内阁时代也自此结束，社会经济沿着加强军备统制的方向发展，这是日本走向法西斯化的重要标志。日本统治者加速把日本引上战争轨道，一面极力煽动排外情绪，煽动卑视、敌视中国人的情绪，一面在国内加强恐怖统治。新闻、出版被严格控制，1932年就发生禁止报刊及出版物出版发行的事件五千起。进步和正义人士的反抗活动被残酷镇压，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中，许多进步人士被逮捕杀害。
到了1936年，日本又发生了法西斯青年军官发动的“二?二六”武装政变。二月二十六日，激进派军官二十余人，在右倾“思想家”北一辉的暗中指挥下，率领近卫步兵一千四百余人，在东京发动政变。叛军袭击首相和各大臣的住宅，警视厅、《朝日新闻》社也遭袭击。内阁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波边锭太郎被杀死。政变人马还占领了首相官邸和陆军省所在的水田盯一带，并向陆军大臣提出了“昭和维新”、任命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官、提高本派的政治地位等要求，但陆军大臣没有同意，叛军一时无计可施。天皇闻讯后大怒，立即下令“肃军”，叛军在天皇的威严下很快瓦解。七月五日，政变参与人员十七名军官被判处死刑，五名判处无期。次年，北一辉也因是“思想主犯”被判死刑。
“二?二六”政变虽然失败，但却由此确立了军部的政治支配地位，打着“全面革新政治”的旗号推行了一系列旨在使国家法西斯化的政策措施。日本国内开始了血腥地镇压工农运动，扩大警察职权，限制国会权力，并确立了军部与财阀紧密勾结的政治局面，日本法西斯体制开始形成。日本法西斯体制建立后，为了强化国内统治、动员和集中人力物力来支撑侵略战争，不断用集权主义政策措施使日本国家生活全面转上战争轨道，从而建立起所谓的“国防国家体制”。1937年八月，对于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近卫内阁决定开展国民战争精神总动员运动，对国民实行半强制性管制。1938年四月，公布“国家总动员法”，开始逐步对全日本的物力、人力实行全面管制。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各个领域都先后被纳入法西斯体制。明治维新从学习西方文明开始，却以排斥西方民主、宣扬皇道结束。日本人的这一历程决不是偶然的，是有其必然性的，它是明治维新以来军国主义恶性膨胀的结果。日本国民由追求文明开化到被军部全面统制，由追求富国强兵到进行大规模的对外侵略，不仅给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也几乎使得日本自身灭亡。
日本的军国主义经常被拿来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的法西斯主义相比，在有些方面两者确实异常相似。但是，与意大利和德国不同的地方是，日本社会上层集团权力的变化，都是在1889年成立的立宪制度范围之内发生的。日本没有独裁者，整个制度是一个明确定义的民众运动产物。
日本历史的一个特点，就是日本人的一切根本性变化都是由上而下发生。日本社会的法西斯化也是这样由上而下发生的。就在法西斯本质上而言，日本和德国、意大利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日本的一切法西斯思想和行为都打着天皇的旗号，这也就是说，日本的法西斯具有更加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天皇这种不可取代的权威地位，是明治维新以后，不断自上而下宣传的结果，明治维新打的就是尊王攘夷的旗号。把天皇神化、灌输天皇制意识形态，成了明治维新以来官方的一贯政策。这样一些把天皇权力和国家权力绝对化的思想是日本实行法西斯统制体制的思想论基础，也是日本法西斯不同于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地方。应当说，日本的这种以天皇权力为核心的国家权力绝对化含有更多的传统色彩，其基础也更深厚。日本的这种法西斯虽在形式上和德、意的法西斯不一样，但本质上都一样，都是人类文明的泯灭。
资本主义本质亦是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原因所在
日本侵华的原因还与其国内的经济体制密不可分。在日本看来，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而且近代中国当局腐败无能，无法维护自己的领土和资源。这样，日本就把中国的资源、人力、市场当作自己发展经济的动力。日本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早稻田大学创始人大隈重信在辛亥革命爆发时曾说：“要说作为销售日本产品的市场哪里最有希望？那么不用说，就是中国。因为文明程度低的国家要把生产的物品销售到文明程度高的国家去是很困难的，只好把它销售到文明程度低于自己国家的地区去。日本在地理上与中国相距最近，文明程度又比中国高。------现在正在逐渐发展中的日本的各生产行业，除了满足国内的需要之外，正把大量的产品输出到中国。即便仅仅从输出工业产品这一点看，中国也是我日本重要的称心如意之市场。若中国因内乱而使商业陷于不振，交易被迫停止，则我日本经济上所受之损失将会十分巨大。革命（辛亥革命）发生以来，即使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大阪、神户的商店所受之打击已经非常巨大。如若此种情形持续一年以上，则以向中国输出为目的之企业主必将完全崩溃。"
从大隈重信的这一段话中我们可看出，当时的中国已经成为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市场，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具体体现。当时的大隈重信是主张依仗军事力量扩张经济的，因此对中国各种经济资源的企图也构成了日本侵华的经济根源之一。1931年三月，日本陆军步兵大佐、战争罪犯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所作的《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曾讲过：“满蒙的资源很丰富，有着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需的所有资源，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需的地区”。
另外，日本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其固有的经济危机也构成了侵华的经济根源。1890年，日本资本主义发生最初的经济危机时，工人大批失业，农业连年歉收，米价不断上涨。广大城乡的失业工人和破产农民不断掀起米粮暴动，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日本统治集团为了摆脱国内的困境，把激奋的人心导向国外，便发动了甲午战争。1937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处于内外交困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它的垂危统治，觉得发动对中国的全面进攻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1937年六月近卫内阁一上台，就致力于建立战时体制，并表明要以战争来摆脱经济危机，因而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
除此以外，还有就是日本的人口问题。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有三千余万人口，其后三十年增加了一倍达到六千万，并且每年人口增加近百万。而日本是一个小岛国，其国内耕地狭小，矿物资源也不足，没有办法供养这样众多的人口，这一点是足以动摇日本基本国策的大问题。在不可能实行海外移民的情况下，日本积极开发朝鲜和台湾，更以在满洲的经济活动来不断地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满洲问题在日本人的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大，灭亡中国也就成了解决日本人口膨胀问题的最好良方。
小结：国民党政府一次又一次地退缩、一次又一次地妥协，并没有使日本军国主义放慢侵略的步伐，人性中恶的一面在日本军国主义身上得到了充分地体现。在对华侵略中尝到的甜头，促使日本国内加快了法西斯化的进程，更大的灾难随之降临到中国人民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