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日本   蔑视、敌视中国   演进过程   原因与表现   结果与影响

内容简介:日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蔑视和敌视是逐步强化起来的。主要是近代日本从一次又一次的对外战争特别是侵华战争的胜利中获得了自信,并急剧膨胀、恶化的结果。既有日本国家的宣传、教化,也有日本知识界的推波助澜。这种思想观念不仅体现在中日国家交往中,还渗入到日本国民的潜意识中,成为日本民族的国家观念和民族认识的重要内容。其影响是复杂的、深远的。

    众所周知,日本的历史发展深受中国的影响,特别是唐宋时代的中华文化直接为日本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注入了无限营养和活力,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日本民族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直接仰赖于中华文化的输出(1)。自从中国遭遇鸦片战争而国势益衰之日起,日本从中国的悲惨经历中自我觉醒起来,励精图治,通过明治维新逐步走上了民族自强的道路。但是,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日本从对清王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哀怨中逐渐生发出对中国的轻蔑与不屑。“腐败堕落的清朝,是东亚之大敌,亚洲之叛徒。与清朝提携保卫东亚和平,纯属痴人说梦。”(2)就是此种心态颇具代表性的表白。

    曾几何时,日本一直是仰首看中国的,直到1600-1867年的幕府时期,还是一个极其虔诚的学生。1868年以后的专制天皇制统治下的日本从西方世界学到许多近代文明之后,开始忘却、疏远、抛弃原来的中式文明而拜倒于白人文化。

    1868年日本推行明治维新,逐步迈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显示出“天皇政权诞生以来一贯的、如此明显的侵略主义”本性(3)。侵略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一海之隔的近邻中国和朝鲜。明治初年,日本就遣使来华,要求按照“西人成例,一体定约”,意欲取得与西方列强“一体均沾”的特权,自然被清政府一口拒绝。这使觊觎大陆的日本大为恼火,于是乘清朝政府正焦头烂额,穷于应付西北、西南边疆危机的时候,在1874年借口琉球渔民被杀,偷袭中国台湾。出乎意料地胜利了,日本不仅赚取赔偿金50万两白银,还强迫清朝政府为其侵台行为定论成“保民义举”。对日本来说,小试牛刀,却侥幸成功,实在是大喜过望,因而举国上下欢欣鼓舞,激情难抑,轻视中国之心顿然而生。1894年,“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赌以国运,诚惶诚恐地悉力以赴,结果大获胜利。从此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为之一变,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或文化上都轻视中国,并侮辱中国人为‘清国奴’(shankoro)。”(4)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所谓“满洲事变”。“满州事变以来对中国人存有蔑视心理。”(5)1937年7月7日,日本又挑起处心积虑的芦沟桥事变,从此开始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对中国的觑视和瞥蔑已至无可复加的地步。

    战后20世纪70年代,日本侵略亚洲的总指挥裕仁天皇访问欧美,曾多次向西方国家表示“道歉”、“谢罪”,但是,直到他死亡,也从未向为他所蹂躏过的任何亚洲国家表达过丝毫与此相同的情感和认识。今天,日本是否改变了对中国轻视心理呢。人们从日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方面的态度上,依然能够鲜明地感受到各种各样的、或明或暗的挑衅和刺激,难道这仅仅是靠单一而抽象的国家利益解释得了的吗?

    天皇政府的宣传、教化是日本民族轻视、敌视中国的根本原因。还是看一看良善的日本人士对此的评价吧(6)。这都是“明治以来蔑视中国的教育所造成的恶果”,而这种教育是从制造、宣传侵略中国的理论依据开始的。明治以后,日本政府反复地向孩子们灌输日本是一个地小人多的国家,没有土地,也没有资源,要生存就得向外发展的思想。侵略中国东北时,公开造谣说:“满洲人痛恨国民党,多方设法脱离国民政府统治”(7),日本南满株式会社还为此专门编写了一部反映中国人抗日、反日、排日内容的书《支那排日教材集》。“日本的老百姓,主要是中、青年一代,他们从小就受到军国主义教育的熏陶,早就认为‘满、支’是他们的生命线。而到现在经济恐慌,找不到工作,甚至连吃饭都为难,当然觉得政府说的‘是支那人不让日本人活下去’的宣传没有错。”(8)长期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宣传,不仅日本一般人民不知道事实的真相,简单地“认为中国人只顾自己,不能团结,一盘散沙”(9),连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也都认为,为了日本的生存,用武力征服中国是理所当然。因此,从明治后期“军国民教育最盛时期,当时对中国人除了侮辱以外,就是轻视”(10)。

    知识分子的鼓吹。这大概以“浪人式的革命家”、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北一辉的影响为巨了。北一辉在其《国家改造法案大纲》一书中,放肆地扬言:“没有我们的保护和领导,印度和中国的七亿兄弟决不能取得独立。”于是,日本千百万年轻人“一下子就给迷住了。他们能够与这些罪恶势力和共产主义进行战斗,使东方从西方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使日本成为世界各国的领导者。”(11)至于以蔑视、侮辱中国和中国人为能时的文学、文艺作品更是充斥日本社会。而且,在每一次侵略中国的战斗打响之前,这样的声音就甚嚣尘上,不可一世。

    军事胜利的刺激。武装侵略中国既是日本民族轻蔑中国、敌视中国的恶果,也是又一种助进剂。通过甲午战争,日本不仅攫取了梦寐以求的对朝鲜的控制权,以及西方列强积40余年方才蚕食到手的各种对华特权,还从中国猎取2.3亿两白银,相当于日本三年的财政总收入。把它折合成日币是3.6525亿日元,扣除日本的战争军费支出,净得1.6485亿日元的利润。日本利用这笔赔款扩充军备、设定各种基金、实施基金本位,一举完成了币制改革(12)。1900年镇压义和团,日本又从中国榨取了4.5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从此以后,本来与中国同处近代化起跑线上的日本迅速爬上强国之路,中国则从此一蹶不振,中华民族的近代化被扼杀在摇篮里。

    中国在中日国家关系上的持续软弱。近代中国在同日本的多次军事较量中,胜少败多,尤其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扭转了近代化的道路,而且,在之后与日本的国家交往中,信心大挫。军事上的失败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甚至可以说还带有较大的技术性,但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方面的中日间国家交流,中国也总是难逃厄运。自信不足的中国反过来给日本注入了更多的信心,引来了更加痛苦的被歧视敌视。整个国民党时代以前的中国基本上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艰难地过来的。“民国以后,日本人对中国人轻蔑(或憎恶)变得更厉害。”(13)

    对中国的轻蔑和敌视,在日本的国家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十分彻底和普遍,甚至达到了不自觉的状态。

    脱亚入欧,拒绝与中国共处东方文明体系。福泽谕吉的这一高谈阔论可谓是最早的理论表现,而且,这种主张一直指导着其后日本国家的发展。

    军事斗争面前“小人得志便猖狂”。甲午战争时,日本的确十分谨慎,但是小觑中国的嚣张心理已经流露出来了:日本的“目的是‘将军队主力运至渤海湾口,与清国决战’,不仅限于从朝鲜击退清军,而以出征清国帝都北京为目标。”(14战后,当年俄、德、法三国干涉归还辽东半岛于中国时,激战未几,“不仅对三国联合的海军无法应付,即单独对抗俄国舰队亦无把握”的日本,却依然叫嚣“对于三国纵使最后不能不完全让步,但对于中国则一步不让。”(15)及至面对三国咄咄之势而不得不有所退却时,日本御前会议所论定的第三种对策是“全面接受三国劝告,交还清国,以示恩惠。”在索取战争赔款和赎辽费两亿三千万两白银时,又要求中国必须在头六个月先行支付八千万两,已超过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有了如此十足的底气,日本已然不再把中国放在眼里,在之后的任何一次危害中国的行动中,都争先恐后,“当仁不让”,甚至往往捷足先登,猎获最丰在通过划界、租地、争夺势力范围而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日本有恃无恐,更是不甘落后,强行划取福建及其沿海地区为其势力范围。义和团运动后期,又积极参与八国联军,趁火打劫。1937日本发动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时,陆军大臣杉山元向天皇扬言“三个月即可征服中国”(16)。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蔑视已经达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另外,从日本侵略中国过程中惯用的的伎俩来看,总能感觉到它对中国的不屑和鄙薄。每当要实施侵略时,它一定要预先制造某种借口,然后嫁祸于人,玩起自己先放火,然后再大呼擒拿纵火犯之贼喊捉贼的把戏。从儿玉源太郎镇压台湾人民起义创此先例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直到“七七事变”,衣钵相传,莫不如此。我就要这么干,看你能奈我何?一副无赖小人嘴脸。

    异常野蛮的战场表现。思想意识上的轻蔑与不屑,使侵华日军在战争中疯狂地杀戮人口,毁坏财物更如风偃草。“七?七事变”以后的八年里,日军坚持基本上不要俘虏的方针,大规模屠杀中国战俘,毫无人性地说“中国人原没有多少,有多少杀多少”;同时为自己丧心病狂之举辨解诡称到:“对中国不适用国际法”(17)。据粗略统计,八年战争,日军共杀害1000多万中国人,造成中国直接经济损失500亿元。对于像冈村宁次在中国华北地区的“三光”政策,日军731部队的残忍,松井石根在南京的暴行等,人们的切齿之痛和腐心之辱只能从“日本军队忘记了被屠杀者是与其同样的人类生灵”得以解释,除此之外,再无可释之由。

    国际交往礼节及国民待遇问题。当日本决意脱亚入欧时,在西方国家纷纷设立大使级外加机构,惟独在亚洲包括中国只设公使馆。等到中国外交使节李鸿章衔命出使东瀛时,竟然被所谓的“歹徒”所袭击,捂住伤口走向签约台,此恐人类外交史上绝无仅有之先例了,对歹徒的不了了之又使人类公理和正义蒙受奇耻大辱。“支那”,一个本来源于印度的、指称中国的梵语,不知为何到了日本人口中就变成了对中国的蔑称专号。“在明治时代,日本人侮辱中国人的绰号是‘猪尾巴’或‘豚尾奴’。甲午战争后,这个绰号,便开始流行起来。”这或许是一种缘由之释吧。现代中国人大多对鲁迅先生的《藤野先生》一文记忆颇深,但对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期间的遭遇未必很明白。“请看鲁迅的周围,与鲁迅最接近的日本同学吧。他们认为‘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学生会干事因此到鲁迅寓所搜查其笔记,翻检一番,企图证明藤野先生泄露试题给鲁迅知道,并给鲁迅一封匿名长信。信中第一句话是:‘你改悔吧!’……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翻然改态,蔑视中国人。蔑视中国留学生的不只是他们的日本同学,社会上一般人对待中国留学生的态度更是等而下之。”(18)不仅如此,日本警察还时常没有任何来由地公开检查中国留学生的行李衣物书籍等,对其他国家则无此例。这在谁也不能不看做是一种对人格尊严的践踏,是对自己祖国的蔑视。

    拒不投降和认罪。1945年日本全面投降。但是,蔑视中国的心理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侵略亚洲的日军宁肯向白种的美英国家缴械,而拒不承认被中国人民所打败。战争后期,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一再强调“中国派遣军的投降,不是由于本身战败,而是随着国家的投降,不得已投降的。”“中国派遣军与其他方面军不同,前后八年百战百胜,至今尚保持了足以战胜敌人之力量”。在未接到日本政府的正式投降命令前,还屡屡向天皇请战,欲竟其完全征服中国之宿愿(19)。当战争伤害退去了它的现实感,善良的中国人从战争中走过来依据起码的人类良知满怀希望加害于者给予应有的道歉和赔偿时,日本国家及其政治家、官僚、学者、财阀,包括日本民众竟坦然自若地矢口否认,拒不认罪,并且编造出是“进入”而非“侵略”、“解放亚洲”、“对日本而言纯粹是为了自卫”、“南京大屠杀根本是个虚构的谎言”、“论虚构中国人是天才”、“所谓慰安妇实际上是战地自愿服务者”等等一系列寡廉鲜耻、失去人性的靓丽“神话”(20)。在此,宽厚的中国人再次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以为仅此而已,殊不知,待一些天良尚在的日本人如本多胜一、东史郎等勇敢地记述并展示历史本貌的时候,日本朝野上下群起而攻之。即使到了今天,面对已经强大了的中国和大大进步发展了的其他曾被日本侵略过的亚洲国家,日本整个国家还在做着参拜靖国神社祭奠法西斯亡灵、篡改教科书否认侵略、否认南京大屠杀、批判东京审判史观等一系列伤天害理的勾当。发生在今年的日本企业惟独侵害中国消费者权益的三菱汽车事件、日本民航事件,人们实难把它们看做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至于说明天日本还会作出什么样的歧视中国及中国民众的事情来,我们说不清,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地说肯定还会不断地出现。


   
    在日本对中国的轻视与敌视中,慢慢酝酿、积累起来的问题便深浅不一,由近及远地彰显出来了。   

    “日本当政者的国家优越感及其对中国的轻蔑态度,影响着一般的日本国民,使人人都怀着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轻蔑的态度。直到投降前,日本小孩子嘲弄别人时,常常爱说:‘笨蛋笨蛋,你的老子是个支那人!’”(21)??对中国的蔑视已经深深地融入到日本国民的意识中去了。这曾经是中国人的悲哀,它带来了不断扩大逐步升级的被宰割、蹂躏的战争耻辱;也曾经是日本人的悲哀,它造成万千家庭的残破和人类原子武器的率先垂顾,并且理性而深邃地写实了日本战败的必然。

    义无反顾地侵略中国,在战场上放肆地杀人放火、劫财掠物,战争期间及战后,穷凶极恶地编造侵略有理的奇谈怪论,竭力为自己的侵略罪行开脱,这是日本对中国予以轻蔑和敌视的又一恶果。必须注意,今天的日本也还没有消除、改变对中国的这种认识,只是改换了方式方法,更多地表现在经济、文化及技术交往中罢了。

    时至今日,当1931-1945年那场梦魇般的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时,它所造成的伤痛仍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抚平,留下的阴影依然幽暗深长。中国人一旦触及那段痛耻的往事,总是悲不堪言,义愤填膺,再加上日本国内一些人在政府或默许或默认的情况下又不时地去拨弄、放大它。中日两个民族间的感情裂痕似乎难以速然弥合。只不过这已经是由于日本对中国的蔑视、侵略之后的远程影响了。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对日本的伤害一直耿耿于怀,日本人对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总是心存戒备,这是进入21世纪时的中日关系现状中的隐层。然而,它又不是空穴来风和无源之水,也不是简单的心理问题、历史认识问题。   


    ??该文原发于《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M),商务印书馆(北京)1980年版第1页。
(2)天津编译中心编:《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人物》(M),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1994年版,第14页。
(3)(日)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M),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版第7页。
(4)(7)(8)(9)(10)(13)(18)(21)(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83年版第11页、第339页、第320页、第348页、第330页、第183页、第180页、第182页。
(5)(日)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M),中华书局(上海)1981年版第374页。
(6)(日)武田胜彦:《桥:一个日本人的一生》(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2年版第9页。
(11)(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M),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1988年版第158页。
(12)许介鳞:《谁最了解日本》(M),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14)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M),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7年版第33页。
(15)(日)陆奥宗光:《蹇蹇录》(M),商务印书馆(北京)1963年版第160页。
(16)(日)田中正明:《“南京大屠杀”之虚构》(M),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1985年版第104页。
(17)(日)藤原彰:《南京大屠杀》(N),《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J)1989年第13辑。
(19)(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M),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1978年版第250页、第231页。
(20)(日)历史委员会:《大东亚战争的总结》(C),新华出版社(北京)1997年版第199页、第3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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