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是行动的指导。日本侵略中国绝非如其所言是某些战争狂人的个体行为，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和精神支持的，这就是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已经开始出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在不断地生发和完善的日本侵略中国的思想理论。然而，使人遗憾的是，中国人在研究抗日战争问题时，精力主要集中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是什么”、“怎么样”，和中国是如何抵抗的，很少涉及更少深入“为什么”。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历史研究的一大缺憾。因此，加快对日本侵华思想理论的研究不仅是势在必行，而且刻不容缓。石原莞尔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极其重要的军国主义分子，其侵略思想理论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煽动性，并且一直贯穿在20-40年代日本侵华的整个过程。
一，迅速占领中国东北，解决日本的内政外交之困。
石原莞尔（Ishihara Kanji，1889-1949），出生于日本山形县一个武士家庭。陆军中将。1918年陆军大学毕业，被认为是“陆大创建以来从未有过的优秀人才”，(1) 1921年留校任教，1922-1924年到德国学习军事学，回国后继续担任陆军大学教官。1928年10月担任关东军参谋，是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元凶。1935年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次年策划、参加了意图加快侵华步伐的二?二六事件。1941年编入预备役，任立命馆大学教授，继续在民间推动“东亚联盟”运动，并任该会顾问。著有《世界最终战争论》、《国防政治论》。与其他众多的日本侵华骨干不同，石原莞尔不仅直接参加了一系列侵华事件的谋划与实施，还潜心制造了一套侵略理论。更为突出的是，石原莞尔作为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元凶和战争罪行累累的战犯，却没有像板垣征四郎（Itagaki Seishiro）、土肥原贤二（Doihara Kenji）等罪大恶极的侵华分子那样受到应有的惩处。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过程中，他因为已经退休多年，未被列入战犯名单。但是当传唤其出庭作证时，石原莞尔竟然狂妄地自称“我是一个十足的战争罪犯”，装疯卖傻，胡言乱语，并攻击东京审判“将成为后世笑柄”。
石原莞尔系统地接受了日本传统的皇国史观和军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具有浓厚的对外侵略扩张意识。在陆军大学进行有关战争史的教学与研究的时候，特别是在任关东军参谋期间通过对占领中国的实际认识，结合对日莲宗(即日莲教，日本佛教十三个宗派之一，又称日莲法华宗，开创者是日莲。??引者注)。宗教观念的参悟，提出了“世界最终之战争”这一狂妄史观，并由此出发，构造了日本对华问题的基本国策，第一谋略就是迅速占领中国东北。
首先，大肆散布东北不是中国领土的谬论，积极鼓吹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并入日本版图。石原莞尔扬言东北“与中国本土不同”，“满洲大部分地区并非汉族的土地，且明治以后很多日本人来到满洲。从对付苏联保卫满洲的角度来说，决不仅仅是中国的，或许是从法律上看是中国的，但是，现实中它是各民族的共同财产。”（2）当他进入中国东北来到关东军司令部旅顺，亲眼目睹了中国人民高涨的抗日热情时，进一步坚定了夺取中国东北地区的信心和紧迫感。认为，中国东北真正是日本发展国策最为重要的战略据点，它对日本不仅具有政治上的价值，也还有经济上的价值，一则占有之可以阻止苏联的进攻，把日苏矛盾的对接点大大地向前推移，从而使日本无虑于北方；二则占有之才有可能获取一个更为有利的桥头堡，把对外扩张尤其是向中国发展以至向更为广阔的南方扩张的宿愿付诸实施。因此，炸死“东北王”张作霖并不能对中国构成明显的威胁，要最终解决“满蒙问题”必须依靠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正是因为在侵占中国东北问题上的强硬态度，石原莞尔成为二、三十年代日本国家改造“先外后内”思想派别的急先锋。（3）其次，把对“满洲”重要性的理解与渴望变成自己以由“关东军之主动行动”实现“回天之伟业”为目标，“由谋略来制造机会”的专心致志了。为此，他先是于 1929年5月参加法西斯军人组织“一夕会”，寻找有志于“满蒙”问题的强硬派同道，与少壮军官永田铁山（Nagata Tetsuzan）、铃木贞一（Suzuki Teiichi）、板垣征四郎等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逐渐成为“满洲帮”的重要头目，（4）并最终成为日本关东军的“鹰派”人物而被称为“关东军干犯统帅权的祸首”。（5）然后在1931年5月前后亲自起草《满蒙问题之我见》的意见书递交日本政府，强调：“作为反对俄国之东洋保护者，为使国防安定，应刻骨铭心，不忘满蒙问题的解决办法，除将满蒙作为我之领土以外，当绝无他途。”同时规定期限到“1936年为解决目标”。（6）对于日本政府和军部对意见书之策略可能引起多方面强烈反应的担忧，石原莞尔不仅认为是多余的，还据理力争，声明：苏联的远东军力特别是运输力有限，美国没有进攻日本的军事据点，海军布局又不合理且无显著的对日优势。
1931年9月18日，以石原莞尔为首，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的柳条沟事件爆发，以此为端口，日军迅速占领吉林、锦州和哈尔滨，基本上控制了东北三省。紧接着，为巩固既得利益，石原莞尔又加速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并在1932年初参与拟定了相关的备忘录。主要内容是“一、满蒙问题的解决，不应只顾眼前的利益，必须考虑到世界形势的演变和东亚的未来而加以妥善处理；二、为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企图，确立不败之国防，必须从中国开始实现东亚各民族间的真正的大同团结；三、作为第一步，必须使满洲国成为理想之乡。新建立的满洲国，既非中国之失地，也不是日本的领土，而是日中两国共同的独立国家，同时也是各民族协和的理想之乡。”（7） 1932年3月1日，发表伪满洲国的《建国宣言》，9日，在长春举行“建国”仪式。伪满洲国的建立，标志着石原莞尔多年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二，集中精力经营“满洲”，以为日本飞跃的基石。
如何经营伪满洲国，石原莞尔设计了一套典型的帝国主义的计划。
首先，实现“五族协和”，推行经济“自由竞争”。1936年6月，石原莞尔发表《满洲经略方针》，提出在“满”之日人、汉人、韩人、满人、蒙古人五个民族应和平相处，共建统一新“满洲”为“王道乐土”。他指出，在“满洲”除实行简明之军政，确实维持治安外，日方应尽量避免干涉，以期日、朝、中三个民族在自由竞争的气氛中获得发展。其所谓的“自由竞争”，即“日本人致力于大规模之企业及使用智能之事业，朝鲜人从事于水田之开拓，中国人从事于小商业劳动，分别发挥其能力，遂可得共存共荣之实。”（8）日本的资本和头脑与中国、朝鲜的劳动力相结合，共同开发中国的资源，这种设想反映的正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一般规律。石原莞尔的“满洲”经济自由竞争论迎合了日本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要求，1936年以后，日本三井、三菱、日产等大财阀纷纷涌入，并以日产为主体成立了“满洲重工业公司”（简称“满业”），不仅加快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更为日本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提供了物力支持。另外，为推进建设“满洲计划”，石原莞尔还作为主要发起人，组织成立了“满洲协和会”和“满洲青年联盟”。
其次，推行以农业为本位的产业政策。石原莞尔认为，根据“满洲”的实际情况，应在此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之成为日本的粮食资源及工业原料的供给地，同时坚持不要让其工业威胁日本本土的工业的宗旨。对于中国自身的工业化与民族主义，石原莞尔不以为然，“依吾人之直观，中国人果然能够建立近代国家吗？此点颇值得怀疑，我深信，莫若在我国维持治安的情况下，以求汉民族之发展，则可为彼带来幸福。”（9）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谋取本国利益，石原莞尔的思想表现了一个十足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强霸和蛮横。
1932年，苏联开始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并增加其西伯利亚地区的军备；对外，1933年苏联签署《关于侵略定义的条约》，严格限制对外行动，并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34年又加入国际联盟。苏联的这些举动使日苏之间的势力明显失去均衡。日本感受到了新的更大的危机，法西斯势力加快了国家军国主义化的时间表。1936年二?二六事件之后，日本建立起法西斯军人政治，穷兵黩武的狰狞面目彻底暴露出来，对中国的侵略行动逐步升级。这时，回国担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石原莞尔却主张应集中力量经营“满洲”，而不应该冒险急进。他认为：日本“历来最危险的敌人是俄国，为什么要冒同中国打仗的风险？对重工业薄弱的日本来说，同时打两场战争等于是自杀。应该集中全国力量，发展生产力，直到能与苏联的国力并驾齐驱。为了使日本在重工业方面能自给自足日本应该避免与俄国和中国发生任何冲突，同时，实施一系列五年计划，开发满洲的资源，到1952年日本工业发展到最高峰时，才能发动全面的对俄战争并且打胜。只有这样才能拯救日本，而不能实施统制派所主张的向中国也许还要向东南亚扩张的政策。”（10） 这种“变化”倒不是石原莞尔的侵略欲望有所收敛，而是他坚定地奉行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站在军事领导机关的位置，根据自己的综合判断，石原莞尔认为这种时候日本奉行不移的大陆政策发生了重大失误，并开始偏离原来的定位：随着苏联远东兵力的增加与西伯利亚铁路运输能力的提高，日本在事发时迅速集结超过敌人兵力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小；地处日苏对峙前沿的关东军非但不专心于北方，反而把更多的精力转移到中国华北地区，在把“日满经济共同体”扩大为“日满华经济共同体”的战略指导下，于1935年开始了企图把华北地区的冀、鲁、晋、绥、察五省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华北工作”，这种急切的扩张深入意图和行动又将使日本应付北方紧急情况的能力大大降低。石原莞尔反对日军过早地进入华北地区，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即当时日本经营伪满洲国迅速暴露出来的许多缺陷。主要是根据“满洲开发计划”在伪满洲国建立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不仅阻碍了日本本土同类工业的原料供应，加剧了日“满”相互之间的竞争，还因此引起了日本国内的财阀势力的严重不满，影响到日本国内的稳定。这种现象是关东军强硬的“满洲”策略的恶果，关东军既没有全力经营开发“满洲”，也无意纠正现行“满洲”政策对原来既定方针的偏离。
石原莞尔从对苏战略的角度出发，认识到急于扩大中国事变，既不利于巩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又对日本本土构成威胁，日本的选择应当是果断停止对华北的工作，坚定地经营“满洲”从而使苏联断绝东进的念头，并使之转向印度、近东方面。石原莞尔的这种主张并非其要对中国放下屠刀，而是一个深谋远虑；后来虽然也没有得到日本政府和关东军的响应，但是，今天回溯这段历史，立足日本的国家战略，它确有一定的客观性。
三，宣扬“东亚联盟论”，为日本侵略罪行伪装、辩护。
根据他的“世界最终决战论”，石原莞尔认为，通过欧洲大战而正在形成（日、美、英、法、意）五个超级大国的世界，进一步归结为一个体系，其统制之中心，即为西洋之代表美国与东洋之选手日本间的争霸战，对此，日本必须以迅速获得作为东洋选手之资格为国策之根本点”，即“为了能够综合运用东亚诸民族的所有能力，要结成东亚联盟”。（11）不难看出，所谓结成东亚联盟，不过是为了使日本在最终战争中赢得胜利，首先确立日本在东亚的统治以增强侵略实力，最后实现“八?一宇”的征服世界的野心而已。“东亚联盟论”的实质是用怀柔手段引诱中国加入以日本为盟主的“日满华”三国联盟，借此维持日本占领“满洲”和其他中国领土的现状，进而达到对中国的全面控制。因此，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侵略理论。（12）
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论最早以伪满洲国《协和会声明》的形式，于1933年3月9日发表。1939年10月，石原莞尔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东亚联盟协会，出版机关刊物《东亚联盟》。他鼓吹以“王道”为指导，首先承认日中两民族共同经营地??“满洲国”的独立，并要求日、“满”、中三国坚持以下原则：“一，国防 防范白种人的侵略，保卫东亚天地，为此也必须建立满洲国。二，政治 日满中分别根据本国的特征，政治独立，不干涉内政。三，经济 以共存共荣为目的，谋求一体化。四，文化 日中两国民族互相尊重对方的文化，创建以道义为中心的东洋新文化，并吸收西洋文明，实现人类最高的文明。”（13）对于这个自以为是的理论，石原莞尔曾设想多年，并在实际行动中竭力谋求推行“东亚联盟”政治组织的机会。处心积虑地策划九?一八事变，炮制伪满洲国，就是为了尽快地完成这一政治理想。因此，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石原莞尔欣喜若狂。但是，随着日本战争政策的迅速升级，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设想后来受到东条英机的压制，未起多大的实际作用。根本原因还在于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彻底撕掉了各种伪装，肆无忌惮地扩大对中国等东亚诸国的侵略，所谓亚洲国家之间的“协助”诸如此类的烟幕和幌子再无什么意义，其欺骗性与虚伪性昭然若揭，亚洲各国也已经清楚明辨了。不过，东亚联盟论积极地配合了日本的侵略行动，对中国的亲日派以及亚洲其他被侵略国家的投降派起到了诱导和支持作用。石原莞尔对东亚联盟乐此不疲，在1941年被编入预备役以后仍念念不忘，把“东亚联盟”运动改为民间组织，亲自担任顾问，只是已无可奈何地成为日本侵略活动的政治点缀品了。
四，宣扬“持久战争论”，为日本难以为继的对外侵略输血打气。
石原莞尔认为，以美日决战为标志的世界最终战争关键在于以以武力彻底地压倒敌人，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武力并不能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长期的消耗战即持久战将不可避免。对此，日本在目前情况下应专心从事的，乃是“以世界为对手，在东亚的天地中进行持久战争，根据以战养战主义，由长年累月的战争而出色地实现工业的独立，充实国力，以迎接继之而来的歼灭性战争”。（14）
石原莞尔的持久战理论，至少包含两层思想。首先，作为世界最终决战的一环，日本对中国的战争不仅势在必行，而且，日本于战争状态下对中国的占领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对中国之“战”目的在于养对美之“战”。因此，以以战养战作为根本的着眼点，日本所需战费的大部分都要由中国来负担；工业的独立，海军的配备等，都应该是在“以战养战”中实现的课题。石原莞尔把对日本中国的侵略放进世界决战的总体格局中，毫不掩饰侵略中国的意图和行动，誓必首先征服中国，同时，又对于对中国的侵略充满了必胜的渴望。其次，作为一种战略，解决中国问题，首先要解决“满蒙”问题。石原莞尔断定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的唯一活路，他为此甚至决定了为得到满蒙政权而要采取的谋略。石原莞尔指出：当前的持久战争需要有各方面广泛而慎重的准备和宏大计划，仅以武力难以解决，尤其需要把政治策略与战略密切结合起来；军人要熟知政治之大纲，政治家亦需理解军人之大局。为此，他曾这样论述到：“当发生歼灭战时，以武力为第一，外交财政等只具有第二位于之意义，但在消耗战中，随着武力的绝对地位的下降，财政外交等则愈益提高其地位。……也就是说，当处于前者情况下时，战略几乎总是超过政治策略，而当处于后者时，政治策略之地位即逐渐提高，终将出现将帅以政治方针指导其作战的局面。……统帅权的历史即能说明上述情况。”（15）
石原莞尔的持久战思想始于30年代初，当时日本大规模的侵华行动尚未开始，因此，石原莞尔以其对中国和世界情况的了解而得出的这一认识，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他虽然身处侵华最前线，但较之那些狂妄军国主义者，内心多了一些冷静和狡诈。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他比一般的侵华分子更加显得的老谋深算。石原莞尔的持久战思想既可以看做是对日本侵略者的一次预测性宣传和思想警戒，也可看做是对之后日本侵略者陷入中国人民坚决抵抗的泥潭中的惨况的注脚。
??该文原发于《殷都学刊》2002年第3期
(1)（日）河源宏：《ァシァヘの思想》，川岛书店1968年版，第148页。
（2）（日）石原莞尔：《满洲建国与支那事变》，《东亚联盟》1939年第2卷4号，第20页。
（3）（5）（8）（9）（14）（15）（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60页、328页、263页、第263-264页、第261页、第262页。
（4）（日）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学》第3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56页。
（6）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附卷，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101页。
（7）（13）天津编译中心：《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人物》，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354页、第355页。
（10）（美）约翰?托兰著：《日本帝国的衰亡》（上），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44-45页。
（11）（日）《石原莞尔选集?4》，东京たまぃちほ社1986年版，第130页。
（12）史桂芳：《评“东亚联盟论?政治独立”的实质及影响》，《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