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我的一位老年朋友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所写。所提事件时间与一般报道有异。             

    抗战初期，浙江大学因杭州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迁到广西宜山。我是在宜山入学浙大念书的。1939年夏的一天中午，我忽接一电报：“父亡速归！”我立刻动身，回湖南益阳奔丧。那时交通不便，宜山只有运货的大卡车。我交钱给司机，坐在司机旁边，到了广西的柳州，从柳州再换大卡车，到达桂林，在从桂林换大卡车到湖南长沙，换乘小轮船经过洞庭湖，回到湖南益阳。

    家中只有继母、两岁的小妹妹和堂兄三人，父亲在常德办事，遭日本细菌弹，死在常德。继母托堂兄去常德运回父亲的棺材。

    堂兄运回父亲的棺材时，因天热，尸体已腐烂，气味难闻。我父亲是一位无神论者，生前曾说过：“将来我死后不办丧事，将省下的钱捐给祠堂小学！”我秉承父亲的遗愿，向祠堂的负责人传达先父的意愿，遭祠堂负责任的反对。他说，“人死了，全族没有不办丧事的！"一定要为父亲办丧事。

    父亲的尸体已腐，我只好在棺材上堆上厚厚一层土，族长请来和尚在棺材旁念经。

    丧事办完，棺材要运走埋葬。走出家门，在路上，看见家家户户抬棺材，抬着棺材排队走，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路走，一路哭。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常德投下了大量的炸弹和细菌弹，细菌已传染到了益阳。细菌无情，传染病很快在益阳流行，益阳家家户户死人，势不可挡。

    刚刚埋葬了父亲的棺材，办完了丧事，不幸堂兄又得了传染病。只见他俩眼发直，很难受！我去医院请来医生为堂兄看病，医生诊断后对我说：“病入膏肓，已无法医治！”医生摇摇头，叹口气，没有开药方就走了。可怜堂兄，因运棺材染上了传染病，病得很痛苦，几天后就去世了。我办完父亲的丧事，接着又办堂兄的丧事，真是痛苦不堪！

    办完父亲和堂兄的丧事，感到自己在益阳三板桥的老房子已不能继续住下去，怕传染，得赶快搬家。于是在益阳青龙洲租了房子，指望在那里住能安全些。谁知在青龙洲才住了半个月，那房东的儿子也得了传染病死了！益阳处处都死人，我家已无处可去，也无法再搬家！

    我在家住了两个月，听见洞庭湖那边传来炮响。敌人要打过来了，我怎么办？我写信问浙大的老师，老师回信：“速回浙大！”收到信我左右为难。我若离开益阳，家中只剩下几亩和两岁的小妹，无人照顾她们。我若不离开，洞庭湖已响起炮声，敌人打来，我手无寸铁，用什么来抵抗敌人的侵略？我不能坐以待毙，决定安排好继母和可怜的小妹，赶快离开益阳回浙大，走读书救国的道路。没有本事是救不了国的！

    因为洞庭湖方向已有战事，不能再走老路回浙大，我只好从益阳步行百余里，走到湖南常德。

    在常德目睹到比益阳更惨的惨状。那年夏天，日均在常德投了无数炸弹和细菌弹，将整个常德城炸成一片废墟，城里看不到一所完整的房子，看不见一个人影，成了一座空城，其惨状是后人无法想象的！我在常德城里，伫立良久，感慨万分。“只因国弱，任敌人在常德投下大量炸弹和细菌弹，炸得这么惨，毫无抵抗力量，奈何！”

    常德城外有一条江，叫沅江。沅江上有小木船。我坐上小木船溯江而上，到了湖南辰溪，从辰溪坐大卡车回到广西宜山的浙大。

    如今，抗战胜利已整整六十年，回忆往事，历历在目。抚今追昔，当年日本侵略者的炸弹和细菌弹使无数的常德、益阳的乡亲们遭惨死，包括我敬爱的父亲和我的堂兄，只因我国太弱才被人蹂躏。我今年已87岁，只有寄希望于爱好和平的年轻一代，勿忘国耻，奋发图强，振兴我中华！只有我们的祖国强盛了，历史才不会重演，我中华民族才能长久屹立于世界之林，才能与日本邻邦世世代代和平友好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