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侵略中国的卢沟桥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要求。日军随即开枪开炮猛轰卢沟桥，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驻军第２９军３７师２１９团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还击，进行顽强的抵抗和英勇的战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七七抗战”。又经常被称为“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

　　而这样把“七七”称呼为“事变”尽管称呼了六七十年，国人也已经习以为常了，然而，对于“事变”之称，本人以为极为不妥当。在纪念“七七抗战”战争七十周年之际，本着对历史负责的信念，提出并望改正。

　　一、“事变”之称源自日本国

　　1937年7月7日，日军攻打卢沟桥，开始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就把“七七”称“支那事变”。就如同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略东北发动侵华战争，日本称“九一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日本称“上海事变”、“凇沪抗战”称为“第二次上海事变”，在凇沪抗战所包含的南京保卫战以及南京大屠杀等等统称为“南京事变”等等。日本把侵略行为称为“事变”是有其扩张侵略的阴谋目的，本质是违反战争法规的战争罪行，也是一以贯之的贼喊捉贼、嫁祸于人手段。对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上有明确的宣判。

　　首先，其称“事变”是否认侵略罪责。“从‘918事变’的爆发到战争结束为止，日本历代内阁都不承认在中国的敌对行为是战争。他们坚持地称它为‘事变’。以此为借口，日军当局主张战争法规不能适用于这一敌对行为的实行。”（见《判决书》第479页）

　　其次其称“事变”是蔑视战争法规。“日本政府和陆海军，虽然组成了完全的战时态势，但依旧把中日战争作为‘事变’来处理，并借此而蔑视了战争法规。”（见《判决书》第483页）

　　第三，其称“事变”是不撤兵的借口。“国际联盟在1931年12月10日的决议中决定设立李顿委员会并命令作事实上的停战。日内瓦的日本代表当接受这个决议时，曾声明说，他是在下列了解下接受这个决议的，就是说这个决议不得妨碍日军在满洲对‘土匪’所采取的必要行动。日本军部根据对决议的这项保留就继续对中国军队采取敌对行为。日本军部主张说：日本和中国之间没有存在着战争的状态；纷争只是‘事变’，所以不能适用战争法规；抵抗日军的中国军队不是合法的战斗员，仅仅是‘土匪’。为了消灭在满洲的‘土匪’，所以开始了无情的作战。”（见《判决书》第482页）

　　第四，其称“事变”是虐待战俘的根据。“日本政府不承认这次‘事变’为战争，并主张对于这种战争不能适用战争法规，而被俘获的中国人也不能享有俘虏的身份及权利的资格。”（见《判决书》第605页）

　　第五，其称“事变”是扩张侵略的一贯手法。“国际联盟和九国公约签字国的布鲁塞尔会议，都未能阻止日本对中国所实行的所谓‘膺惩’战争，即自1937年在芦沟桥所爆发的敌对行为。日本将中日战争作为‘事变’处理的这一方针，一直没有改变过。” （见《判决书》第483页）

　　显而易见，“事变”一词道出了日本侵略者的强盗逻辑，充满着对中国人民抗战岁月的侮辱，是对历史的歪曲。

　　尽管很多人都习以为常，但这决不是默认错误，回绝历史真相、甘受屈辱的理由。在纪念七七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日子，我们再也不能以讹传讹。

　　二、七七是抗战的根据

　　1937年7月7日针对日军在卢沟桥发动的突然进攻，中国第 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

　　日军挑起“七七”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 “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蒋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曾致电宋哲元、秦德纯（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等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不论从当时战事的进展和性质，都可以认定“七七”是抗战。

　　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正确地认识历史，是每一个中国人实现“牢记历史，不忘过去，捍卫和平，开创未来”的责任和使命。

　　“七七”是抗战，理当如此。正如“江桥抗战”、长城抗战、“凇沪抗战”的称谓一样，把抗日战争中的诸多“事变”修正过来，理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