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3月，北京。

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召开前的一个夜晚，在安徽省代表团下榻的京西宾馆十层的一个房间里，有一位六十开外的老者，手捧一叠有36位代表签名的议案??中国民间向日本索赔议案书，心情很是激动。这位老者，就是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律师王工。

苦难，是不能忘记的

1988年夏，王工正在为一起诈骗案件做辩护律师时，突然收到一封从湖北十堰寄来的信。当他拆阅完那封信时，心灵震颤了！信的作者向他??新当选的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当代的名律师倾诉的并不是个人的恩恩怨怨，而是全民族一个多世纪以来曾遭受的奇怨大难！

信的作者叫李固平，今年37岁，曾是湖北十堰市东风汽车工业进出口公司的德语翻译。1983年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与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干部专修班学习。几年来，他所思考和研究的是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中国民间受害者如何运用法律依据向日本索赔。

为何要去寻找什么依据呢？这里有一段历史渊源。

1951年，苏美英法等二战中的同盟国在美国旧金山与二战的战败国日本召开和会。会后台湾蒋介石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日台和约”，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索赔。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严正声明：中国政府和人民不承认这个所谓的和约，保留对日本政府索取战争赔偿的权利。1972年，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访华，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也鉴于日本政府对日本侵华那段不愉快的历史的深刻检讨，从中日两国人民长期友好的愿望出发，中国政府宣布放弃对日本政府的战争赔偿要求。

政府放弃了战争赔偿的要求，但不等于民间受害者也放弃了受害赔偿的要求。在美国，虽然政府也曾宣布放弃了对日本政府的战争索赔要求，实际上从1959年开始，向日本索取了损害赔偿162.95亿美元。英、法、加拿大、印度等国也都先后通过成立国际财产委员会的方式解决了损害赔偿问题。

在慰安妇问题上，韩国态度最为坚决，数次发表声明，要求日本政府负责损害赔偿，连台湾地区也提出了类似强烈要求。

战后，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朝鲜与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一直没有停止过向日本进行受害索赔。

由于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索赔，因此对日本索赔近年来在大陆几乎成了禁区，寂静无声。

历史，就是历史

王工决心把这一段历史整理出来。经过数月夜以继日的劳作，他把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侵华的罪恶史绘制出了一份十多页长长的“债单”。

从1842年到1919年，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709项，其中与日本签订的有153项，中国政府按这些不平等条约对外赔款总计19.53亿银圆。

抗日战争中，据不精确的估算和统计，共有3000万同胞惨遭杀戮，财产损失达10000亿美元，其中中国公民、法人、法团的直接损失约合6000亿美元。中国军费和国有财产的损失约合4000亿美元。还有许多贵重金属和古迹文物，据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统计，被劫走的文物60万件，另加1870箱，被劫古迹741处；北京人化石的遗失，日本亦负有完全责任。

索赔！无论如何也要索赔！

1987年底，就是那位第一个给王工写信提出民间对日索赔的李固平，设计了一份调查表，自费制成1500份，发往全国各地，其中主要的问题是：现在提出对日索赔对中日关系的影响??A：会有根本损害；B：有利于中日关系顺利发展；C：无论怎样都要索赔。百分之八十的人选择了C项。没有一个人认为对日索赔会根本损害中日关系。

当然也还有一些人不太明白：政府已经放弃了赔偿要求，老百姓还能索赔吗？

李固平曾阐述自己的观点：战争赔偿从所有权上显然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家公产，包括战争物资的消耗；另一部分是私人财产，包括被害同胞和遗属们应得到的赔偿费。按照我国宪法、民法和其中公认的原则，第二部分的所有权、索赔权归公民个人。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基本权能，索赔权是包括在处分权中的。公民私人财产和人身损害的索赔权归公民个人，除非公民自愿放弃，否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剥夺。

1988年9月，山东省茌平县张家楼村的200多村民向日本驻华使馆寄去了大陆第一封索赔信。此后，从江苏、河南、山东、浙江等地寄往日本驻华使馆的索赔信有20余封。

1990年7月，在二战期间惨绝人寰的花岗事件中幸存的中国战俘、劳工及殉难者遗属代表，在日本与鹿岛公司代表就花岗惨案的赔偿与谢罪问题进行了谈判。鹿岛方面首次正式承认负有“企业责任”，并对幸存者及死难者家属表示谢罪。此事在国际社会，尤其是在华人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不仅日本新闻界作出了大量报道，美、英、法、澳、新等国及台湾、香港地区的报纸也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

世界终于听到了中国大陆人民向日索赔的呼声。

（按：本文摘自《机电日报》1993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