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中的8岁女孩成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活化石”
她，在美国牧师约翰·马吉于1937年12月拍摄的纪录片《南京暴行纪实》中留下了影像，她流血的伤口，惊恐的神情，是南京大屠杀的个体诠释。
她，在著名的《拉贝日记》中，是8岁的女孩，她被日本军人捅了三刀，和家里7个死人共同生活了14天。
她，在《南方周末》的系列报道中被称为“历史活化石”。
她，因被日本学者东中野修道称为“假证人”，数次赴东京打 “名誉侵权官司”，11月2日打赢官司，最终获赔400万日元。
她就是夏淑琴，河南媳妇，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见证人。
11月12日下午，她在南京的家中，接受了今报记者专访，讲述自己东京官司的前因后果，中、日两国爱好和平人士对战争的反思，也借此生动呈现。
“夏淑琴，她住在19栋301”，11月12日，在南京市近郊白水佳园小区，一听记者报出夏淑琴的名字，看门的中年男子就报出了夏淑琴老人的详细住址。
“这个小区住了1000多户人，但从这个月4日开始，像你这样背着包的，有上百人，全是找她的！你也是来采访的吧？”看门人说。
夏淑琴，不到1.6米，略有些耳背，但思维很清晰。记者一开口，她就说，听你口音是河南的吧，我是河南媳妇，已去世的老伴是河南开封通许县的，我听了27年河南话，自己都会说了。
自称仅读过三年私塾的夏淑琴连日文都能认一些，从抽屉里拿出日本法院给她的判决书，夏淑琴说：“这个主持公道的女法官的名字，你该报道一下，她叫三代川三千代，还有好心的11名日本律师，他们是我的律师团，他们的名字是渡边春已、山田胜彦…”
在和记者两个多小时的问答中，78岁的夏淑琴反复强调的是中、日两国爱好和平人士对战争的反思。
这个日本人能有这样的举动，我很高兴。我通过翻译告诉他，我宽恕他
记者：日本人怎么看待您到日本打官司的事？
夏淑琴：我是今年10月31日到的日本，第二天下午，日本《东京新闻》等媒体记者专程来采访。日本众议院一个议员也在当天和我见了面，他表示日本应当充分认识“南京大屠杀事件”这一客观存在的历史。
让我没想到的是，议员和我见面结束后，一个日本人突然跑过来跪在我面前。手里捧着东西，口里还叽里咕噜的，我听不懂。
翻译告诉我，他是一个当年参加了侵华战争的日本士兵的儿子，今年70岁了，他说他的父亲叫长谷川幸二，他叫长谷川顺一，他的父亲参加过侵华战争，在南京杀过两个中国平民，这成为他父亲心中永远的痛。他要代表去世多年的父亲，请求我的宽恕。这个日本人能有这样的举动，我很高兴。我通过翻译告诉他，我宽恕他。
记者：打赢官司后，日本人有什么样的举动？
夏淑琴：判决后，我召开了简短的新闻发布会，NHK、朝日新闻等20多家媒体都到场采访。我说：“这是个公正的判决，不仅告慰了我死去的7位亲人，更告慰了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同胞。也同时说明，东中野修道是在说谎。”
11月3日，在日本东京，上百名日本人为我举行了一场和平集会。还打出标语：“南京大屠杀七十年，史实最终胜利！”
这次集会是由一个日本和平人士协会主办的。在集会上，几位年轻人还演了一出短剧“历史篡改会议”，讽刺东中野修道等所谓学者篡改历史的行为。看到这么多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我当时也很激动。我说：“我来打官司，是为了给30万屈死的中国冤魂讨个公道。我告东中野修道，只要求四个字，求告和平！”
和平人士代表佐川隆彦表示，夏妈妈在战争中受到的伤害很大，每年12月就开始一直流泪，但她还在“求告和平”，让人非常感动。
每到12月，我都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眼泪就出来了
记者：为什么从12月开始就一直流泪？
夏淑琴：70年前的12月13日早上，我们一家人刚吃过饭，就听见门外传来了一声声用脚踹门的声音。我的祖父母慌忙将我和大姐、二姐以及四妹藏到被窝里。紧接着，家里的门被踹开了。
躲在棉被里的我，黑暗中只听到一阵阵枪声和亲人的惨叫。随后，被子被掀开了，一个穿黄军装的日本军人举起刺刀向我们姐妹几个捅了过来，身中三刀后，我昏死过去。
黄昏时分，我醒来，一伸手摸到的是祖父母的脑浆；大姐死了，身上没有一丝衣裳，下体还插着一根拐杖；二姐死在大姐旁边，衣服也全被撕开了；只有年仅4岁的妹妹还活着。
来到院子里，我看到了母亲的尸体，身上没有任何衣裳，下体插着一个香水瓶子，尚在襁褓中的五妹死在母亲身边；父亲则倒在大门口。一家9口人，只剩下了8岁的我和4岁的妹妹。两个小孩子躲在家里，仅靠一点锅巴充饥，度过最艰难的14天。
我家里的七口人被日本军人杀了，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他们，每到12月，我都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眼泪就出来了。
记者：听说你一直没有见到东中野修道？
夏淑琴：2006年6月，2007年10月，按照法院要求，我两次以活的历史证人身份踏上日本土地。我去日本，不为别的，我只想告诉包括东中野修道在内的日本人，我就是那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孩子，我是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
如果见了东中野修道，我一定要问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侮辱我？侮辱30万屈死的中国冤魂？
日本军国主义是坏的，但日本人民是好的
记者：听说你前后5次去日本，都是为了打官司吗？
夏淑琴：去了日本5次，两次是为了打官司。1994年，我受日本大阪一个和平组织的邀请，去做报告。当我讲完后，一位日本青年走到台上给我鞠躬，他说，感谢我告诉他一段真实的历史。
我在日本做了很多报告，每次都有几千人来听，而报告的组织方每次不仅供给食宿，还给钱，数量不多，人民币100元或200元作为报酬。
当我用亲身经历讲述那场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时，底下往往哭成一片。我有个体会：“日本军国主义是坏的，日本人民是好的。”
记者：日本律师向你提供了什么帮助？他们的帮助是无私的吗？
夏淑琴：帮助我的11名日本律师，没要一分钱。这些日本律师都是好人。自接手“东京案”后，他们先后派出4批律师来到南京，调看中方律师准备的5组共31份证据，并走访南京大屠杀的其他幸存者和目击者进行补证。
令我感动的是，他们来南京的食、宿、行全部自费，谈臻律师提出给点贴补，也被他们婉拒了。
我到日本后，就在由日本出庭律师租下的日本东京律师会馆演练出庭过程。日本律师非常尽责，演练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满意为止。
记者：你的官司是2000年11月开始打的，这么多年来，谁给你的支持最大？
夏淑琴：这么多年来，许多素不相识的中国人、日本人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在帮助我的人中，谈臻律师是我最应该感谢的。
7年来，他放弃了挣钱的机会，为我免费打这场官司，而且还自掏腰包负担我到日本的费用，东京的生活费是很贵的，住一夜旅馆得1000元人民币。这钱都是谈律师出的。我打听了一下，这些年，谈律师为我的事，可能花了有30万人民币。
我打算等自己拿到赔偿金后，一定要拿出一部分给谈律师，作为律师费。
记者：听说你和河南还有渊源？
夏淑琴：我老伴是河南人，属于“南下干部”，我们1953年结的婚。我老伴离开我28年了，他知道我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我想，知道了我在日本打赢官司的事，九泉之下的他也会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