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和雷大娘娘俩在汤山镇政府前

    一

    去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作为研究抗战史的作家，我一直在追访经历抗日战争的亲历者。

    在我的采访对象中有老八路、老新四军、侵华日军老鬼子，美国飞虎队老兵、劳工等等、等等。我认为采访最难的对象，应该是在日本国所发动的侵华战争中，被日军强暴过的妇女。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到今天社会状态的国家，不要说敢于面对公众了，就是敢于面对家人、亲属、乡里乡亲的面，说出“曾经被强暴过”这几个字，也需要十足的勇气呢。 

    “雷桂英大娘是怎样的情况呢？她为什么在2006年初才勇敢地面对公众？面对历史呢？”

    我由于帮助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在2006年5月16日到23日在江苏金坛等地的谢罪活动，去了南京。工作之余，实在希望顺便访问近在咫尺的雷桂英大娘。南京市距离雷大娘居住的汤山镇大约有60公里，我自己去的话，应该并不轻松。我走下工作岗位多年，只举有“中国作家协会作家”的一个招牌；与其他财大气粗的专业机构相比较，我这个所谓的“作家”，应该说是一个“一文不值”和“徒有其名”的。因此，我的一切行动，在观念上，由我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心支配；落实在实际行动上，我个人要面对和应付的是摆在面前的一切困惑和艰辛。这其中包括：即使是一个电话，也是自费的。

    可是，我的难处和意图马上被善解人意的南京各位同仁知道了，他们打趣地说：

    “你这个北京人帮助了我们南京人，我们哪里能在拜拜之前一脚把你踢开呢？”。

    由于有江苏省电视台新闻中心的领导何可一、王小蓓制片人和张宁编导的帮助，我顺利地在南京的汤山镇采访了南京市新近有勇气敢于站出来的、以亲身经历揭露侵华日军罪行的雷桂英大娘。

    在采访雷桂英大娘的同时，我无端地联想起许多其它的事情来。我认为：

    日本的右翼学者是少数，但是，他们得到了日本国右翼团体及其财团的大力资助。

    中国的民间抗战研究学者也是少数。他们得到最多的，是中国民众心灵上的感应与支持。

    江苏电视台同时跟踪、记录一个来自于北京作家对南京受害妇女的画面，其实就是对抗战史研究的支持和帮助呀。

    78岁的南京汤山居民雷桂英目不识丁，所以，她不读书不看报。可是，去年，她在电视新闻中看见了从朝鲜来的，原被侵华日军迫害过的妇女朴永心到南京寻找慰安妇遗迹的画面。从此，勾起在她心中埋藏多年苦难、辛酸的记忆。当然，雷桂英敢于站出来，以亲身的悲惨经历揭发侵华日军的罪行不是偶然的。她养子唐家国对她老人家的支持就首当其冲。其次，雷大娘对我说：“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记忆力也开始衰退，她很害怕自己死后，再没有证人证明这段恶魔般的历史。”在养子唐家国的建议下，她还决定将自己的经历讲述出来，并到南京公证处办理证据保全公证。得知雷桂英的想法后，南京江宁区公证处立即表示愿意免费为老人办理公证手续。 

    我想，倒退十年，雷桂英不会有那么大的勇气。

    可以说是：时代和公众给了雷大娘很大的勇气和力量。

    雷大娘还对我说过这样的话题：“??反正老伴儿早不在了。”

    我问雷大娘：“当初，和他结婚的时候，告诉过他吗？”

    雷大娘摇头，说：“没有。一生。一生相伴他不知哩。”

    我说：“从现在开始，你的健康状况会一年不如一年。”

    雷大娘笑着说：“人怎么可以越来越清楚呀？只能越来越糊涂！”

    ??我看见笑着的她，一半牙都没有了。

    在我去采访雷桂英之前，已经有很多的媒体采访了敢于站出来以自身经历揭发侵华日军罪行的她。我听不懂老太太说的话，有同去的南京人朱弘先生翻译。我甚至轻而易举地在网上找到她的大量相关信息。

    看来，有数也数不清的人关心着她。


    二

    雷桂英老人对我说：她出生于1928年。出生地在南京江宁区上峰乡关塘堰村。雷桂英7岁时她的爸爸去世，妈妈在祭坟时被人“抢”走做老婆。幼小的她从此孤苦伶仃，一直在江宁上峰村、汤山镇一带流浪。老人声泪俱下地形容自己的每一天：

    “我左胳肢窝里夹一双破筷子，右手拿一只破碗。沿街串巷，??要饭。”

    雷桂英清楚地记得1937年12月前后的事情：“开始是中国军队潮水一样的撤退，乌烟瘴气，哀声如潮。后来就是日本军队的马队，铁蹄跨跨的像天边滚滚而来的闷雷；能见到军刀飞舞，尘土飞扬。再后来，路过村子的就是日军的步兵。他们扛着有闪亮刺刀的大枪，往南京城区方向开进。……村里的人都开始疯狂逃亡！男人们不顾女人只顾自己逃命，女人们抱着孩子追着男人们逃跑。很多的人在追赶的枪声之中扔下自己的孩子逃命，……。天气很冷，扔在田里的，被冻死的小男孩的小鸡鸡，就那么冲天翘着。”

    1937年雷桂英9岁，她追溯自己9岁的记忆：“日军来了，中国人就遭了泱！”

    “我记得是9岁那年，家里来了两个日本人，他们拔出刺刀在我面前晃，说要一刀捅死我。我当时吓呆了。他压在我身上，我用尽力气推他，反抗中，手臂破了，大腿根上被刺了好几刀，最后还是被强暴了。”应我的要求，雷大娘脱下衣服让我拍照。她自我安慰似地念叨着：

    “??不怕，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应该让更多的青年们知道我们中国人所经受过的苦难。”

    雷桂英说，13岁那年，她被送进了高台坡（现汤山信用社所在地），那里有穿着黄衣服的人站岗。送她去的人告诉她：“那里有饭吃。”果然，那里每天管饭。但是，管饭的同时，雷桂英当了日本人山本家的苦力。苦力活没干几个月，雷桂英就被迫沦为慰安妇。雷桂英带我去了高台坡（现汤山信用社所在地）。她指认，汤山信用社所在地对面的房子里是侵华日军随军慰安妇的所在地。那里面全部是日军随军妓女。

    ??就是说汤山镇有两个所谓的慰安所，一个在山本家，全部是中国人。另一个就是雷大娘刚才指认的汤山信用社所在地对面的房子里，曾经是侵华日军随军慰安妇的所在地。

    78岁的雷桂英老人说：“我后来才知道我去的‘管饭吃的地方’就是婊子院，开这个婊子院的日本人叫山本。我进去的时候，里面有13个中国姑娘。日本兵礼拜天晚上来，白天不来，都穿着皮靴。……我作为山本家的佣人，开始每天只是做家务、看孩子。还经常作为帮手和山本一起去不远处的汤山日本兵营送菜。那时，我和山本一家共同吃饭。能吃饱饭，使我渐渐有了女人的模样。一天，我来了月经，山本太太还对我说：‘恭喜，恭喜。从此，你是女人了’。谁想到，没有几天，一个日本兵就把我拉进了房间里强暴了我。我大声哭喊，疼得不得了，后来连路都不能走。” 

    雷大娘回忆说：“我亲眼看到小姑娘被‘睡’死了。有次我看到日本人和一个小丫头睡在那边，我就去拖她，鬼子就拿刀柄朝我头上捅来。” 雷桂英说着，给我看她头上的伤疤，她说日本兵拿的刀很长，是挂在腰上，托着地那种，而且，是用刀柄和刀背敲的。“日本人走了以后，我进去喊那个小丫头，她一动不动，我才知道她已经死了。在慰安所里死了的小丫头就可怜了，拖到楼后面，放在柴堆上浇上煤油烧掉。”雷桂英说，她在高台坡的慰安所呆了一年半后，终于找到机会，从茅房的小门逃走了。 


    三

    确切地说，是在1943年年底的一个早上，雷桂英终于找到机会，从高台坡慰安所的后门逃了出来的。雷桂英老人的手上、头上、腿上至今还有伤疤。

    抗战胜利后，经过无数次的劝说后，雷桂英17岁时结了婚。婚后，丈夫对她很好，可她无法生育。于是，雷桂英收养了两个孩子，组成了一个四口之家。1982年，雷桂英的丈夫生病去世。孝顺的儿子成为她最大的欣慰与依靠。据说，雷大娘收养一男一女两个孩子。那个女孩子长大之后知道雷桂英不是自己的亲妈，就离她而去了。??好在养子孝顺。

    “原本妈妈要把这段痛苦的经历隐瞒一辈子，但后来经过我们的劝说，她同意把真相说出来！”雷大娘的养子唐家国对我笑着说：“自从我妈妈勇敢地站出来揭露侵华日军的罪行之后，我家一度门庭若市，天天来记者，走马灯似的。刚刚淡下来，这不？??你又来了。”

    我认为南京的雷桂英老人是一个非常识大体、顾大局的老人。她不但配合采访，还可以把手上、头上、腿上的伤疤展示一下，甚至拍照也可以。雷桂英老人甚至拿出珍藏63年前的侵华日军随军慰安妇所使用过的物品让我看。雷桂英老人一边往外拿东西一边说：“1943年，慰安所的日本人山本太太让正在打扫卫生的我把两瓶子东西扔出去，我认为有用，就私自留下了。我以前就知道，这东西是日本慰安妇们清洗时使用的。63年了，我一直保存着它，看见它，就能使我联想起许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原来的瓶子不小心打碎了，这是后来更换的瓶子。”

    江苏电视台的记者王健用摄像机记录雷大娘展示日军慰安妇遗留证据的全过程。

    江苏省南京市的学者，身为中华民国史学会理事的经盛鸿说：“南京屠城后，疯狂的强奸与轮奸导致性病在日军内部流行。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为了保存战斗力，同时为了应付国际舆论的谴责，下令迅速召集慰安妇。1937年12月，慰安妇制度在南京开始设立。”

    根据我多年的调查、研究，我这样分析：

    雷桂英老人拿出珍藏63的侵华日军慰安妇曾经使用物品高锰酸钾，有特殊的意义。作为抗战历史的研究，“人证、物证、口述历史”这三条缺一不可。而原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雷桂英老人拿出的证据恰恰填补了所有的空白。日本国的首相还在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右翼学者还在篡改历史。中国人只有关心自己的历史才能让历史不再重演。

    侵华日军的随军慰安妇多是日本及朝鲜半岛的妇女组成。日军随军慰安妇中的日本国籍随军慰安妇有定期体检的制度，雷大娘保存的高锰酸钾就是日本人用过的消毒药品。日军对强迫抓进炮楼的中国妇女则不闻不问，别说定期体检，消毒，就是稍有反抗，便随便杀戮。

    日军随军日本国籍慰安妇是金钱交易。日本电影《望乡》描写的情况基本相符。

    日军随军慰安妇中朝鲜半岛妇女的悲惨命运与中国妇女相当。

    而在中国境内强征进炮楼的中国女性实际为侵华日军的性奴隶。她们的悲惨命运与金钱交易，以及民族感情、民族利益下的所谓“慰安”毫不相干！如果日军把她们被迫害致死，那么，日军还可以抓来新的中国年轻女性充当日军的性奴隶。在此处运用“慰安”一词，纯粹是对中国受害妇女进一步的侮辱、嘲弄和迫害。“慰安妇”这一词汇来自日本语汉字，它现在作为一个形容罪恶的单词，约定俗成地在中文新流行语中被使用。而“慰安妇”这一词汇在日本语中有‘金钱性交易，和感情施舍、慰问’等等含义。这是日本人之间的喜、怒、哀、乐的交流。侵华战争几乎是日本国民的全体参与的侵略、掠夺行为。当时，很多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下的日本女性自愿提出“奉献身体”，给前线日本军人‘慰安’。”

    一言以蔽之：“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对外扩张与侵略战争中所长期施行的、强征大批妇女为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一种野蛮罪恶的制度与政策，这一行径有着强烈与独特的日本法西斯特色。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由于多种原因，日本军国主义多年犯下的各种战争罪行，包括慰安妇制度，并未得到应有的清算。相反，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在以各种方式否认甚至美化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否认与抵赖日本军国主义的各种罪行。

    听雷大娘说，最近还有多位学者要来登门拜访，其中包括旅日学者班忠义。我有些惊讶，中国民间抗战历史研究学者一共十几个人，天南海北的，大家总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可是，惟独班忠义，我是久闻其名，如雷贯耳，只是未会其人。

    听雷大娘说，中国民间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上海的苏智良教授已经采访了她。

    我也认识苏智良教授，在我的印象之中，苏是一个非常正直、非常讲义气、非常随和的学者。

    我在网上查到苏教授的表态，他说：“……加上雷桂英老人，目前中国大陆仅有48位原慰安妇勇敢地站了出来，但其中大多数老人的年龄都已经超过了80岁，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减少，当时所留下来的物证更是少得可怜，一共只有6种，即炭缸、酱油桶、日式酒瓶、富士山木雕、慰安妇的标记牌、高锰酸钾，这些物证今后都准备放在筹备中的慰安妇资料馆中一一陈列，以供后人参观。”

    雷大娘说：“我还希望去北京演讲，用我的亲身经历揭露侵华日军当年犯下的罪行。”

    我告诉雷大娘北京《人民日报》社内有个人民网，人民网有《强国论坛》，我可以介绍她去那里，通过网络向公众介绍自己的心声。雷大娘不知道什么叫“网络”，她笑着说她活了78岁没有出过远门。


    四

    78岁的雷桂英目前和儿子唐家国住的一起。在我的要求下，唐家国领着我们参观他们的家。雷桂英一家住在一栋小楼里，楼有四层，加上院子的面积，大约占地200平方米。一楼有厨房、厕所，洗澡盆。楼顶上有太阳能版。唐家国说天气好可以洗上热水澡，热水水温可到80℃以上。雷大娘住的房子向阳，里面全是用了半个世纪以上的陈旧家什。虽然阳光充沛，仍然遮挡不住一个农民的生活习惯。我想，雷大娘屋里的一切用品，如果摆在一间茅草房里，倒是很匀称的。

    雷大娘家的二楼很讲究，装修的非常好，像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居民家庭差不多。三楼、四楼没有人住，所以没有装修。四楼有阳台，在阳台上可以环顾四面环山的汤山镇。雷大娘的儿子指手画脚地告诉我：不远是南京军区的汤山炮校。日本占领时期，是日本军队的炮兵学校。国民党统治时期，是国军的炮兵学校。雷大娘的儿子手指不远的汤山告诉我：1937年12月，中国政府军官兵曾经在汤山上奋勇迎敌，2000多从广东开来的中国兵，他们都穿着类似大裤衩似的军装。他们同日军浴血奋战，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他们阻止了侵华日军占领南京的步伐。听老人们说，日军有迫击炮，而中国的广东兵没有，所以，吃了大亏。

    雷大娘的儿子确切解说，让我感到：“南京的门户汤山，应该是军事要地。可能自古兵家必争。”

雷桂英家的小楼是贷款建的，一共花了12万。我告诉他们，他们的房子在北京三环以里的话，就价值100万。而且，只有部长级的才住得起。雷大娘一家听了我的话都不相信，他们说：“别拿穷人开玩笑了，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还清贷款呢。”

    雷大娘的儿子告诉我，自从雷大娘站出来，揭发侵华日军的罪行，已经有一家南京市医院放下了话：“从此，雷桂英大娘的医疗他们包啦！”我听了也为雷大娘高兴。

    雷大娘一家在数年前是农民，后来，相关机构给了他们5000元人民币就“买断了”他们的土地所有权。雷大娘一家没有收入，也没有土地，她儿子唐家国以收破烂为生。唐家国的老婆也没有工作。不过，她在家为自己的女儿看小孩，也乐其融融。雷大娘的孙女在外面打工，他们夫妇不常回来。

    雷大娘家门口有一口水井，雷大娘一边提水一边告诉我：“自从江苏电视台报道之后，村子里的风言风语就四起。有人看见我就讽刺挖苦：‘??出名了呀！了不起！’，我和我儿子都生气！难道我个人的苦难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苦难？1937年侵华日军在南京大肆烧杀、强奸！掠夺！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苦难？！难道我雷桂英愿意被侵华日军鬼子兵糟蹋？！”

    雷大娘的儿子唐家国也很气愤，他说：“这口井是我挖的，这些风言风语的人，我不允许他们来打水用！”

    我嘴上说：“好！”可是，我心里真为雷大娘的悲惨命运感到愤愤不平。

    雷大娘和他的儿子唐家国手指着屋里屋外的宣传画告诉我：“江苏电视台也生气，说，谁要拿你悲惨的命运开玩笑，我们就给他暴暴光！你看，这些宣传画都是江苏电视台给的。”

    我顺着雷大娘的手指望去，屋里屋外四处张贴的都是《有一说一》和《1860新闻眼》的电视节目宣传画。我四处打听才知道，原来《有一说一》和《1860新闻眼》是江苏民众特别喜欢看的节目，有点儿像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和《新闻联播》节目。

    和雷大娘一起，我们去了和她人生相关的所有地方：

    距离雷大娘家一公里的高台坡山本经营的慰安所（现汤山信用社所在地）。

    距离雷大娘家两公里的汤山炮校。雷大娘在1940年时曾经和日本人山本往炮校送菜。

    距离雷大娘家三公里的汤山天主教堂。最为可惜的是，我们没有在那里照相。

    值得大家研究的是，十年前，雷桂英老人和他的儿子参加了基督教。汤山镇的众多男女老幼在十年前突然都信奉了基督教，并且，集体集资，修建了现在的“汤山镇基督教堂”。雷桂英一家每周坐人力三轮车去基督教堂做一次礼拜。雷桂英告诉我：“是基督教的学说、信仰、理论，让她放弃杂念和羞耻，站出来控诉60多年前侵华日军罪行的。”

    雷大娘的话在我心中久久地萦绕，以至成为一个迷团：

    中国是一个自由、民主，多宗教并存的国家。那么，雷桂英大娘为什么不信奉佛教？为什么不信奉天主教？为什么不信奉伊斯兰教？而且，应该信奉的宗教还有很多，为什么不去信奉？我非常想问问她，可惜，没有机会问这些话题。

    采访南京新近站出来的被侵华日军强暴过的受害妇女雷桂英，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小情节：

    我们穿过高台坡原山本经营的慰安所（现汤山信用社所在地）的马路时，遇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辆高大的卡车。我34年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6师汽车营4连服役，我开过我们的CA10十轮大卡车。??那个大卡车是托加农炮的大家伙呦！今天，我在兵家必争之地的军事要塞看见我们解放军的新型大卡车，我这个退役老兵竟然不知道其型号了！??变化大呀！我看见开车的军人的军衔是一级士官，他旁边坐着的是一名上等兵军衔的年轻军人。我习惯性地举起右手敬军礼。此时此刻，我手挽着曾经被外国侵略者强暴过的、敢于挺身而出控诉侵华日军罪行的雷大娘的手；见着我们解放军驻汤山镇的新型军车在轰鸣之中，从我们面前风驰而过，自然是激动万分。

    我眯起眼睛，在巨大军用卡车卷起的风尘中，手指军车大声问雷桂英大娘：“??好吗？”

    夕阳中的雷桂英大娘一脸灿烂的微笑，她大声说：“好呗！??是我们的军队！”

    ??可惜，照相机在别人的手里。

    但是，以墨绿军车为背景、雷大娘灿烂的一笑，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了。（中国作家协会作家  方 军）

    人民网日本版   2006年6月2日 

雷大娘在江苏电视台的镜头前展示侵华日军慰安妇用品

原来的高台坡是现汤山信用社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