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军占领和驻扎的地方，总有一个名叫慰安所的机构。在这个机构的外面，排着长队的日本兵等待着轮到自己发泄兽欲。在慰安所简陋的房子里，一个慰安妇一天必须接待众多的男人。日军在占领地区普遍设立了这种被日本政府默认的强奸中心。在这一制度奴役下，四十多万中国、朝鲜、东南亚和欧美各国的妇女，惨遭日军的蹂躏。
这里所说的慰安妇，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非日本国的妇女，是日本军队专属的性奴隶。日军强迫外国的妇女充当军队的慰安妇，这和日本妇女自愿成为军妓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在日军的刺刀下被强行逼迫的结果，是日军有组织、有计划强征或骗征的，而后者则主要是出于一种经济利益考虑的自愿行为。
在战争中，日军士兵对占领区无辜女性的强奸行为，不但不会受到军事法庭制裁，反而被认为是士兵勇猛的表现。在日军高层纵容下，这种令人发指的罪恶，在日军的侵略战争中一直延续着。
日军的慰安妇制度起源于日军的一次失败。1917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先后派去兵员七万二千人。日军对俄国女性施暴，导致性病蔓延，一万多名日军官兵染病，比战死的还要多。这些患者既不能参加演习，也不能执行勤务，更谈不上参加战斗，严重影响了日军战斗力。
作战刚开始就损失了相当于一个师团的兵力，日军自然打不过在数量上占优势的俄军，遭到了惨败。西伯利亚战争失利的教训，导致日本军部开始建立卖春制度，征集由军队直接管理的卖春妇。
1937年上半年，日军在中国的总兵力已达到二十五万人。仅靠从日本国内募集慰安妇，不可能满足侵华日军的需求。日本的陆军部把眼光转向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半岛。
受日军支配的人贩子和地方行政机关，开始在朝鲜釜山和马山一带，诱骗那些生活艰难、处境不利的朝鲜女性充当慰安妇。他们像对待军马和军犬一样，开始将大批的慰安妇用运输船送到中国战场。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便在城乡各处抢夺中国年轻女子，当众剥掉中国女子的衣裳，在肩上刺上号码，让她们感到羞耻，不能逃跑，以便在她们身上发泄兽欲。
日军占领杭州后，包围凌桥难民收容所，强令二百一十多名妇女脱去衣裤，堆积烧毁，以防妇女逃跑或自缢，随后在地上铺满稻草，将抢来的棉被铺上，逼迫妇女躺在上面，夜间日本兵便成群而至，将难民收容所变成了暴虐的强奸所。
在扬州，日军占领了繁华的银座街一幢三层饭店，抢劫了六十名当地的姑娘，设立全城最大的慰安所。
日军占领芜湖后，在大屠杀的同时抓紧抢劫妇女。他们甚至闯进尼姑庵，劫掠年轻美貌的尼姑充当慰安妇。后来，日军对周边地区“扫荡”时，抢夺了不少民女投入慰安所。
随着战争在中国的扩大和升级，侵华日军人数剧增，日军疯狂地抢夺中国女子充当慰安妇。在占领地和战场上，日军主要通过使用肉体暴力、绑架、强迫和欺骗等手段来征集中国慰安妇。被掳掠为慰安妇的中国妇女，原来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其中有教师、工人、农民、学生、职员、尼姑、修女和店员等。至少有二十万中国妇女，先后被逼迫为日军的性奴隶，日军的慰安所遍及中国的二十多个省，中国成为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
充当过日军特务的永富博道，后来在“亚洲战争的真实证言”国际电视会议上公开证言：“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我作为日军特务机关的一名成员，专门负责诱拐中国妇女。部队从上海向南京进攻途中，我本人负责设置了六个慰安所。在沿途，我把一些逃难的中国年轻妇女诱拐到慰安所。”
日军的铁蹄踏上美丽的海南岛以后，日军部队就进村寨去强捕少女，供其开设慰安所。在强征劳工时，日军挑选美貌的汉族和黎族女子，投入“快乐房”慰安所。
1939年初，日军指使山西文水县的伪政权张贴布告，明令征用妇女，摘录如下：
文水县公署训令，差字第一号令：南贤村长副，为训令事。查城内贺家巷妓院，原为维持全县良民而设，自成立以来，城乡善良之家，全体安全。惟查该院现有妓女，除有病者外，仅留四名，实不敷应付。
顷奉皇军谕令，三日内务必增加人数。事非得已，兹规定除由城关选送外，凡三百户以上村庄，每村选送妓女一名，以年在二十岁左右确无病症、颇有姿色者为标准，务于最短期内送县，以凭验收。
1940年，日军一支部队侵入山西省方山县，设立据点，立即要求伪政权征召“花姑娘”。于是，伪政权将“花姑娘”的人数摊派到各村。日伪宣称有姑娘的交姑娘，没姑娘的交大洋，最后，他们不仅建成了慰安所，还得到大笔钱财。
日军还设下各种圈套，引诱妇女坠入陷阱。他们经常以招聘女招待和洗衣妇等名义诱骗妇女上当。日军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到市中心诓骗妇女。他们放出野鸡汽车，候在娱乐场所前面，等顾客上车后，汽车飞驰，到了僻静地方，将男子抛下或干掉，女客便从此无影无踪。一时，失踪女子无数，人人自危。
接着，日军又在大街小巷张贴招工启事。十九岁的中学毕业生阿珠，由于父亲所在的工厂倒闭，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她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某公司要增聘几名女职员，年龄在十六岁以上、二十六岁以下都可应聘，粗通国语或日语者更佳，月薪五十元。阿珠征得父母同意，便去应聘。岂料这里是个诱骗慰安妇的机关，从此，阿珠陷入魔窟，不知所终。
根据1938年6月7日日本军方的调查报告，在徐州会战中，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二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第六联队长小男一雄，曾将二十三名中国女军人从俘虏营中强行押到森林地带，在那里建立了慰安所，供日军官兵淫乱。这些女俘虏遭到日军侮辱，有的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报仇，慰安所里曾发生中国女战俘刺杀压在她们身上的士兵或者割下日本兵生殖器的事件。日军官兵对充当慰安妇的中国女战俘提高了警惕。当她们失去了作为性工具的利用价值时，便被拖到空地上，当作日军新兵练习用的活靶子。
在漫长的抗战岁月中，中国抗日军队中有许多女兵被俘，她们的命运是极为悲惨的。日军第十四师团的士兵田口新吉后来回忆道：
日军在作战中，一抓到这些人，立即送到后方的大队本部去。如果她们受了伤，就由医务室先给她们治伤，如果没有受伤，就由情报官对她们进行审讯，这是通例。但是，这些中国女性就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士兵们有时偷偷传说：这些当官的家伙又干好事了。但谁也不会去追查这些中国女人的去向。当时，日本军队中从来就没有建立过女俘虏收容所，那么这些女人被弄到哪里去了呢？我听到的一种说法是把她们弄去当慰安妇了。
日军第二九五七部队占领湖南衡阳附近的村庄后，立即抓了两名美貌的少女回兵营，一个一等兵情不自禁地高呼：“从今日起开设慰安所，各位请来光顾。”
日军占领桂林时，以设立工厂为名招募女工，强迫她们充当军队的性奴隶。日军在广州和香港以招募护士和医务人员前往海南为名，骗招三百多名青年女子，其中相当部分是学生，小的只有十七岁，大的也只有二十岁。她们被押到昌石县石禄慰安所，从此掉入人间深渊。
在海南岛，日军经常组织“战地后勤服务队”，唆使汉奸张贴广告，说服务队的任务是给日军官兵洗衣服、照顾伤员和打扫营房，诱骗妇女参加。他们甚至派人到上海、广州和香港等地游说：“海南岛开办大医院，招聘大批姑娘学习当护士和护理，薪水高，到那里去做工有吃有穿，还有大钱寄回家。”于是有不少受骗女子前来应募，这些人到海南后，统统被押进慰安所。
日军每占领一地，形势稍稍稳定后，便依靠汉奸组织协助，挑选妇女充当慰安妇。其中一个手法便是借口登记“良民证”，挨家挨户挑选年轻貌美的女性。南京陷落后，日军除了经常到国际安全区强奸妇女，还利用发放“良民证”的机会，抓捕几千名中国妇女，她们没有一人逃过被强奸或被虐杀的厄运，其中一些人被运往东北，充当关东军的性奴隶，从此无人知晓她们的下落。
1943年春，海南琼崖纵队第四支队的炊事员周彩仁，时年二十岁，在村庄里筹粮时被日军俘虏。日军将她投入那大慰安所，逼迫她沦为性奴隶，达两年之久，直到日本投降后，她才脱离苦海。
随着战争的扩大，从1943年开始，日军开始大量捕捉朝鲜女性，从十八岁到二十二岁的年轻女性中选出慰安妇，中年的女性送往军需工厂。《汉城新闻》曾经报道：从1943年到1945年，在“挺身队”的名义下，年轻的朝鲜妇女被动员起来，其中的“五万人乃至七万人”被弄去当了慰安妇。“奸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见败局已定时，把这块土地上拉去当挺身队的记录全部烧毁，没有留下准确的受害者资料。”
这些女性忍受不了耻辱的生活，不断有人自杀，在被送往中国、菲律宾和塞班岛等日军侵略战场的途中，许多人悲惨地死掉了。
被送到战场上的女性，逃脱不了厄运，甚至更加悲惨。她们不仅遭到日军士兵的蹂躏，还要充当炮灰，成为日军的殉葬品。
慰安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流尽血泪的许多女性，被日军这头战争怪兽吞噬了的一群羔羊。日军把她们作为一种军需品，供自己发泄兽欲。在中国，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日本侵略者在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里，侮辱奸淫了无数的中国妇女，其手段之惨无人道，堪称史无前例。
这些中国的女性，在日军控制之下，生活得猪狗不如，常常吃不饱，穿不暖，每天要供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日本官兵泄欲。她们被摧残得不似人样，而且常常被轮奸后再被杀害。日军杀害妇女的手段更是兽类的行为，令人无法述说。战后，一部分“慰安妇”成为幸存者，但是她们依然背着“军妓”的黑锅抬不起头，隐姓埋名，有的在寂寞孤独中死去。慰安妇，这个乍听之下不知所云的称谓，饱含着多少被日军凌辱的妇女的血泪！ （摘自《血肉长城》 德宏民族出版社出版）
千龙网 2006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