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物
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成立于1999年3月15日，是目前中国大陆研究“二战”时期日本实施“慰安妇”制度的惟一的研究机构。
近期和慰安妇有关的事有两件：
3月18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驳回中国“慰安妇”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的诉讼请求；在此之前的2月20日，一个叫朱巧妹的老人孤独地死去了，悄无声息。她是国内已知年龄最大的原慰安妇。
“慰安妇”的话题再一次引起我们的关注，3月25日，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生存现状
有些地方，在我们援助之前“慰安妇”几乎到了无法维生的地步。大多数孤老一个人生活，有些受害者到晚年自杀……
记者：慰安妇是您学术上的研究对象，一个课题而已吗？
苏智良：我不否认刚开始是这样，但这个伤痕被揭开以后，我看到的越来越多，越来越触目惊心。没到过她们的家，你不会有真实感受，会和这件事有隔膜。一旦到过她们家，就感到应该帮她们一把，应该为她们实实在在做点事，（这是）良心和责任。
记者：她们的生活窘迫到什么程度？
苏智良：有些地方，在我们援助之前几乎到了无法维生的地步。大多数孤老一个人生活，有些受害者到晚年自杀……
记者：目前已知的还有多少人健在？
苏智良：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还有39人。分布在黑龙江、上海、海南、山西、北京、湖南、湖北、河南、河北、辽宁。最大的92岁，最小的71岁。但我估计隐藏身份的人数至少是公开身份人数十倍或十倍以上。
记者：慰安妇研究中心每个月给每位受害者100元生活费，这对她们有多大帮助？
苏智良：她们大多生活在农村，这笔钱可保证她们的温饱。
记者：钱的来源？
苏智良：主要来自海外募集，国内募集的很少。直到2000年12月，我才收到国内第一笔捐款。今年到现在有两笔：国内一笔100块钱；另一笔是国外，是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500美元。凡是援助老太太的100块钱，我给收条。但他们不支付为援助而发生的诸如交通费、住宿费、劳务费，这些钱都是我们自己出。特别是在我们拒绝了“国民基金”后。
记者：您指的是日本“亚洲妇女国民基金”？
苏智良：对。这个赔偿是民间的，日本政府想通过这个基金会来赔偿。现在基本上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抵制这个基金，因为它很暧昧，我给你点钱你就不要再说话，它不是明确地作为认罪以后的赔偿。
记者：帮助她们的过程中，您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
苏智良：一是人手，二是资金缺口。
记者：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慰安妇是如何帮助的？
苏智良：1998年，韩国建立了“日军慰安妇历史馆”，并把慰安妇集中在敬老院内，由政府统管……
敏感话题
所谓的敏感，往往是大家都不敢碰，因为要中日友好。日本现在的嚣张，从根本上来讲，是否和我们的一再退让是有关呢？
记者：和您交谈我能感觉到您的疲惫，这种疲惫是精神上的还是身体上的？
苏智良：这几年比较麻木了，没有太大激情。最初的时候还会找援助。但人家一听到慰安妇首先就说这很敏感。所谓的敏感，往往是大家都不敢碰，因为要中日友好。中日友好应该说是个手段，不是说为了中日友好，什么都要顾忌。日本现在的嚣张，从根本上来讲，是否和我们的一再退让是有关呢？
记者：13年来，您觉得在认知上，或是对她们的态度上有所转变吗？
苏智良：应该说有所好转。这几年，媒体宣传，大家都知道后，逐渐的她们的压力反而小了。甚至照片被刊登出来后，也并不是我所担心的那样压力更大，这就是社会的进步。大家有一种宽容和比较有爱心了。感觉这样的老人太可怜了，应当关心、理解她们。
记者：既然如此，为什么朱巧妹（慰安妇）和李秀英（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去世时场面上会有那么大区别？
苏智良：事先我能够预感到这样的差别。对两者的态度差，造成了这样的差别。
记者：2001年您开始对慰安妇做法律公证，起了什么作用？
苏智良：2001年、2002年开始请国家公证处对这些老人的受害事实予以法律公证，永久地保全证据。因为人总会离开的，要以法律的形式来确认这个事情。
记者：到目前有多少人进行了公证？
苏智良：20来个。由于资金问题停下来。一些地方坚持收费，一些地方是山区，公证要车子接送，还要吃饭等等，所以有的地方一个人公证下来要两三千元人民币，甚至更多。只有上海是免费的。
道义支持
从人类文明发展来看，将来总有一天会胜诉，但从现实来说，实在看不出。
记者：这些年，“慰安妇”受害者对日本的诉讼尚未有一起胜诉。
苏智良：从人类文明发展来看将来总有胜诉的一天，但从现实来说，实在看不出。
记者：这种情况在劳工、毒气弹等问题上是不是同样存在？
苏智良：对，是这样。
记者：政府对诉讼是什么态度？
苏智良：政府对民间的诉讼现在采取默认，或者有所支持，但这些支持都是道义上的，我希望支持能够落实到实质上。
这些受害者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今天在你之前我接到黑龙江的记者来的电话，他们去访问了当地的两位受害者，这两位受害者我也接触过。老人让记者问我，‘胜诉有没有可能，我们能不能看到。’老人已经87岁了。她们常常问我这个很无奈的问题。
记者：您印象中，对她们的冷漠有没有极致事件？
苏智良：云南某县，曾有4个受害者找到当地官员：“听说我们可以得到日本人的赔偿……”官员奚落：“你们这样的事还有脸说吗？”
记者：这和我们的传统观念有关吗？
苏智良：他们很封闭，根本不了解世界的变化。
记者：您希望政府怎样帮助她们？
苏智良：国家对这些饱受磨难的老人，应该有制度性的保护与帮助。首先，应该马上确认受害者，然后给予受害者一个制度上的援助，来改善她们的生活。不仅是一般生活费，我想最低生活费应该保证她们；其次，还有医药健康上的援助；也可以资助她们去打官司，因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应该去保护自己的国民，去为她们争得应得的利益。
此外，应该有一个国家性重大调查项目，让全社会都来关注这个问题。因为，证据在消失。但很遗憾，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项目，同时这些人正在一个个离去。
后记
文章开头提及的近期和慰安妇有关的两件事情让我们感慨：
败诉不是新闻。也许，有一天胜诉才是大新闻，会有这一天吗，没人敢给答案；
幸存的原慰安妇死了也不是新闻，她们本已高龄。
朱巧妹走的时候，冷清，但毕竟还有人送行。山西老人侯冬娥，在盂县高庄最破烂、矮小的窑洞悄无声息地死去后，她的一生只有《工人日报》记者陈宗舜记下的这样一些片段：“她是村子里最受轻视的女人，大家不叫她真名，称她是‘进过炮楼的’，更有人拿她的遭遇当笑话说。……一个雨天，她重重摔倒在村口，因为嫌她‘不干净’，没人肯过去扶她……”
对于这些老人们来说，活下去的最大意义就是为当年的那段历史作证。珍视她们，就是珍视历史。
她们，已经伤痕累累。
别让她们，再泪水涟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