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曜宇：中日史鉴－上篇《铁血家园》/ 第四章鬼手魔爪-918爱国网

1、西安事变、国共第二次合作
日军对中国华北地区进行“蚕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速了侵华的步骤。１９３３年三月，日本关东军侵占热河（今并入河北省、辽宁省及内蒙古自治区），并大举进犯长城各口，国民党宋哲元部二十九军及长城沿线其它驻军进行抵抗。无心抗战的蒋介石破坏、阻挠长城抗战，使日军得以经过冷口、滦东地区直逼平津。五月三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停战协定，史称《塘沽协定》。主要内容：国民党政府承认日本侵占东三省及热河合法化，中国政府军队不得再北进收复中国国土，把此区以北至长城沿线划为非武装区。从此，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为日军控制整个华北提供了有利条件。日军在签订《塘沽协定》后，由于战略重点转向侵吞整个中国和防范英、美，其侵略方针改变为在继续准备发动武力进攻的同时，全力推行“华北自治运动”。1935年，驻华日军为了进一步侵占中国，而策动了华北各省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实行“自治”的一系列事件。
　　1935年一月中旬，日军首先制造了“察东事件”，迫使南京政府承认察哈尔沽源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区。五至七月，其华北驻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又胁迫南京政府批准“何梅协定”及“秦土协定”，接受日军所提出的取消冀、察两省境内的国民党党部等多项要求，使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分丧失，日军并同时加紧进行以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为对象的策变活动。日本帝国主义在迫使国民党中央势力退出华北后，随即积极策动华北五省的所谓的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五省成为第二个东北。“华北事变”使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热情进一步高涨，成为了国共两党由对峙到联合的重要契机。华北事变之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抗日救亡高潮，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国共二次合作
　　面对日本所暴露的狼子野心，1935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十月份，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不久后，“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在西北担负“剿共”任务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厌恶内战，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两军领导人张学良?杨虎城等开始积极地与共产党联系，初步奠定了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
　　蒋介石对于非嫡系的张?杨很不放心，除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继续进攻红军外，并于1936年十月间飞往西安进行催逼。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再飞西安，进一步要挟张?杨：如不倾力“剿共”，便将张?杨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张?杨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介石给予了拒绝，这两位爱国将领毅然决定实行兵谏。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进抵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与蒋的卫队交火。蒋闻枪声，仓皇越后墙逃走，爬上山坡隐蔽，被张学良的卫队搜索发现后捕获。同时杨虎城部下将留居城中的蒋介石高级党?政?军官员等十余人拘押。张?杨于十二日当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委员长。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及结社的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
　　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企图趁机挑起中国的内战。南京国民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借机扩大事态，并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与日本妥协。英、美帝国主义及亲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则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和英美的在华利益。次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取消张学良的各项职务，宋子文?宋美龄委托英籍顾问端纳飞抵西安探视情况。十六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相应作了军事部署，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这期间各地军阀也纷纷派人赴西安活动。
　　对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中共中央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十七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与张?杨恳切会谈，并接见各方人士，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二十二日，宋子文?宋美龄抵西安开始与张?杨及中共代表会谈。二十四日，达成了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人士，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及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权利，联共抗日等项协议。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表示以人格担保，履行上述协议。二十五日下午，张学良护送蒋介石飞离西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达到了团结抗日的目的，中国由此实现了从国内的内战到全民统一抗战的伟大转变。但蒋介石后来背信弃义，使张学良遭长期监禁，杨虎城惨遭杀害。
　　
2、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卢沟桥的枪声拉开了八年抗战的序幕
　　在西安事变之后，中日之战一触即发的迹象已经是相当的明显。中日之战日本看上去似乎是日本以小搏大，可实际上中日之间战斗力的悬殊，两国当局是心知肚明的，尤其日本军方更了如指掌。因此在一群日军激进派眼里中国军队是不堪一击的，这才有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
　　1937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这就是全面引发抗日战争的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七月八日，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十七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准备抗战，但是此时的国民政府仍幻想通过谈判和平解决。
　　1937年七月十五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强调“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十七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同蒋介石在庐山谈判。双方达成将在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和出版《新华日报》等协议。按照团结抗日的原则，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
　　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在西北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九月下旬，国民党公布了中国共产党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这样，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指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七七事变之后，中国当时的作战策略是以空间换取时间。所谓以空间换取时间，就是指前面的人用简陋的武器，用血肉之躯在中国广大的国土上迟滞敌人锐利的攻势，让后面的人有机会作更多的准备投入战场上去保卫国家。所以当时驻守华北的绝大部份军队虽然是在日本的飞机、大炮、坦克猛烈强攻之下，仍然是拼了一条命、坚守阵地，他们当时抱着的信念就是能守一天算一天，能守一个小时就多一个小时，和敌人周旋到底。
　　对于当时中日之间的强弱悬殊，许多人还只是个模糊概念。现在让我们抛开两国的总体国力不提，单就双方军备上来看两国在1937年的实力比较：在陆军方面，如果以总人数论的话，勉强可以称得上是1：2。但作战毕竟不只是数人头就可以了，因为部队的装备、训练、士气等等，都是决胜的重要因素。海军假如以吨位论，我们和日军的相比应该为1：30。在空军方面，统计数字有很大的出入，但一般认为开战之初，我军军机总数在三百架左右，应该是比较客观的统计。而日本此时则拥有数千架当时世界上极为先进的战机。但是就在如此差距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军队仍然没有丧失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勇气和决心。
　　
战事在华北、华东全面爆发
　　华北地区的日军向平津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军队顽强抵抗，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以身殉国，北平、天津相继失陷。平、津失陷，日军又以四十万兵力，分四路全面举兵南侵，一路由平绥路、同蒲路进攻山西；一路由平汉路进攻河南；一路由津浦路、胶济路进攻山东；一路沿平绥路进攻绥远。九月十三日至十一月八日这一阶段，我军与日军在华北地区进行了太原会战。会战过程中，尽管由于国民党军在作战指导上失误，致使战役全局陷入被动，以至太原失守，但它仍不失为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大会战。此役，日军参战总兵力约合四个半师共十四万人，伤亡近三万人；中国军队参战总兵力六个集团军计五十二个师(旅)共二十八万余人，伤亡十万人以上。其中由八路军参加的平型关伏击战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于华东方面，1937年八月九日这天，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水兵斋藤，乘军用汽车挑衅，企图冲入虹桥中国军用机场，机场保安队忍无可忍，开枪将二人击毙。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即与日本驻沪领事馆交涉，表示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日本政府一方面派员与中国政府谈判，提出种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坚持中方必须撤走上海保安部队，并拆除所有防御工事；一方面加紧军事部署，迅速向上海增派军队。八月十一日，蒋介石急令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将军率第五军开赴上海周围地区布防。张治中为了表示坚守上海的决心，并发表讲话说：上海是我祖先惨淡经营之国土，又复为敌军铁蹄所践踏，不得不以英勇自卫之决心，展开神圣庄严之抗战。本军所部全体将士，与暴日不共戴天。八月十三日，由松井石根率领的日军上海派遣军发动两栖登陆战，以八月九日的事件为借口大举进攻上海，企图威胁南京、迫使国民政府投降。是日，日军在上海已结集军舰三十二艘，增派的官兵两千余人亦已登陆。中国守军奋起还击，开始了第二次淞沪抗战。
　　战事爆发后，日军狂妄地宣称三个月内消灭中国，十天内解决上海战事，然而上海的战斗却足足历时三个月之久。国民党军和日军在虹口到杨树浦这条战线上，进行一条桥又一条桥，一幢楼房又一幢楼房的争夺战，这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第一次吃到强力攻坚的苦头。这个时候日本只能以他们的空军和舰炮向拥入上海的中国军队进行反击，从八月十五日开始，日军凭着优势的空军战力开始密集轰炸上海市区，昔日的十里洋场一日之间沦为火海。空袭在抗战期间一直是苦难中国老百姓的梦魇，当时的上海在一波又一波轰炸的间隙时刻总有成千上万的居民拥上街头四处奔逃。
　　在淞沪战场上，蒋介石投入了当时全国60%以上的精锐部队。不过日军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淞沪一战会打得如此艰难，是他们原先万万料想不到的。进入十月份，日军甚至连弹药都补给不上，必需向华北的日军借调。十月二十日，日军参谋本部被迫决定从华北战场抽调三个师团的兵力增援上海。这三个师团，是柳川第十军的中岛十八师团，末松114师团和谷寿夫的第六师团。虽然淞沪战场国军所付出的代价十分巨大，但是，从整个战略的观点来看，这次战役是成功的，侵华日军被迫从华北调兵增援淞沪战场，日军由北到南的进攻战略被打乱。
　　十一月五日，柳川的先头部队中岛师团和谷寿夫师团在杭州湾的金山卫登陆。十三日，十六师团等又从白茆口登陆朝常熟方向推进，我军且战且退，一直到十一月十三日才完全撤离淞沪战场。淞沪之战中，我军先后投入战场的兵力多达七十一个正规师及地方部队约七十五万人左右，而日军这方面，动员的正规军约有九个师团，总计在二十五万人以上。在悬殊的装备及实力差距之下，我军与强敌苦斗三个月之久。这一役日军约伤亡为五万余人，我军为十八万人左右。我军团长以上阵亡者，至少有二十八位之多，至于连、排长则难以计数。这些人用他们的生命粉碎了日军三月亡华的狂言，为全国抗战争取了三个月宝贵的时间。
　　淞沪这一战，日军虽然拿下了上海，但所付出的代价，却是远远超乎他们意料之外的。为了尽快瓦解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日军加紧了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进攻。
　　上海到南京之间,距离大约为三百公里。我军是十一月十五日左右全部撤离淞沪地区，十二月五日，日军整整九个师团就已经兵临南京城下了，总兵力逼近三十万。日军兵分三路倾巢而出，十二月一日，日军攻下江阴要塞。从水路来看，江阴是扼守南京的咽喉，江阴一失，南京便无险可守。更何况日军还占了陆空两方面的优势，所以早在十一月底，日军战机就已经把南京炸得像座废墟。由于中国守军将领唐生智扬言与南京共存亡，因此没有拟订撤退计划，以致后来的慌忙撤退造成了重大的伤亡。八日拂晓，日军发动全面攻击。柳川的谷寿夫师团于九日起开始向我守军的城东南方阵地发动攻势，88师在雨花台争夺战中伤亡惨重。十二月十一日，松井下总攻击令，日军以重炮猛轰中华门，我军竭力防堵，战斗异常激烈。十二日中午，雨花台失守，光华、中山、水西、安德、中华几个门先后为日军攻破。晚间，唐生智下达撤退令之后，便先行离城了。日军进城之后，进行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日军占领南京后，力求打通津浦铁路，使南北日军得以会合。便先后集结了八个师团、五个旅团（支队）约二十四万人，于1938年元月下旬开始南北夹击华东战略要地徐州。徐州是江苏省西北部一个重要城市，津浦、陇海两铁路之枢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京政府鉴于徐州战场的安危直接关系到全国的抗日大事，决心全力防守，在此与日军进行一次大会战，这次会战以徐州为中心，史称“徐州会战”。早在1937年十月，李宗仁即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十二个集团军和军团约六十万人驻守徐州，指挥津浦路沿线作战。我军的主力集中于徐州以北，抗击北线的日军南犯；一部兵力部署于津浦铁路南段，阻止南线日军北进。攻破南京后的南线日军沿津浦铁路北上强渡淮河，我守军奋起反击，同时，以第七、三十一军攻击日军侧后，迫使渡过淮河的日军第13师团回援。至三月初我守军恢复了淮河以北阵地，与日军隔河对峙。
　　此时，北线的日军也以两个师团分路南下，一路从潍县（今潍坊）南犯，直扑临沂。1938年三月十四日，我军第五十九军与第四十军合击日军，歼灭其两个联队大部，逼其退入莒县。另一路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连陷鲁西南诸城，并于三月二十四日进攻台儿庄。我守军乘日军孤军深入，便组织大规模地反击，以一个军团包抄敌背后，以一个军团正面迎击，另以一个军团的兵力进至临城（今薛城）、枣庄以北，切断日军退路。在击退日军一个支队的援军后，于四月四日全线出击歼灭日军，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台儿庄一役，击溃了日军第五、第十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歼灭日军两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严重地挫伤了日军的气焰，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念和决心。为扩大战果，我军又调集九个军一个师约二十万人至徐州附近，准备再次围歼日军。狡猾的日军改变了战法，以少数兵力正面钳制我军，主力则向西迂回从侧后包围徐州。五月十六日，南北日军会师砀山，对徐州形成包围之势。中国守军为避免在不利形势下同敌人决战，决定向皖豫边界山区突围，十九日徐州陷落。日军沿陇海铁路向西追击，六月九日，蒋介石为阻挡日军的追击，命令河南守军于郑县（今郑州）东北花园口掘开黄河堤岸，黄河河水经中牟、尉氏沿着贾鲁河南泛，日军退至黄泛区以东，徐州会战结束。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最大规模的一场战役
　　徐州会战后不久，华北、华东的各部日军便把进攻的矛头直指武汉。武汉是当时仅次于上海的工商城市，中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南京陷落后，武汉更成为抗战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日军进兵武汉，意在围歼中国野战军主力，打击中国民心士气，尽快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为了保卫武汉，中国军队组成左翼和右翼两个兵团，分别担负江北和江南的防御；其作战方针是：利用鄱阳湖、大别山地障及长江两岸的丘陵、湖沼，实施战略相持，争取作战四～六个月，予敌以最大消耗。
　　1938年六月，武汉会战的前哨战打响。日军第6师团一部先后攻占了桐城、潜山、黄梅；日军波田支队先后攻占了安庆、湖口、九江，八月下旬，日军发出了进攻武汉的作战命令。在合肥地区集结的日军兵分两路发动进攻。一路经霍山西犯，在商城以东地区遭到中国军队顽强阻击，日军经苦战于九月中旬占领商城，然后转向西南方向，准备突破大别山，直插武汉东北地区。中国军队依托山势险峻防守，日军直到十月下旬才通过大别山区。另一路日军沿合肥至信阳的公路西进，九月下旬攻占罗山，逼近信阳。中国军队立即予以反击，日军获得增援后再度进攻，于十月中旬日占领了信阳，随后沿平汉线南下，逼近武汉。
　　在九江地区集结的日军于八月兵分三路向武汉进发。其主力沿长江南岸向瑞昌、大冶方向进攻，经过激战，于八月下旬突破中国军队的瑞昌防线。此后，由于中国军队的猛烈阻击，该路日军前进十分缓慢。在占领若溪后的一个月时间里，总共向前推进了六七十公里，平均每天仅两三公里，这路日军经艰苦作战于十月下旬占领了大冶和鄂城。沿南浔线南犯的日军在德安地区受阻，九月下旬，中国军队在德安以西的万家岭重创日军，歼敌近万人，残敌逃回了瑞昌。到十月底，这路日军才攻占德安。另一路日军沿长江北岸推进，九月上旬攻占广济，进犯江北要塞田家镇。中国守军冒着日军飞机、舰炮的轰击和毒气的袭击，与日军激战至九月下旬，毙敌数千人。九月二十八日，日军大举进攻，飞机七十架、大炮百余门狂轰滥炸，田家镇阵地几乎全部被毁，守军伤亡殆尽，田家镇失守。十月份，此路日军先后占领了蕲春和黄陂。
　　至此，各路日军都已逼近武汉，武汉已处于日军三面包围之中。中国军队于十月二十五日被迫撤出武汉，江北及鄂北的部队撤往平汉路以西的沙洋和随县一带，江南的部队沿粤汉路撤至岳阳以南，日军随后占领武汉。日军在进攻武汉期间，决定同时在华南登陆，以急袭方式攻取广州。十月十二日，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华南地区的中国军队因准备不足，兵力分散，无力阻挡日军进攻。日军顺利登陆，于十月二十二日占领广州。
　　武汉会战是抗战以来规模最大、战线最长、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此役两军在纵横千里的战线上激战四个多月，日军动用十二个师团，一百余艘舰艇，五百余架飞机，共三十五万人；中国军队参战的有一百二十九个师，四十余艘舰艇，一百多架飞机，共一百一十万人。日军伤亡人数在十万以上，中国军队伤亡二十万人。武汉、广州虽然失守，但也使得日军力量受到极大消耗，之后再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日军企图快速歼灭中国军队主力、迫使中国投降的战略计划破产，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3、侵华日军的累累暴行
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中国军队在淞沪抗战中的英勇顽强使得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破灭，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便是对淞沪抗战的疯狂报复，日军企图以残忍、血腥无比的手段击垮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日军攻占南京后，在南京屠杀的中国军民有三十四万人之多。其中被炸死或零散虐杀的约为十五万人，集体屠杀的军民同胞则高达十九万之多。屠杀场地遍布城内外共有十二处，在集体屠杀的场地中以燕子矶、草鞋峡和挹江门外的中山码头人数最多，单就这三个地方而言，就已超过十五万人。
　　草鞋峡，因一片状似草鞋的峭壁而得名，它位于燕子矶的西南方。就是当年日本人残杀我国军民五万七千余人的屠场。由于此地地形特殊，一旦被日军送到这里来的人，逃亡的机会几乎等于零了。挹江门外的中山码头，在南京沦陷时，倾城军民都拥向这里。因为江上没有船，大家只好挤在码头上，而形成了不幸的死亡聚集。日军把人赶到码头，并堵住了码头两端，架起机枪猛烈射杀，遇害人尸体滚落江中，逐波而去的很难统计，光是岸上的尸体，经过事后清理掩埋的就多达五万一千余具。
　　集体屠杀多发生于日军进城初期，那个时候连所谓的国际安全区里都难幸免。著名的拉贝日记中记载了许多日军在安全区内的暴行，该日记曾纪录日本兵企图强暴一个怀了六个半月身孕的十九岁少妇的经过。日本士兵手执匕首向她袭击，该女子胸部、脸部有十九处刀伤，下身有一处很深的刀伤，胎儿的心跳已听不见，但是，很难让人相信的是这名女子后来竟然还活了下来。更凄惨的事发生在一个年仅八岁的小女孩身上。她一家九口被杀死了七个，连自己也身中三刀。在日军从上海杀到南京，这一段过程中日本的国内媒体也捧出了两个“英雄”人物，那便是参加“百人斩竞赛”的向井和野田两个少尉军官。这两个人一路杀到紫金山，一个杀了一百零五个，一个杀了一百零六个。
　　日军在攻占上海、南京之际，即开始实施慰安妇制度。沦陷后的南京作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所在地，驻防日军众多，在日本军政当局的支持下，各种途径设立的慰安所很快遍布全市。日军胁迫多国妇女沦为性奴，并实施慰安妇制度，制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野蛮暴行。据当年目睹南京沦陷的西方人士、参战的日本老兵、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见证人的大量记述和证言证实，遭到日军官兵野兽般蹂躏的慰安妇境况十分悲惨，其中以中国慰安妇受害最深。在被称为“色性地狱”的慰安所里，慰安妇们有的躺下去，就再也未能爬起来；有的被虐杀而死；有的不堪蹂躏自杀身亡。对稍有不从或反抗的妇女，日军轻则施以饥饿，重则用军刀割其乳房、砍她们的手足，甚至让狼狗将她们一片片撕烂示众。
　　南京大屠杀这个段落，让我们叙述起来是如此的沉重，因为这是数十万人用血和生命写下的。对这段悲惨历史的叙述，恐怕任何语言都是无力而苍白的……
　　
日军在中国各地所犯下惨绝人寰的罪行
　　除了南京大屠杀，731部队也是日本军国主义人性灭绝的又一铁证。731部队是由当时日本最高统治者发布敕令，组建于中国的一支特种部队。在细菌战犯石井四郎主持下，七三一部队网罗了日本国内上千名医学、细菌学专家盘踞中国东北十二年，以活人为试验材料研究细菌武器，残杀了成千上万名中外反日志士及无辜百姓。这个对外声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单位，到1941年正式有731番号的时候，员工已达三千人。这些禽兽每天在研究哪一种细菌最有效，如何培养，怎么包装运送，以及扩散成疫，进而达到最佳的杀人效果。日军十分清楚这是违反人道的行为，所以称731部队的四方楼为秘密中的秘密。在731部队里那些被编号的人，日本人称之谓“丸太”，中文发音为“马路大”，也就是原木的意思。也就是说，日军的731部队并没有把中国人当人，只当作一块可以任意切割的木头而已。
　　731部队经常进行活体解剖试验，甚至从怀孕的妇女腹中取出婴儿作标本。在严寒的冬天，日军把囚犯通宵捆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野外，导致其手脚被冻坏，肌肉腐烂，露出森森的白骨。日军把人送入密封室内进行气压试验，被试验的人眼球突出，口鼻出血，在极度痛苦中死去。日本军医甚至将人的鲜血抽出，再将动物的血液输入人体内，观察人死亡的过程。在731部队还有一支一百多人的少年兵队伍，这些所谓的“见习技术员”，都是刚刚中学毕业便被征召到此。石井四郎亲自主导对少年兵的训练，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这些孩子就都蜕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魔王。731研究发展的细菌种类至少有十五种之多，其生产效率之高更为惊人。据专家统计，假如731所生产的细菌都能成功为害的话，那么，其数量足够杀死全人类。而731部队的那些人下场又如何呢？那些人后来有不少成了日本社会上的名流，至于石井四郎，在战后拿到美国陆军部赞助的四万五千美元退休金之后，直到67岁才死去。
　　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撤离后，重庆便成了中国抗战的中心。由于地处崇山峻岭之间，不利于地面机械化作战，从1938年到1943年，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进行了为期五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据统计，空袭重庆共两百余次，出动飞机近万架次，投弹两万余枚，炸死市民近一万二千人、伤一万四千人。日军类似于这样的暴行，在中国可谓数不胜数：在华北地区实施的“三光政策”；长江流域实施的“细菌战”、“化学战”；还有遍布全国的“万人坑事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战败投降，在长达十四年的侵华战争中，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进行了最野蛮、最残暴、最惨绝人寰的大破坏、大屠杀，妄图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在这一期间内中国军民伤亡三千五百万人以上，直接财产损失六百二十亿美元（以当时的美金价值折算），间接经济损失五千亿美元以上。
　　
日军兽性的成因
　　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是什么原因致使侵华日军如此残忍？其实，日军的兽性化主要是因为日本社会等级制的本质。士兵要帮军官洗内衣裤，或是乖乖地站好让长官煽耳光，直到血流如注。在日军内部，高级将领对普通士兵的生命毫无尊重和怜悯。权力弱的人，如果握有对更低阶层者的生杀大权时，通常最有虐待狂倾向。日本士兵在侵华期间，由这种等级差别造成的心理扭曲，再加上对于生命的蔑视，终于使日军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禽兽。在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的思潮中，日本人开始把自己当作“准白人”，并产生了对亚洲其他黄种人的歧视，日军对中国人的憎恶和鄙视正是从数十年的宣传、教育和社会教化培养出来的。
　　此外，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也是日军残暴的原因之一，日本的武士道不尊重生命，不仅对于战场上的对手，就是对自己也是一样。古代的日本武士以剖腹自杀为荣，美军在攻占塞班岛的战斗中，日军战至最后一人，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则集体跳海自杀，当日本宣布投降时，仍然有许多战争狂热份子自杀。可以说，日军的残忍性与日本的文化劣根性是紧密相联的。
　　
小结：如果说人性具有善、恶两面的话，那么在利益地驱使下，在没有正义力量加以束缚的情况下，人性中恶的一面将会变得肆无忌惮。
　　现在的年轻一辈似乎很少去思考历史、战争、和平这样的一些问题，而往往为一些琐碎的利益和情感纠缠不清。九一八变成了开张大吉的“就要发”；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日12?13来临之际，人们盘算的却是自己的圣诞礼物。对于那些认为这段历史只是上一辈人的事情，与现在的他们无关的人，我们希望这一部分的描述可以让他们清楚地明白：中国的这段屈辱史将是我们中华民族肌肤上一条永远都抹之不去的伤痕，而这条伤痕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落后就要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