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疯狂掠夺中国人民财物的一个镜头。 　　（照片选自《罪证》

　　 历史的责任

　　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冀中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约我写一篇回忆文章。写点什么好呢？1943年，日本侵略军在河北省任丘、高阳两县制造“新国民运动”惨案，大批同胞遭到杀害，给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那时，我在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司令部当译电员，住在高阳县的南马村，军分区司令部曾几次向晋察冀军区报告情况，由我翻译成密码电报发出去。我作为活着的历史见证人，有责任把那段屈辱、悲惨的历史，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

　　为了写得准确，今年6月6日至12日，我前往河北省石家庄市、保定市、任丘市和高阳县，在各级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协助下，查阅了“新国民运动”惨案的历史档案和有关资料。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抗日战争研究中心的同志们，提供了一批很有价值的史料，包括日本战犯和战俘留下来的笔供。我还在任丘、高阳两地与数位历史见证人进行了座谈，到会的各位老人回忆了许多历史情况。尽管时隔62年，大家说起1943年的“新国民运动”惨案，日本鬼子的惨无人道，依然历历在目，依然怒气冲天。

　　 太阳旗下的刽子手

　　日寇准备在华北实施的“新国民运动”计划，是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制定的。它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建设华北，完成“大东亚战争”；二是剿灭共产党，肃正思想；三是确保农业生产，降低物价；四是革新生活，安定民生。不难看出，先两条是目的，后两条是装饰。敌人含针对我抗日军民的鱼水关系，以所谓“巩堤拦水，淘水捉鱼”为手段，达到离奸之目的。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决定，“新国民运动”首先在冀中任丘、高阳两县进行“突击示范”，并从该部抽调特务团三十分队和“剿共委员会”50多名日本特务，经训练后，由华北派遣军情报主任参谋山崎少佐和他的助手恒尾带领，组成“突击示范队”，到任丘、高阳两县推行罪恶的“新国民运动”，妄图成功后在华北推广。

　　日军炮制的“新国民运动”的主要做法是：把群众召集在一起，强迫背诵“反共誓约”。其誓词有六条：“一、皇军及中国军警到达村落时，村民决不逃避；二、皇军和中国军警问话时决无虚伪之陈述；三、今后绝对拒绝八路军及其军政机关所要求的一切破坏行为；四、绝对迅速提供所得的确实情报；五、严守回心条例及布告等，决不违犯；六、以上各条如有违犯，任何处罚情愿甘受其苦。”日寇要求每个人都要背熟这个“誓约”，发誓效忠“皇军”，甘当“反共”的新国民，并要求立即照办，检举共产党、八路军及抗日分子。凡是背不过的、不检举的和表示不满的，就不是“东亚解放的新国民”，就要立即处罚。“新国民运动”的推行过程，就是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民惨绝人寰大屠杀的过程。这伙毫无人性的野兽，用活埋、毒打、刺刀刺死、指挥刀砍死、洋狗咬死、不给吃饭、不给水喝等法西斯手段，残杀不屈服的任丘、高阳两县人民。

　　8月23日，“突击示范”在任丘、高阳两县同时开始。山崎和恒尾在驻地日军和伪军的配合下，分别到任丘、高阳各村示范。山崎指令恒尾先走一步。恒尾在高阳县李果庄强制群众跪在地下背“反共誓约”，背不过的，就用刺刀逼着扒房沿，谁掉下来就杀谁。村民齐亭章等4人掉下来了。恒尾狂叫：“大日本皇军到中国来是干什么的，就是来杀人的！”说着，将指挥刀往水里一蘸，把4个人的头颅砍下，他还把鼻子凑到刀上嗅一嗅。恒尾在东良淀村反共誓约大会上，用刀枪逼着老百姓背誓约。村民王书年双目怒视敌人，就是不背。恒尾要活埋他。王书年赤手空拳去夺恒尾的指挥刀，被砍掉了右手，又用左手去夺。恒尾慌张地掏出手枪，啪啪数枪，王书年壮烈牺牲。

　　屠杀并没有吓倒英雄的两县人民。多数村庄的群众拒不参加“反共誓约”会。山崎、恒尾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诱逼任丘和高阳两县16岁至45岁的男性青壮年到城里参加“反共誓约大会”，妄图用更加残忍的手段令两县人民屈服。由于我抗日军政机关采取了一些对应措施，组织人员劝阻，广大群众才没有上当，但仍有2．25万人（其中任丘1．5万人，高阳7500人）被诱逼进城。敌人的诱逼词是：去了发给良民证，皇军见了给打立正，去去就回来。哪个村不去，就是八路村，房子要烧光，人要杀尽。谁家不去，谁家兜着。这部分人进了城，立即被扣押，才知道上当受骗了。

　　10月14日，高阳县“反共誓约大会”的会场设在城隍庙大院，房上架着机枪，周围站满了端着刺刀的宪兵，台上摆着12口铡刀。恒尾分管高阳县的“新国民运动”。他手持木棍，天天到庙内来检查，看谁不顺眼就把谁按倒一顿毒打，3天内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有300余人，仍一无所获。山崎宣布实施“饿死法”的10月22日傍晚，高阳南路台村的王林子、何大兴、翟章饿急了，以为怎么也是死，乘敌不备跳墙逃跑，结果被抓回。恒尾指使日本兵将他们吊打了一夜，鬼喊神嚎，全庙的人都惊慌失色。第二天，恒尾来了，当众把已被打得快死的王林子，用指挥刀大开膛，掏出心肝肠子，喂他的洋狗。接着把其他两人枪杀。同时，威吓说：“谁要跑，一样一样的！”死亡并没有吓倒有骨气的中国人民，有数十人冒死弄开大梢门逃出。其中有3人被敌人发觉堵回屋内。恒尾拽出北路台村18岁的李小牛，恶狠狠地说：“死了，死了的！”李小牛面不改色地回答：“死了，死了的。不怕！”恒尾将刺刀从李小牛前胸穿透后背。他仍然挺立，呼喊：“乡亲们，这就是当亡国奴的下场！谁能出去，要报仇，打日本！”后又被连刺数刀，英勇牺牲。在场的难友个个眼里含着泪水，从心里敬佩这位年轻的英雄。

　　10月18日，任丘的“反共誓约”大会会场设在城东南角的广场上。会场四周架着机枪，里边挖了很多埋人坑。荷枪实弹的日伪军把会场围了个水泄不通。山崎说，我们这是“淘水捉鱼”。你们“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来了就别想回去。并宣布了“三不准”、“十枪毙”：（一）见了皇军不准逃跑。（二）皇军问话不准说不知道。（三）皇军要东西不准不给。交头接耳枪毙、说话枪毙、流动枪毙、解手枪毙、吃东西枪毙、吸烟枪毙、咳嗽枪毙、吐痰枪毙、抬头枪毙、逃跑枪毙。会场一片恐怖。

　　汉奸们耀武扬威，呐喊着叫大家背反共誓约六条。山崎拔出指挥刀，大声逼问：“谁是共产党，八路军？谁给八路军藏枪？谁和共产党八路军通气？”会场鸦雀无声。山崎暴跳如雷，令汉奸李弼臣、张介福拉人到台前逼问。第一个被拉上台的是任丘县麻家坞村村民王虎，他面对敌人愤怒地大声说：“六条不会，八路军我不知道！”敌人立即把他推到坑里活埋。埋后又刨出来再次逼问，王虎依然坚定回答：“不知道！”敌人把他打得皮开肉绽，不省人事。接着又拷打了几个人，敌人用尽种种残酷手段，没有得到一点信息。后来又把群众关押在圣人殿、城隍庙和汽车站3个大院里，一个村、一个村地拷打讯问。3天中，有150多人被毒刑拷打，近百人伤残。被关押的乡亲们，面对敌人的酷刑、屠杀，纷纷起来反抗。任丘县有130人从敌人的监视下向外冲，鬼子开枪射击，有30多人当场牺牲，近百人逃跑成功。在大家向外冲时，东关的陈卜高喊着“中国人誓死不当亡国奴！”扑上去夺了一鬼子手里的枪，被另外几个鬼子开枪打死……

　　山崎见两县群众不当刀枪下的顺民，惨无人道地提出实施“饿死法”。断粮断水七天七夜，不让吃、不让喝。在断粮断水两三天后，被关押的老百姓开始吃地上的野草、树叶、树皮、衣服里的棉絮，喝草帽接的雨水，甚至自己的黄尿。断粮断水的第七天，被关押的两县群众成片晕倒，有些人开始死亡。山崎无可奈何，才允许给每人喝一碗凉水。日本鬼子用尽了伎俩，要群众说出八路军的武器弹药、粮食、文件藏在什么地方，但是收到的仅有应付敌人的破鸟枪，得到的只有假情报。老百姓为了赎回自己的亲人，也被迫交出一些粮食、棉花和伪钞。

　　因为饥渴，被关押在两个县城的群众，死亡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山崎决定从两县挑出3500多名年轻人送进“感化院”，其他老弱病残陆续放了出来。受难的群众，被亲人抬着、搀扶着离开县城。我亲眼看到我的房东刘维汉被诱逼进城参加“大会”，十几天后被敌人放回来，已被折磨得好像换了一个人，一位身体结实的壮年人，衰弱得走路都晃晃悠悠。他失声痛哭诉说在敌人那里受苦受难的情景，至今深深地刺痛着我的心，使我永生难忘。在两县县城被关押的群众，有400余人因饥渴、屠杀、殴打致死（包括回家救不活的）。其中高阳县被关押的群众当场死亡35人，回家后不久死亡98人。一时间，两县村村戴孝，处处哭声，成了发丧的世界。被胁迫去“感化院”的人，没有一个人被“感化”，后来在我军民的帮助下，全部逃了出来，大部分人参加了八路军。

　　在此后的“新国民运动”突击示范大检查中，山崎在任丘县指令驻?州镇日军小队长小久保，在八方村和东铺里村召开“反共誓约”大会，把很多群众逼进水坑，把青年妇女拉到老爷庙强奸，将4名中年妇女的衣服扒光，先用刀把乳房割掉，最后用刺刀一一剖腹杀死。临走时，还将该村的房屋全部烧光。小久保为考验“新国民”的忠诚，命令?州镇和五里以内的村庄，不管男女老幼，听到钟声跑步到北关外集合，晚到10分钟的砍头；准时到的排成队，男女老幼一律脱光衣服，用肚皮去贴冰。因天气寒冷，时间长了肚皮和冰凝结在一起，再也爬不起来的，小久保命日本兵从冰上硬拉，将肚皮拉破，鲜血流在冰上。这个野兽竟哈哈大笑，命令将拉破肚皮的人，一个一个扔到冰窟窿里，叫做“冰炸肉油条”。又一次，小久保在?州召集临近村庄500人开“反共誓约”大会，他亲自用指挥刀逼着群众背“反共誓约”，不论会背不会背，他都要从人群中往外拉人，逼问村里有无八路，谁是共产党。一连问了15个人，都回答“不知道”。结果把15人全部活埋了。接着，又拉出13人，连问也不问，就叫日本兵用刺刀全部刺死……

　　11月28日，恒尾带领驻高阳县的日伪军，先在南坎苇、庞口、杨庄等村屠杀了11人。在召开“反共誓约”会时，让三四十名男女青壮年脱光衣服，用凉水往身上浇。并说：“为了让你们背过誓约六条，先浇浇你们，让你们清清头！”随后，恒尾和驻旧城日军小队长山井，两人冷笑一阵后，便开始逼问群众：“谁是共产党干部？”张玉见无人答声，鬼子要动手杀人，便站出来说：“我知道！”山井问他：“干部名册和武器文件，藏在什么地方？”张玉愤怒地回答：“要命有命，别的什么也没有！”山井一刀砍下张玉的头，看看刀崩了一块，他狰狞地说：“好硬的骨头，还得试试！”随后又砍了张中元的头。敌人到庞口村时，边开“反共誓约会”，边挖埋人坑。先活埋了程老九，接着又指问群众谁是干部、谁是共产党员？第一个被指问的是王合，王合气愤地指着敌人说：“共产党员、干部我死也不说，他们还得活着，埋你们这些狗强盗！”恒尾气炸了肺，又指问了6个人，都异口同声地回答：“不知道！”被问的人全被活埋。活埋李文成时，敌人逼着他的父亲李湘江亲手埋了自己的儿子……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恒尾在驻高阳日军尤马中队配合下，践踏了全县162个村庄中的160个，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使许多村庄，变成了饥饿之乡，死亡之乡。

　　 为死难同胞报仇

　　1943年11月下旬，中共九地委书记兼第九军分区政委张庆春、司令员魏洪亮，在任丘县边关村召集42地区队（有3至5个连兵力的主力部队）领导和任丘、高阳两县的县委书记、县大队领导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集中兵力，彻底粉碎敌人的“新国民运动”，为死难的同胞报仇。要求42地区队、县大队紧密配合，积极寻找战机，只要敌人的“突击示范队”出动，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歼灭它。区小队和民兵要不分昼夜地袭扰敌人，接应被关押在县城“感化院”的群众外逃。同时，命令24团、34地区队在清苑、安新、蠡县、肃宁等县积极活动，牵制敌人，不让各县之敌支援任丘、高阳两县；也不让任丘、高阳两县之敌，集中兵力搞“突击示范”。

　　1943年12月4日，我42地区队获悉：驻高阳旧城据点日军加藤中队的一个加强小队和伪军两个中队，将于5日经西良淀渡口到潴龙河东岸的百尺村搞“突击示范”。42地区队政委李惠芹立即在南龙化村，与高阳县委书记丁廷馨，县大队长甄树南、副政委李和等人一起研究决定，在敌“突击示范”返回西良淀时，伏击消灭该敌，并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在李惠芹政委统一指挥下，42地区队一连、高阳县大队和第三区小队，由南向北穿过任丘至高阳的公路时，被敌人指派放哨的群众见到自己的军队喜出望外，高喊着：“平安无事喽！”迷惑敌人，使我伏击部队悄悄地进入预定地点。

　　5日下午5时，当日伪军从百尺村搞“突击示范”回城，经过西良淀时，我军放过伪军和民夫，待鬼子全部进入村内伏击圈后，政委李惠芹一声令下，房上、屋内步枪、机关枪、手榴弹顿时打成一片火海，打得鬼子狼嚎鬼叫，乱作一团。副连长刘发田见加藤哇哇叫着指挥几个鬼子反扑，立即带领一个班冲上去，把加藤和几个鬼子逼到临街的一个厕所里，用手榴弹把他们全部炸死。其他鬼子也被我英勇的战士消灭。两个中队的伪军缴械投降。部队在打扫战场时，一位老大娘急忙拉着几个战士到她家去，打开大柜，从里面抓出一个鬼子来。原来这个鬼子被打得乱窜，逃到老大娘家，用手比划想躲起来，大娘急中生智，把他锁进了大柜里。当我军打扫战场时，这个鬼子成了我军的俘虏。

　　1944年1月，我42地区三连和任丘县大队攻克赵北口敌人据点，全歼守敌。?州日军小队长小久保，十分惊慌和恼怒，急于寻机报复。我军抓住他这个心理，拟定了“围点打援”战术。1月24日，先以部分兵力袭击王庄碉堡，诱敌增援。我42地区队三连和任丘县第五区小队埋伏于小苟各庄。小久保带领日军40多名，从野地奔向小苟各庄，抢占了村头一块坟地，架起重机枪，向村内开火；随后，带日军冲向村里。我三连连长张云祥待敌人冲到距离阵地40米处，命令司号员吹起冲锋号。顿时，我军步枪、机枪、手榴弹一起开火。打得敌人东逃西窜，伤亡大半。小久保及其残部被我压缩到坟地，三次反扑，均遭迎头痛击。我三连组成36人的突击队，由三排长柴云山带领冲进坟地，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三排长柴云山和三班谢班长在肉搏中，结果了杀人魔王小久保的性命。其他日军也全部被我歼灭。当地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家家包饺子，庆贺自己的胜利。

　　这场由侵华日军统帅冈村宁次谋划、日本特务山崎一手操纵的“新国民运动”“突击示范”，到1944年初，历时5个月，总共屠杀我两县和平居民853人，打伤打残1900多人，烧毁民房4300多间。在我军民的沉重打击下，最终遭到了失败。

　　 历史不该忘记

　　日本法西斯在侵略我国的战争中，为了吓阻中国人民起来反抗，迫使中国人民甘当亡国奴，不仅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而且在所到之处还制造了许许多多骇人听闻的惨案。据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统计，日寇侵华战争期间，在我国华北地区制造惨案1540起，屠杀和平居民25万余人。其手段之残忍、野蛮，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我在本文中揭露的“新国民运动”惨案，在华北算不上是一起大的惨案。我知道在晋察冀边区范围内，日军制造的屠杀我同胞千人以上的惨案就有：河北省正定城郊惨案、藁城梅花镇惨案、丰润县潘家峪惨案、栾南县潘家戴庄惨案、平山县黄金寨惨案，山西省天镇惨案、应县下社惨案、阳高县城惨案、灵丘县城惨案、崞县县城惨案等。日军在我国其他地区制造的惨案更是不计其数。尽管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是饱受创伤的中国人民，对过去遭受日本法西斯野蛮屠杀的历史，绝不应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忘记。应当趁历史的见证人还在，抓紧一一清理，用各种工具记录下来，留给历史和后人。这对于史学工作者研究抗日战争的历史，对于我们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对于驳斥日本右翼势力美化侵略战争、抵赖战争罪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总之，我认为中日两国人民都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受害者，我希望中日两国人民以史为鉴，世世代代友好相处，共同努力，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

　　《人民日报》 (2005年08月12日 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