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孙麟，字伯坚（1892—1966）出生在黑龙江省的一个贫农的家庭。从小立志报效国家投考了陆军小学和陆军中学，后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五期和陆军大学八期。经张学良将军的派遣到东北海拉尔苏炳文独立旅任参谋长。
苏炳文任哈满护路总司令，孙麟任哈满护路副司令兼任四团团长（原四团吴团长英勇牺牲）。我们全家住在满洲里，“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很少回家，母亲日夜坐卧不宁。父亲在前线奋勇抗日，在参加江桥大战，齐齐哈尔三进三出等大大小小的抗日战斗中亲自率军上阵，奋不顾身。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军的情况下，爬冰卧雪与日军进行着殊死的战斗，部队伤亡惨重。父亲在战斗间歇时间收容爱国青年130余人，编成学兵连，亲自进行军事训练，并率军挖战壕筑军事，为保卫一尺一寸的国土日夜奋战。此时，日军要求派遣国际警察，苏炳文打算与日军谈判。父亲严词拒绝，揭发日军的阴谋，提出让步就是投降，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骨气，不能屈服于日军的威胁利诱，只有拼到最后一滴血。当时，由于父亲的言辞坚决，态度激昂激怒了苏炳文随以私自收容青年，挖战壕筑军事图谋不轨为由把我们全家软禁在海拉尔的县衙门内。当时的县长姓赞。五岁的我，二岁的妹妹和不满周岁的弟弟都成了囚犯。在我懵懂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黑影，父亲抗日爱国何罪有之？
1932年，日军进一步进犯我国黑龙江北部，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马占山联合李杜，苏炳文，丁超等成立了“东北抗日救国联军”。我父亲得以重返抗日前线。从此，日寇侵华主力关东军遇到了大克星。 国内正规军难以达到的战斗任务，这支义勇军都能克敌制胜，敌人恨之入骨。
1932年11月，抗日联军在大青山森林周边与日寇血战，弹尽粮绝，在无外援的紧迫情况下，不得已准备退入苏联境内。我的父亲带领一个营负责掩护主力部队撤退。11月31日在博克图火车站以西兴安岭盘山道隧道山洞，孙麟率掩护部队将一列装满石块的火车开入涵洞等候日军的铁甲车到来与之相撞，并在铁路两旁埋设地雷。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赢得辉煌胜利，兴安岭大青山阻击战的这一胜利震惊中外，日军损失惨重。当时在上海，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特出专辑，称赞“奋勇抗战，义薄云天，全民感激，振奋人心”。诗人，教育家陶行知也赋诗表彰：“神武将军天上来，浩然正气系兴衰，手刃倭奴归鬼域，十二金牌召不还。”
1932年12月20日全部人员撤到苏联的多木斯克，共计4090人。在途中，列车上发生猩红热，很多儿童被传染。我和妹妹先后被传染，用药后均有好转，后来小弟弟发病时已无药可用。火车沿贝加尔湖畔走了半个多月才到多木斯克，母亲送我们到了医院。当时苏联正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生活艰苦，物资缺乏，药品极缺，小弟弟猩红热并发白喉，手术后没有特效药死去了。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家属住在多木斯克东部的一所小学里，每餐伙食是几片黑面包，一盘四不像肉做的汤。院内积雪如山，苏联的小学生常到北廊的乒乓球室来打球，还常教我们说几句俄语。
1933年2月17日1504名妇女儿童和民众从多木斯克乘专列历经20天到达海參威，换乘国民政府租用的智利“无恙号”轮船到达塘沽，再乘火车回到北平。1933年2月23日联军部队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到达新疆回国。当时66位高级将领（这一行有苏炳文，马占山，李杜，王德林，张殿九，谢柯，金奎壁，王尔瞻，吴德林，高俊岭，刘昭复，孔宪荣，孙麟等人）于1933年4月14日到波兰，4月18日到达德国柏林。在车站受到我驻德公使刘文岛偕全体使馆人员，留学生及其侨胞等的热烈欢迎。次日柏林各报清一色地大张旗鼓地报道说：“以1300人的小股兵力戏弄了两万日军的中国英雄来到了柏林”。
1933年6月5日孙麟等人经欧洲，孟买，科隆坡，新加坡，香港到达上海。
1936年，父亲调到北平29军宋哲元部教导团任战术教官。1937年，佟麟阁兼29军教导团团长，我父亲在南苑大红门负责正面防务。“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了29军官兵与日军浴血奋战。日军狂轰滥炸并以5个兵团的兵力围攻南苑，众寡悬殊，佟麟阁和赵登禹将军在永定门壮烈牺牲, 北平和天津沦陷。当时我们家住在北平的白米斜街西口，父亲从抗日前回到家。当地的派出所来人通知说，日军正在北平到处追捕孙麟。我和母亲立刻送父亲到火车站去了天津。后来，母亲带我们到天津的英租界的一个饭店里找到了父亲。父亲把我们安排在法租界住下, 他坚定地说要与日寇战斗到底就走了，走后没有一点音信。我们家在天津生活很困难，只靠母亲织毛衣维持生活。后来，一位抗日救国军的赵叔叔每月给我们送来一些生活费，直到第二年的六，七月份才得知父亲在长沙陆军大学任战术教官。
夏天的长沙好像一个大火炉，我们还要天天跑警报。陆军大学要搬迁到遵义去，那天父母正在家里收拾行李准备行程。早上吃完早饭，九点多钟拉起了空袭警报，来了九架日本轰炸机。保姆抱着我的小弟弟随着众人躲进了对门的防空沟，我们和母亲还没来得及跑过去，敌机就转过头来了。后来，我觉得鼻子里好烫，热空气把我烫醒了。我什么也看不见，在一片惊呼声中我慢慢看到了对门倒塌的墙，人们纷纷跳出防空沟。有人跑来告诉我们小弟弟受伤了，在母亲的哭声中父亲吩咐我快去找担架。举目一片破砖烂瓦，我不知道哪里是东南西北了，脚下踏着滚烫的路，我连蹦带跳往前跑，嘴里喊着快救人呀！很快担架来了。小弟弟的头顶被炸了一个大洞，鲜血不住地往外流；保姆全身被弹片打得都是窟窿，惨不忍睹。 担架飞快地跑着，父亲紧跟在后面跑；妈妈带着我和妹妹也追着，跑着。大街上乱作一片，人们跑着，哭着，喊着。这时，日本飞机又转过头来向群众低空扫射，我眼看着同胞们在日本鬼子的枪口下一个个地倒下了。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了，一口气跑到了急救站。我看到一个大房子，担架一个接一个地往里抬，一会儿屋子里放满了伤员。直到下午三，四点钟，那些还活着的伤员被送进了病房，死去的被抬出来了。大房子里只剩下一片鲜血和一堆堆的乱头发。满脸污垢的妈妈抱着死去的弟弟出来了，血水，泪水和汗水伴随着声嘶力竭的哭声流淌着。父亲用他的西服上衣包裹好弟弟小小的身躯把他和保姆一起埋葬了，眼里闪着仇恨的目光。这是日本强盗第二次夺走了他的儿子。我们随父亲来到遵义，一路上目睹了日军的暴行，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我真是恨透了日本鬼子。到遵义后，我在遵义新街口小学四年级就读，十岁的我主动参加了宣传队。每天晚上老师带着我们二三十个小学生到亮灯的店铺门前唱救亡歌曲，宣传防空知识，我还声泪俱下地把长沙被炸的惨状告诉大家，控诉日寇的罪行。
父亲在遵义任战术教官积极培养抗日人才, 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后方平静的教学生活。 有一天, 父亲本想和朋友下盘棋, 但此时想起了被日寇蹂躏的同胞和被侵略的国土，决然地烧掉了棋子。 棋子在火中熊熊燃烧，噼啪作响，国恨家仇涌上心头，父亲立刻辞别了学校又奔赴了抗日前线。他来到了中条山96军177师任参谋长与日军面对面作战，日夜守卫祖国的黄河。
在世界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让我们共同缅怀先辈, 不忘记过去的历史教训, 维护祖国的和平统一, 维护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