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侨机工，是南洋华侨回国机工服务团的简称。数千名华侨汽车驾驶员和技术工人，在南侨筹赈总会的号召下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有的学者把它称之为华侨史上一次人数最为集中、组织最为有序、经历最为悲壮，而影响最为深远的爱国行动。
根据1941年3月出版的《现代华侨》第3卷第2、3期合刊，当时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共计3541个，其中南洋2950个，约占总数的83％。抗战期间，领导600万南洋华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是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成立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南侨总会的副主席有两位，一位是印尼的侨领庄西言，另一位是菲律宾的侨领李清泉，而主席则是被毛主席称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先生。
南侨总会平时所做的最主要工作，就是发动侨胞为祖国的抗战捐款。1941年，全国抗日正规军300个师共计300万人，每个月的食饷为4650万元国币。按陈嘉庚先生的估算，从1938年10月南侨总会成立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华侨平均每月捐款达1000万元国币，如果将这些义捐存银行作纸币基金，在国内便可发行4000万元国币。换一句话来说，南洋华侨的捐款，大致能够养活全国300万抗日正规军。这的确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捐款。
南侨总会所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机工服务团，这是当时国内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
芦沟桥事变后的一年中，尽管国民政府曾动员了200个师的兵力相继进行了淞沪、忻口、南京、徐州、武汉等多次大会战，但由于主客观的原因，仍然不能抵挡日军的凌厉攻势。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此时其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的重心已移至西南了。1938年10月，广州失守，我国东南沿海的交通要道均落入敌手。这样，滇缅公路便成为我国西南这个大后方对外交通的唯一国际通道了。为了保证这条大动脉畅通无阻，国民政府特设直属军事委员会的西南运输处，其总部设在昆明，以宋子良为主任，由他掌管西南运输事务。当时，最令宋子良头痛的事情，就是滇缅公路上缺乏足够数量的司机和修车技术人员。为此，国民政府和西南运输处曾致函南侨总会，请求捐购汽车和招募机工回国。
南侨总会接函后立即开会研究，并于1939年2月7日发出内容为《征募汽车修机驾机人员回国服务》的南侨总会第6号通告。通告中指出，组织机工回国服务，“事关祖国复兴大业”，应募者的条件是“熟悉驾驶技术，有当地政府准证，识文字、体魄健全，无不良嗜好（尤其不嗜酒者），年龄在40以下20以上者”，并“须有该地妥人和商店介绍，知其确有爱国志愿者方合”。可见要求十分具体而且标准很高。月薪为国币30元。至于旅费，则由各地筹赈会发给。
通告见报后，在南洋，特别是新加坡、马来亚地区的华侨社团中引起很大反响。许多人辞去具有优厚待遇的工作自愿回国。有的熟练技工，在新加坡月薪为200元叻币，大致相当于1300元国币，但他们宁愿不要这样的高薪，却去领取30元月薪的微薄收入，原因是后者为祖国抗战出力。值得指出的是，在机工的行列中，还有四位华侨女青年，他们有的女扮男装，有的向父母写了告别书，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归国的路程。例如出生在马来亚一个商人家庭的白雪娇，她在写给父母的书中就说：“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她“投笔从戎”，是为了“替祖国做点事”。
在通告发出之后的11天，第一批机工一行80人就离开马来亚启程回国。从1939年2月9日，由南侨总会具体组织的回国机工一共有15批3129人。
关于南侨机工的人数，有的说3200人，甚至有的说3913人，这是把南洋各地归国在滇缅公路服务的华侨都加在一起计算了，实际上由南侨总会直接组织输送的一共是15批共计3192人。三千余名南洋华侨机工，抱着抗日救国之志告别南洋踏上归国的征途，这确实是华侨史上的壮举。
南侨机工在乘船离开南洋启程回国的时候，他们满怀激情高唱《运输救国歌》.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同学，别忘了我们的口号，
运输救国，安全第一条。
车辆的生命，同样地重要，
好好保养，好好驾驶，
快把运输任务达到，
再把新的中国来建造。
同学们，别忘了我们的口号，
生活要简朴，人格要高超，
不许赌钱不许嫖，快把烟酒齐戒掉。
听呵！哪怕到处敌机大炮，
宁愿死，不屈挠，
努力保家，忍苦要耐劳，要耐劳。
同学们，别忘了我们的口号，
唤醒着同胞，团结着华侨，
不怕山高，不怕路遥，
收复失地，赶走强盗，
把民族的敌人快打倒，快打倒。
这是用心灵写就的诗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读来，依然荡气回肠。
机工抵达昆明，经短期军训后，被编入第11、12、13、14四个大队，并组建了“华侨先锋运输队”第1和第2两个大队。全部由机工组成的运输队就是上述的六个大队。此外，还有混编在1、3、5、9、15等五个大队。至于机修工人，则被分配到沿途主要车站以及昆明、贵阳、重庆等地的汽车大修厂里工作。当年，在滇缅公路从事运输的共有17个大队约3000辆汽车，而6个由华侨机工组建的运输大队驾驶的汽车就占了三分之一，达1100余辆（注：当时住龙陵的华侨机工为12大队200多人，运输车125辆，大队长潭江柏；大队下辖34、35、36三个中队，大队部和34中队驻西南运输处〈现龙陵电影院〉、35中队驻赵世所家、36中队驻大石狮子赵大五家，这期间，有35位机工娶龙陵姑娘为妻，战后有5人定居龙陵。──编者）。
滇缅公路，南至缅甸的腊戌，北抵中国的昆明，全长1146公里，这是云南20万民工，从1937年12月至1938年8月，用大半年的时间修筑的一条中国西南对外交通大动脉。1938年8月31日，《云南日报》在发表通车报导时，甚至称这条公路是继“长城、运河之后的又一巨大工程”。不过在这条公路行车并非像坐车兜风那么潇洒，而是冒极大的危险，要闯四道难关。第一是路段险情关。滇缅公路要翻过高黎贡山和大王山这些大山，跨过怒江、澜沧江、漾濞江等大河，单程七八天的路程，约有三分之一的路段是贴着悬崖，路宽不过2丈，狭窄的地方仅能容一辆车通过，稍有不滇，就车毁人亡。第二是雨水泥泞关。由于当时的公路并未铺设柏油，雨季行车，满路泥泞，坑坑凹凹，寸步难行。第三，瘴疟威胁关。西南气候潮湿，蚊虫猖獗，瘴疟流行，许多人得了恶性疟疾，十人九不治，故有“要下瘴疟坝，先把老婆嫁”的民谣。第四，日机轰炸关。为了切断这条交通线，日寇飞机经常进行轰炸偷袭，因而给行车造成很大的威胁。
南侨机工对祖国抗日战争的贡献是巨大的。1939年3月到1942年5月，他们与国内的机工一道，不仅运送10万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而且抢运45万吨军火，此外还在西南运输线上，抢修了上千辆军、民用车。同样，南侨机工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1942年3月，日军在缅甸仰光登陆，4月底，腊戌沦陷，随后日军占领云南的龙陵、腾冲等地，这样滇缅公路被掐断，机工辗转各地，生活十分艰辛。抗战胜利后，当年3200余名南洋机工，约有1000人复员返回南洋、1000人留在国内，而1000多人则为国捐躯。
1947年11月30日，为了表彰南侨机工的爱国精神，马来亚雪兰莪华侨筹赈会曾在吉隆坡的广东义山亭为殉难机工建立了一座纪念碑。
1989年5月，在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日救国斗争50周年的时候，云南省人民政府在昆明西山公园的滇池之滨建立了“南洋华侨机工纪念碑”。这是一座设计讲究、含义深刻的纪念碑。碑身以汉白玉砌成，碑前两层台阶均为七级，象征七?七抗战；碑的上端雕有南洋华侨机工抗日救国团荣誉纪念章，4条黑色横带象征当年4亿同胞齐心抗日；碑的下面镌刻有“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11个鎏金大字，落款是“云南省人民政府立”；碑身的两侧砌成两面旗帜形状，象征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旗帜上雕刻3个“七?七”纪念章，代表着回国抗日的3000多名南侨机工；碑身高9米，碑座高3米，展现“九?三”胜利节；碑座正面刻着4个大字：“赤子功勋”。碑座侧面和背后的碑文，记述了南洋华侨及南洋筹赈总会对祖国抗日的贡献。是年7月7日，举行纪念碑揭幕仪式，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以及全国侨联副主席、当年曾担任南侨总会常驻滇缅公路的代表庄明理先生先后讲话，盛赞机工的历史功勋。当年留在国内的1000名机工，至1985年仍然活着的只有四分之一，而在云南居住的约有80人，其平均年龄已达74岁，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参加了纪念碑的揭幕仪式。
云南的机工纪念碑，也是海外侨团抗日救亡的一块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