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自缅甸入侵我潞西、龙陵等地，至1945年1月被逐出国门，历时两年有余，在这一历史时期里，滇西各族人民奋起抗击日军侵略，保家卫国，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傈僳族余有福率领家乡群众抗击日军的故事，至今仍在中山各族群众中传颂。
　　余有福祖籍潞西县中山木城坡，生于农历己酉年（1909），幼时家境殷实，先在木城坡教会学校读书四年，学习傈僳文、兼学汉文，后转至勐戛公学，专学汉文，两年后因成绩优异，经勐戛神召会，保送腾冲公学就读。后经一位晏姓教师举荐，入昆明宪兵学校，曾到武汉比武，名列第九，故人称余老九。
　　余有福自宪兵学校毕业后，只身回乡务农，1942年日军入侵滇西，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曾将木城坡、新寨河等村庄一火烧尽，激起傈僳族群众义愤，时值勐戛大新寨人杨思敬组织潞西县抗日救亡团，又值龙潞游击队在龙潞地区扩充队伍。朱嘉锡闻知余有福在宪兵学校学习过的经历，遂派第一大队二中队长李涌前往木城坡动员余有福出山，余有福本有爱国思想，两人一拍即合，随后，余有福通过保长在木城坡、塔扇沟等地招募得青壮年80余人，编入龙潞游击支队第四大队第四中队，大队长杨思敬，第一中队长马仲义，第二中队长明其坤，第三中队长周文光（周原为国民党军中尉排长，流落在勐戛三角岩杀猪为生，受杨思敬邀约参加游击队），余有福任第四中队长，下辖三个分队，中队里傈、汉各半。
　　游击队组建初期，武器装备极差，只有几支从民间收集来的杂色枪和火枪，人称“人比枪多，枪比子弹多。”余有福一支二十响，队员多带刀弩，尽管如此，他们凭着守土抗战的热情和对地形熟悉的优势，与日军作战不下十数次。1942年夏，日军50多人从小街垭口往平河一带扫荡，余有福带领分队战士在塔扇沟阻击日军。这是他们这个分队与日军的首次交火。日军装备精良，凭机枪开路，游击队被迫退入丛林，用冷枪扰乱敌军队伍，以后，他们总结了经验，避免与日军正面作战，他们在日军经过的路上布下弩箭，箭头染上毒药。一次一股日军进犯勐旺，有一个日本兵被弩箭射中，抬到蛮牛坡（日军在此设有指挥部）就死了。据说这个日本兵死时惨叫不止。以后日本人对傈僳族的弩箭极为害怕，凡被射中，都要急忙用刺刀将创口的肉剜去，深怕毒性深入到体内，游击队还在日军必经的路上暗藏土蜂，好几次把日本兵蜇得鬼哭狼嚎。这一时期游击队的任务主要是袭扰日军，迫使敌军不敢轻举妄动。余有福率领的分队配合支队在平达一带打过三次硬仗，打死日军数人。一次，一股日军被游击队围困在平戛的一个山洞里，余有福受命率队在平河阻击增援的日军，游击队员牺牲了十几个，但他们坚守住了阵地，迫使100多名日军绕道而行。
　　1943年冬，余有福随队经潞西县江东至小陇川，最后到达盈江昔马、铜壁关一带。这一时期，由于游击队内部矛盾，加之给养困难，常有扰民事件发生，后因与英国人取得联系，由英国人供给武器弹药，仅余有福所在中队（离开潞西后周文光升任大队长）就配备了6挺机关枪，同时，部分人马受国民党198师一位姓高的副团长领导，情况有所改观，曾在昔马街子、户撒以及密支那等地与日军交战，在昔马街子打死日军二人，割下耳朵示众。国内战事结束后，这支队伍流落缅甸，余有福因与大队长周文光不和，遂脱离部队回乡。
　　回乡后，余有福任过一年保长，后因被平河一户人家诬陷，被勐板土司蒋家杰关押近一年，事实澄清后，余有福被聘为蒋家土司自卫中队长。勐板土司自卫队在日军占领时仅有几人，日军败退后迅速扩充到200多人，蒋家杰自任大队长，同期任中队长的除余有福外，还有汉族晏家祥、景颇族索六。索六与余有福为昆明宪兵学校同学，抗战时期，余有福加入抗日队伍，索则投靠了日本人。
　　任土司自卫队中队长一年后，余有福托故回到木城坡，靠教书为生，解放初期，因涉及在昆明宪兵学校这一段历史，余有福只身跑到缅甸去了，至今仍生活在缅甸某地。
　　注：余子系余有福胞弟，抗战时期在游击队任传令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