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敬，潞西县勐戛区大新寨人，生于1919年，早年先后就读于龙陵县师范学校和昆明农中，毕业后，被派往墨江县任农科指导员。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他目睹生灵涂炭，祖国大好河山横遭日寇蹂躏，义愤填膺，立志从戎。他抱定国难当头，人人有责之念，乃辞职考入中央大学，毕业后又入航空学校，继而因体质不适，改入军事委员会重庆警察学校第五期就读。
　　当时西南边疆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均处于落后闭塞状态，为抗日需要，修通了滇缅公路，一时把边疆变成熙熙攘攘繁荣之地。杨思敬毕业后，遂申请来到边陲重镇、祖国的大门──畹町镇，任警察局巡官，兼任遮放司署驻畹町办事处主任（因该地系遮放土司领地，故特设此机构）。
　　不久，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一向被称为祖国大后方的云南，变成了抗日前线。由于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对被称为祖国大动脉的滇缅公路不派重兵防守，当日寇锋芒指向云南之时，方才仓促派军赴缅远征。因各种因素，致使远征失利，远征军狼狈退归，日本侵略军长驱追击，遂使潞江以西，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
　　此时，杨思敬目睹家乡沦陷，生灵涂炭之惨状，当即抱定与日寇拼命到底的决心，遂于1942年5月间，主动召集潞西设治局所辖的有名望的土司头人，田亢  幸首领导，于三角岩三仙寺石洞内开会，宣传“覆巢之下无完卵，决不当日寇的顺民，只有组织起来与敌人作殊死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的道理。于是议决成立潞西抗日救亡团。众人共推杨思敬为主要组织人。杨思敬遂四处宣传救国拯民的道理，提倡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因他与遮放土司系世交，其祖父任过该司塾师，其父杨煜芳曾任该司三代土师爷之故，向当时遮放土司多英培（解放后曾任德宏州政协副主席）商得枪支十多支，又向附近有枪的私人借用一部分，言明将来抗战胜利当论价赔偿。先后借到户掌人杨大昌鸟枪一支，勐戛镇长黄铸楼德造毛瑟枪两支，芒市司代办杂色枪十多支；我家出拉七枪一支、铜炮枪两支、汉阳造步枪两支；勐板土司蒋家俊杂色枪几支；借到各村镇原始铜炮枪数十支；又自己出钱向冷水沟崩龙族买得子弹十余箱（他们原向退归的远征军买得），正当筹备组织时，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主任龙云（云南省主席）委任龙潞游击支队司令朱嘉锡（云南省滇军60军师长朱晓东之子）渡江西来，杨思敬闻讯后，即与支队接头，彼此志同道合遂将原先组织的人编为该支队下属之第四大队。朱嘉锡任命杨思敬为该大队队长，令其再扩大组织。于是，队伍名正言顺了。杨思敬除增召了二百多汉族壮勇外，又召募得杨家场余应洪、木城坡余马泰等人，特设一傈僳独立中队，归第四大队节制。
　　笔者杨思仁系杨思敬胞弟，当时也由国民党军队办的大理战时工作部训练团卒业，有志投入抗日行列，回归途中加入该支队驻后方办事处，任译电室组长，后任上尉参谋、副官等职。故对该支队组织情况略知大概。支队司令朱嘉锡，副司令常绍群（四川人）、李犹龙（云龙人），秘书陈润甫（弥渡人）、参谋长张心字（湘人），副官张剑秋（龙陵象达人），情报组长倪远回（闽人）。该支队于短时间编得四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刘淑良（剑川人），第二大队大队长王振武（鹤庆人，号称“草上飞”，是朱嘉锡由昆西来途中招安归来的匪首），第三大队大队长姚昭添（广东人），第四大队大队长杨思敬。每大队有三个中队，每中队有三个分队。总人数据笔者记忆，不下一千五百人，其中尤以四大队为多。
　　该支队从1942年夏组成，至1945年度这段时间，在龙潞一带与日寇作战大小数十次，曾夜袭驻象达日寇，缴获颇多，记得获三八式步枪十多支、轻机枪二挺、日寇指挥刀一把、太阳旗一面，其它如钢盔、刺刀、子弹若干件，毙敌十余名，伤二十多名，还曾救护过援华美空军驾驶员普罗克托，他奉命驾机轰炸驻芒市日寇营地，被日寇高射炮击中机身，强飞至龙陵县绕廊，被迫降落，四大队拆得机上机枪四挺、子弹若干，并护送他到保山美驻军71分站，得到过奖金法币十万元。平时破坏日伪交通、割断电线、埋地雷、刺探敌人活动情况等，起到掌握敌人动向配合正规军攻守的作用。
　　1943年5月，敌人以整个联队兵力（约等于一团）分几路大举扫荡游击区，龙潞游击支队由于情报失误，该支队驻龙陵平戛的司令部突遭日寇包围，四大队首当其冲，被敌人打散。大队副张大雄腹部受伤，大队长杨思敬被冲散，避到小坪河明其在的地窝棚里。杨思敬派通讯员出山召集散众，该通讯员被敌人逮获。敌人威逼他领路搜山，由于他畏死出卖，日寇直到窝棚把杨思敬俘获，解押到缅甸边疆小镇九谷（畹町镇对面），关入B?O?C油库楼房。
　　敌人屡次威逼利诱，用美人计诱其降敌，均遭其严正拒绝，他宁可以死报国，终不投降，敌人强其随军再次扫荡游击区，目的是以他为引导，妄图把游击队一举歼灭。
　　然而杨思敬始终抱定赤胆忠心报国之决心，当行到勐板万马河山地，乘敌不防，跳下马坠岩，但跳下后却被野藤伴着，一只腿跌断，敌人视其终不降服，遂将其枪杀。
　　再说，由于杨思敬身为抗日战士，家属当然不能在敌人控制区生活，只得举家逃往潞江东岸避难。临行当晚，驮马不够用，忍痛把座落在新寨火石坡脚一块良田，卖给张林国家，添买驮马、驮骡各一匹，全家男女老少连夜出走，不巧事情被本寨通敌的汉奸尹家贵得知，他当夜跑到遮放街报告日寇小队长板口，敌人就尾追我家眷，企图全部消灭。次日，当我家眷到达平头蒋家祠堂时，深夜被敌包围。敌人用机枪封锁了大门，幸好耳房有进水沟小门，人才得以逃脱，可是所有驮马财物全部被敌人掠去。
　　当开始组织抗日救亡团时，我全家成员都为此正义之事作过一定贡献，杨思敬胞弟杨思忠经常串连召集乡勇，刺探敌情；胞姐杨思锦、二嫂甘发玉、胞妹杨思敏，经常替来往人员烧菜做饭、洗补衣服，做军鞋、干粮袋、子弹袋等；来往人员所有食物都由我家承担。为兄弟抗日，长兄杨思振还被日寇抓去扣押于勐板蛮牛坝之牢里三个多月，每顿仅得一个饭团，衣服破旧生的虱子成了团，人都关瘦了。我家还把卖田得的钱买了七驮盐给游击队食用。
　　待敌人退后，我全家才光身由打黑渡过江至施甸姚关天王庙暂居。因家产全部损失，生活仅靠胞姐、二嫂做针线得点钱来维持。
　　后来，敌人又扫荡游击区，曾冲过打黑渡有五百多人，幸有游击队四处活动，牵制敌人，使渡江过来的敌人失其后援，被驻守江防的71军260团、259团消灭大部，余敌退到新寨时，恼羞成怒，放火烧了全村80多家的房屋。当江防紧危时，我家又要二次逃亡施甸街。这时，得知杨思敬已壮烈牺牲。他仅遗的二岁小孩也因染时疫不治夭亡，这真是祸不单行！我家哀痛欲绝。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访得与杨思敬同时被敌人强制带走扫荡游击区、亲睹他被害的黑勐弄人张宗茂，我有意偕他同回故乡，意欲亲赴胞兄遇害地点，收掳其尸骸，然而张到了勐戛就私自他去，致使我无法找到胞兄的尸骨，遗憾至今。
　　值得欣慰的是，现人民政府已追认杨思敬为烈士，并发给了证书，兹足可告慰烈士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