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秋，我在国民党第8军103师任团长，参加了松山之战。这段历史已过去40年，回忆当时情景，尚历历在目。
　　我当时由后方调前方，在第8军还未正式任职，就参加了战斗。当最后担任进攻松山的第103师309团进攻失利退下来时，远征军司令官卫立煌严厉斥责了第8军军长何绍周，并令何就地枪毙309团团长。在此情况下，何绍周要我带这个团重新组织进攻。我慨然受命，将该团现存的1100多官兵编为9个突击队，组成敢死队，出敌不意，一举突入松山敌阵地，与敌进行两夜一天的生死搏斗，取得了胜利。
　　回忆当时之所以接受这个任务，这个部队之所以能受我的指挥，固然出于献身国家民族的大义，同时也因我和这个部队有长久的历史关系和深厚感情。
　　1943年8月，我由湖南调贵州遵义遵务师管区任第一补充团团长。1944年春，我带着两千经过训练的黔北新兵，由遵义徒步出发，经贵阳、平彝（现名富源）、昆明、开远到达碧色寨，将这两千新兵拨交第8军103师师长熊绶春。这时第8军军部驻在文山。军长何绍周通过其叔父何应钦（军政部部长）免去我遵务师管区的团长职务，调到第8军任职。
　　远征军长官部驻保山，司令官卫立煌坐镇指挥远征军在滇缅地区与日军作战，已有两个集团军强渡怒江到达龙陵、腾冲。第8军军长何绍周留我在军前进指挥所待命。指挥所此时只有参谋长梁筱斋，未见到副军长李弥。
　　第8军于数月前即担任围攻松山、打通滇缅公路的任务，全军3个师9个团，除103师309团外，都参加了战斗。围攻松山部队采用了挖坑道、爆破等各种战斗手段，予敌人以重大打击，但自己也遭到很大的伤亡，松山敌人的阵地仍未被攻下，与被围之敌四面对峙。
　　日寇主阵地松山位于怒江西岸惠通桥西南侧，地形险要，扼滇缅公路咽喉。日寇以松山为核心，连接黄家水井、滚龙坡、竹子坡等一大片丘陵地区，利用地形，构筑了坚固的堡垒群，以1个加强步兵联队固守，控制惠通桥，截断滇缅公路，使前线几十万中国远征军，补给困难。这时，由祥云开来的103师309团已到达惠通桥附近待命。
　　军长何绍周与参谋长梁筱斋在指挥所研究继续进攻敌人的作战计划，要我参加。参谋长梁筱斋说：“敌人遭到我军长时期攻击，伤亡很大，松山核心阵地上的敌人为数不多，估计不足千人，但工事固坚，拼死顽抗，一时不易拿下。”何绍周随即征询我对打松山的意见。我说：“我没有进过陆军大学，讲不出战术理论。对当面的敌人，我的看法是：他们处于防御被动地位，人数虽然不多，但阵地坚固，火力组织得很好。如果采用常规进攻战法，无论从哪个方面进攻，都会遭到大量伤亡，且不易攻下。我认为：打松山一定要出其不意，集中兵力进攻他们不注意的地点，忽然突入，继而沿着敌战壕与敌搏斗，敌人一时不易转移兵力对付我们，这样就形成我们以几个人打一个敌人的形势，打赢他们就成必然了”。
　　何绍周、梁筱斋听后都不以为然，何说：“光炜，你的打法太冒险了，我们要稳一点。我要采取蚕食战术，一点一点地打进去把敌人消灭。”最后，终于决定用蚕食战术进攻敌人，将新到的103师309团投入了继续进攻松山的战斗。
　　309团团长接受进攻命令后，按照何绍周的指示，全面展开，向敌发起进攻，遭到敌人猛烈火力射击，第3营营长黄荣亮先受重伤，第2营营长滕兴成和1营营长也先后负伤。但团长仍然指挥部队向敌阵进攻前进，接近敌阵地后又被打退下来，全团伤亡惨重。
　　卫立煌得知309团攻到敌阵地后又退下，非常生气，电话命何绍周就地枪毙309团团长，并斥责第8军指挥官指挥不力，要以军法从事。继后又下达了笔记命令给何绍周，限期攻下松山，否则第8军团长以上人员一律押解长官部法办。同时还给何绍周一封亲笔信说：“绍周，切勿以熟相欺，以身试法！”
　　处此情况下，何绍周并没有枪毙309团团长。他把卫立煌的手令给我看，并对我说：“光炜，现在只有你来罗！就按你的打法，要怎样打就怎样打。”我问：“部队呢？”何说：“别的部队没有了，就是309团这点部队了。”当时，我感情激动，目睹曾在上海、武汉、宜昌等地共生死的长官目前困境和老同事、309团团长将要面临的不幸，以及过去曾共同战斗的许多官兵的牺牲，我怎能袖手旁观！但是，刚败下来的309团还能不能继续再战？经过思索，我想：古代孙武子吴宫练兵，妇女尚能赴汤蹈火，难道这些黔中健儿就不能冲锋陷阵？只要鼓起他们的勇气，是一定能够战胜敌人的。因此，我毫不推辞地接受了进攻松山的战斗任务。
　　受命后，考虑到过去战斗中因多头指挥造成的混乱情况，我向军长何绍周提出了要求：“军长！我这次去战斗，是组织敢死队与敌人进行搏斗，战况是十分紧张的，变化也是很大的。我只接受军长一人的指挥，其他指挥官的电话我一概不接，否则就顾不上指挥部队，影响战斗。”何绍周说：“你由我直接指挥。”接着他用电话通知了103师和309团团长。
　　309团团长对我到团来表示真诚的欢迎。他说：“你肯来团带部队作战，是我生死相交的好朋友，我决不下去，一定和你一起带部队战死！”我对他的诚意很感动，我说：“我们此去，不仅不会死，还一定要打胜仗！”我们把部队集中起来清点人数，全团尚有1100多人，3个营长和一些连长负伤下去了，没有负伤的只有副团长周志成和几个副营长及连、排长。我和团长、副团长商量后，将309团现有人员编成9个突击队，指定副营长和一些连长担任突击队长，每个突击队编组4个冲锋波，指定排长担任指挥，并组编了3个爆破小组，在进攻时为突击队开辟通路。就这样，组成了进攻松山的敢死队。
　　敢死队组成后，我和团长、副团长研究战斗计划。我说：“我们向松山进攻时，在接近敌人与敌决战前，一定要尽量减少自己的伤亡，保持最多的兵力冲入阵地内与敌搏斗。为减少伤亡，我们应采取疏开正面加大纵深的战斗队形。因此，突击队与突击队之间的间隔为30米；各突击队的冲锋波，波与波前后距离为30米。这样，我们在接近敌人的运动中，可以大大减少敌枪榴弹的杀伤。当发起冲击时，第一波到敌阵地前沿可能伤亡三分之二，没有牺牲的必须立即站稳脚步，猛烈射击敌人；接着冲击的第二波可能伤亡二分之一，没有伤亡的立即与第一波一起打击敌人；接着冲击的第三波，敌人对我们的杀伤必然更少。这样，三波人员结合一起，冲入与敌展开搏斗，就可以在敌阵地内形成优势，再接着冲击的第四波，便可以扩大战果，扫荡敌人。”
　　我们商量后，即集合全团官兵讲话。我说：“日本强盗侵占了我们很多地方，杀害了我们许多同胞。抗日救国，是我们每一个抗战军人的职责，我们不能贪生怕死，置国家民族危亡于不顾。我们要勇敢地冲进敌人阵地内，消灭他们。我们牺牲了是烈士，不死都是抗日英雄，只要鼓起勇气，就一定能打败敌人！”接着，我宣布战场纪律：“在向敌人进攻前进中，我在中央突击队的先头指挥战斗。前进中，如果哪一位弟兄发现我离开了团进攻指挥的位置，那就是我临阵退缩，你们任何人都可以开枪打死我而不算犯罪。同样，你们在进攻前进中，如果有哪一位弟兄畏缩不前，那就要就地枪毙，决不宽恕。进攻前进中受重伤的，就找适当地点隐蔽，等待战场救护，但不要嚎叫，以免影响军心，轻伤要忍痛继续战斗。”我又讲：“此次向松山敌人进攻，我们组织的是敢死队。分成主攻部队和助攻部队，我和团长带6个突击队为主攻，周副团长带3个突击队为助攻。冲入敌阵地后，要求沿壕与敌人搏斗。距敌远时开枪射击；稍近就投手榴弹；靠拢敌人就拼刺刀、用枪托打。夺得敌人阵地的立即固守，改造工事，射击敌人。”
　　我作了组织部署后，要求突击队作好战斗准备后好好休息，恢复体力，待命行动。
　　组织战斗后的第二天，我和团长、副团长一起，带着突击队长、爆破组长隐蔽地对敌阵地进行了侦察，选定了进攻路线、突入地点和突击队进入敌阵地后要夺取的目标。并在团驻地后面选择了相似的地形进行演习。
　　组织好战斗的第三天，我向军长何绍周作了详细报告，请他批准这个作战计划，并决定开始进攻的时间。同时要求：在团进攻前，军炮兵要先向敌阵地射击，掩护我们进攻；要103师、荣誉一师围困敌阵地的部队，全线向敌开火，麻痹敌人，掩护突击。军长完全同意我的战斗计划和要求，要我等待他的命令开始进攻。
　　在待命进攻松山日寇前夕，我也曾想到遵义的7口之家，和这次去进攻能否生还的问题。还想到妻子要临产了，就写了一封信给她，告诉她我又要带部队打仗了，这次如果生个儿子，就给他取名“明武”，小名“松山”，作为我打松山日本强盗的纪念。
　　何绍周在我向他报告战斗准备完毕后的第二天，用电话命令我：按计划实施进攻。当天黄昏，我和团长一起到荣誉一师赵发毕团阵地后集合全团官兵，检查了战斗准备，并令通信排长搞好进攻中的通信设施，而向松山，下达了团向松山敌人开始进攻的命令，要求各部队利用夜幕各自秘密地运动到预定的突击发起的位置，把部队展开隐蔽好。拂晓，军的炮兵一开始射击，我就用信号令副团长周志成指挥他带的3个突击队向敌佯攻，松山的日寇果然被他们吸引住了。我和团长趁机带着隐蔽在敌阵地右翼侧山脚下的6个突击队，接近敌阵地前沿，在破坏组的前导下，出敌不意，一举突入了敌阵地内，与敌展开了激战，并用信号弹指挥周副团长由佯攻转为强攻。他们及时突入敌阵地，与我们汇合，同敌展开了搏斗。这时，军的炮兵已延伸射出，我们沿着敌壕向敌冲锋，手榴弹、机枪、刺刀都用上了，敌阵地内硝烟弥漫，枪声，手榴弹和杀声交织在一起。
　　这天天气阴沉，还落了一点小雨，敌我搏斗十分激烈，每一截战壕、每一个阵地都经过反复争夺。由于我们是以多打少，处于优势，官兵越打越勇，敌人越打越弱。尽管如此，从拂晓打到中午，还只夺取了松山敌人部份阵地。我和团长、副团长及我由遵义带去的周彭俊都拿着步枪、手榴弹，与官兵一起战斗。
　　在战斗十分激烈的时刻，忽然通信排长要我去接李弥副军长的电话。本想不接，但又想到我在湖南芷绥师管区任团长时，他是司令，老上级，我勉强到距离好几十米远的电话机旁接了电话。李在电话中对我说：“光炜，你们进攻的路线选在左边就可以减少许多伤亡……”我着急地说：“副军长，我现在正和官兵一起与敌拼搏。我下来接电话，跟着的士兵就死了两个。现在已经这样做了，改变已来不及，待战斗结束后，再请副军长给我们讲评。”我放下话筒，又赶到前面去指挥战斗，直到深夜，松山敌人阵地全部被我们占领，枪声稀疏，只有敌掩蔽部内个别未死的敌人向外放枪。我命各部队立即改建工事进行固守，并要团长、副团长、周彭俊和我带着团指挥所人员冲到敌联队指挥所掩蔽部上面。敌掩蔽部内尚有少数敌人在打枪，虽然我们用机枪和手榴弹爆炸，但都没有把他们消灭掉。我们就坐在敌掩蔽部上，用电话向军长报告战况，并请示立即派火焰放射器前来，消灭敌掩蔽部内的残敌。
　　当夜，在黄家水井方面的第103师副师长郭惠苍来电话，对我说了一些客气话之后说：“光炜，你怎么搞的，副军长对你很不高兴哩！你打仗很勇敢，就是有点不听指挥。”我听后十分生气，便气愤地对郭说：“我在8军还未任职就来当敢死队，难道还对不起8军吗？本来我这次指挥战斗，事先就同军长讲好了的，只由他一人指挥。在与敌人拼命的时候，副军长忽然来电话，说我进攻的路线走错了，人员伤亡大。我因和他熟，解释了几句，还向他请示有无指示，他说没有，我才离开电话到前面指挥战斗的，根本没有不服从指挥的事实。这样干还得不到谅解，我在第8军还有什么意义？我决定这次战斗一结束就离开第8军。”
　　电话讲完，我余气未散，在阵地上和309团团长、副团长一起谈这件事，大家都感到气愤和不平。
　　过了一会，103师副师长郭惠苍又来电话说：“你们要注意！我们阵地前面黄家水井那边大约有100多敌人，其中一部份人头上扎了白绷带，拿着战刀，牵着警犬，沿着小路向你们那边来了，你们要特别注意！”
　　接电话后，我连忙抽出部队去对付来犯之敌。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从他围攻的黄家水井敌阵地上抽出来反攻我们的敌人，应当要求郭惠苍派部队截击；也没有想到应即报告军长何绍周，由他设法去对付。因此，我未加思索，就对副团长周志成说：“志成，你带着你的3个突击队，立即进到通向黄家水井小路山垭口上占领阵地，消灭由黄家水井来犯的敌人。”
　　周志成受命后，毫不犹豫地带着部队去消灭由黄家水井方向来犯的敌人。我和309团团长仍在临时指挥所位置注视着占领地面的情况，并等待火焰放射器部队。
　　周志成带着部队去后不久，我们听到他那方面的前方有狗叫声，接着听到我们向敌发射的机、步枪声。枪声稍停，又听到日寇的喊叫声，紧接着又是我方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之后，双方的嘶杀声不断，敌我展开了肉搏，战斗十分激烈。不久，部份日军冲到我和团长所在的团临时指挥位置。团指挥所人员与敌搏斗，有许多官兵阵亡，指挥所被冲乱，陈永思与我也失去了联络。此时，在我身边的只有周彭俊一人。周彭俊说：“团长，陈团长他们不知被冲到哪里去了，我们不能呆在这里。”他拉着我翻出敌指挥所掩蔽部铁丝网外，转到敌掩蔽部岩坎下，敌人遂占领了我和团长原占的位置，向下盲目投弹。
　　一时情况不明，造成这种局面，使我们攻占的松山敌人阵地有功亏一篑的危险。我非常悲愤，悔恨自己对黄家水井来的敌人没有认真对待，没有亲自带队去消灭他们，实属处置欠周，应对此负责。同时我也痛恨副军长李弥，他在我们与敌生死搏斗处于艰难危险的情况下，不仅没有支持我们，反而横加责难，强加给我不听指挥的罪名，因而分散我在战斗指挥中的精力，以致造成差错。我准备一死以承担罪责。
　　不久，和我们分散的一部份士兵找到我们，又和我在一起，也恢复了与军的电话联系，并派出传令兵分别去找我们占领阵地的部队指挥官，要他们固守已占领的阵地，并齐向占领团临时指挥所位置的敌人开火，消灭他们。
　　我向军长何绍周报告当前的情况，请他派部队增援。何绍周询问了我所在的位置和团部各部队所占领的位置后，命令荣誉1师赵发毕团增援，这时，天已拂晓。
　　接着，全军围攻松山地区，各部队开始向当面敌阵地进攻。经过战斗，占领了包括黄家水井、滚龙坡、竹影山等在内的整个松山地区的敌人阵地。全军清扫战场，没有发现一个活着的日本强盗，只是在滇缅公路涵洞内，发现30多个日军营妓，即将她们送往军部，转送保山远征军长官部处置。
　　敌人阵地上除坚固的工事外，在松山主阵地内还设有军用仓库、妓馆、机器抽水的饮水供应系统。
　　这次战役，第8军得到的战利品很多，除了大量的机、步、手枪和战刀外，还有105野战炮九门、完好的掘土机、汽车和相当多的骑、炮兵用的骡马鞍具。清扫战场的官兵打开了敌人的仓库，穿上了日军的呢大衣、军服；有的还拿走了食品罐头。103师熊绶春师长得了一部小汽车。自来水抽水机听说被王伯勋师长派人拖走。李弥副军长得了缝纫机，周彭俊为我弄来了一把战刀和5支日式步骑枪。
　　攻下松山后，远征军长官部向上汇报，在国内作了宣传，还组织人到战地参观。
　　据当时报载，日本天皇下了哀悼天山（即松山）阵地皇军将士“全员玉碎”的诏书。
　　松山战斗一结束，第8军军长何绍周在向全军发布的日日命令上嘉奖我，说我是“临危受命”，升我为军部少将荣誉附员，309团团长也恢复了其职务。
　　何绍周同时仍以我为309团团长名义，指挥部队，攻占松山，替我向上报功。
　　不久，第8军军长何绍周任命我为第8军新兵训练总队长，从第8军直属部队内和3个师内抽调5个营的基干官兵，交我带到遵义，接受5000名新兵，就地进行训练，装备后带回第8军。我受命后，在保山成立了第8军新兵训练总队部，8军直属队调出两营基干官兵和103师、荣誉1师各调出1营基干官兵，均按期到总队部报到，只有82师应调出的1营基干官兵未到。我在保山等待该营到来的时期，日军侵占贵州独山的消息和国民党重庆政府准备迁都西康的消息传到了云南。何绍周找我谈话说：“光炜，你还没有走哇！现在日本人已到独山，情况变化了，你带走5个基干营官兵，军的兵力就少了，你暂缓出发罢！”新兵总队就这样在保山呆下来，不久就撤销了。
　　1945年春，第8军从保山由美军空军运输到陆良，改为美援部队，装备和军费均由美国供应，军部也有了美国顾问。这些顾问有权过问军的一切事务。
　　军部负责顾问为土百上校，后勤顾问为白莱地中校，他们每月点名发放官兵薪饷。
　　第8军到达陆良后，军长何绍周升任副总司令，离开第8军；副军长李弥升任军长。李弥在陆良第8军军部设宴送别何绍周，要我作陪。在宴会上，李弥当着全桌人员的面对何绍周说：“总座，我要光炜任军的辎重兵团团长。”何绍周说：“好哇！光炜穷得很，要照应他点。”
　　第二天，李弥亲自带着我坐车到辎重兵团团部，集合了全团官兵，举行任职仪式。他向全体官兵口头任命我为辎重兵团团长。
　　我就任两个月后，军部军需处长对辎重兵团军需主任说：“军长指示辎重团编制是5000名士兵名额，现在实有2000多名，以后上报报满5000名，仍保持实有2000名，除给团300名的空额经费外，其余空缺经费全部上交军部处理。美顾问点名时，由他部调来应点。”
　　我不愿得此钱财，借口治病，请假离团到了昆明。因我久未回团，李弥又调我任军的副参谋长，我也没有到职。以后国民党陆军总部成立新兵集训总队，我离开昆明到贵州安顺新兵集训第三总队任大队长，从此我离开了第8军。
　　在这期间，国民党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昆明代表国民政府，对参加松山之战有功人员授勋，我在贵州安顺没有去参加，授给我的第130号青天白日勋章和授勋证书，是新兵集训的第三总队长许高扬代我接受后转交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