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考察滇西战争心理历史的现实意义-918爱国网

　　日本大阪教育大学教授山田正行（原任秋田大学教授）数年来从日本北方的秋田，多次不远万里地来到中国大西南的滇西地区，进行当地日本侵华战争受害民众的心理历史考察，2002年5月在日本出版调查研究报告《自我认同感和战争??关于战争期间中国云南省滇西地区的心理历史研究》（日本青豆出版会出版），目前由中国昆仑出版社出版中译本。这部书对于化解困扰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寻求中日两大民族的历史性和解，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由田教授寻求中日两国“化干戈为玉帛”途径的良苦用心，更是跃然纸上。
　　破解中日关系“死结”的尝试
　　自古以来，战争的魔影一直困扰着人类，“化干戈为玉帛”是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铸剑为犁”的雕塑是俄罗斯乃至全世界人民前赴后继的追求目标，但是要想实现又谈何容易。两国间的战争状态可以通过签订条约的形式来结束，两国民众的心理战争状态尤其是受害民众的战争心理却会刻骨铭心而难以消除。日本侵华战争（1931?1945年）已经是近60年前的事了，结束战争状态的《中日联合声明》也已经签订30多年了，可是中国受害民众迄今不仅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正式的毫不含糊的认罪、道歉和赔偿，而且还不时受到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再次伤害，其失望和愤怒的心态，不亲自考察和感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到的。山田教授以加害国的一名学者的身份，亲身考察和感受了距离日本最遥远的中国云南滇西地区淳朴民众的战争受害心理状况，并且把它介绍给对此一无所知的日本民众，并且促成这本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的著作在日本出版。
　　山田教授在这部书中运用美国心理学者埃里克森和奥得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历史认识方法论以及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关于人的条件的学说，尝试运用心理历史研究的原理，再现日本侵华战争的现实。书中着重介绍了日本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者及其遗属的战争心理体验，即1942年至1944年间，世世代代生活在中国云南滇西地区的民众，万万没有想到侵华日军将劫难强加在他们头上，遭到野蛮的“无差别级轰炸”。仅1942年5月4、5两日，保山城里就有1万多人遇害，占当时保山城人口的一半，随后大量受害者的尸体使当地卫生条件恶化，发生脑炎等疾病，死亡总数高达五六万，遭到杀烧抢掠，从1942年5月至1943年9月，仅腾冲就有2000多民众被杀害，5000多间民房被烧毁，粮食和牲畜被抢光，甚至锅碗瓢盆都被砸烂；遭到细菌战的攻击，仅保山地区就有21万多人被霍乱夺去生命，有的细菌战受害者还被用做人体实验，日本投降后数年，鼠疫仍在当地肆虐；许多妇女遭到强奸，有的还被迫充当“慰安妇”，遭到长期的非人蹂躏，等等。书中指出，这些一个个悲惨的战争体验，集合成为战争历史认识，至今仍然深藏在当地民众的心中。一个曾经被日军轮奸后又强征充当“慰安妇”的李连春阿婆，迄今仍然遭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因而躲在远离家族的深山里，羞见亲人和邻里。她深藏在心中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恢复我的名誉和尊严”，加害者能够在她的家族面前还她以清白。
　　书中还进一步分析了加害者日军官兵的犯罪心理，指出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日本最高当局的狂妄决策、战地指挥官的野蛮指导、民族歧视、残酷战斗等原因造成日军官兵人性条件恶化，心理极度扭曲，以至于由人变成了“鬼”；这些日本鬼子在切断输送作战物资的滇缅公路，攻击中国援缅军队的作战过程中，置国际公法于不顾，对中国当地民众野蛮地进行杀烧淫掠，甚至公然在“给养就地征发”的军令下实施这些暴行。
　　日军官兵在家都是善良的人们，在侵华战争中何以由人变成“鬼”？在山田教授之前，己有日本学者进行这方面的考察和研究。例如日本京都女子大学教授野田正彰通过对9名原侵华日军官兵暴行心态和罪责意识的解析，从心理学的角度揭示他们的人性是怎样被极度扭曲的，从而提供了探讨其“人鬼之变”的新视角。为此，野田正彰撰写《战争罪责》一书，介绍了杀害中国人没有任何罪恶感的原侵华日军官兵，当了解到受害的中国民众的无辜和悲惨之后，幡然悔悟，低头认罪，并且主动将自己的罪恶经历讲给子孙后代，让更多的日本民众了解自己是如何“由人变成鬼又由鬼变成人”的。山田教授在书中尝试从加害者的犯罪心理与受害者的战争体验两个方面，展示了日本侵华战争的野蛮和罪恶与中国受害民众的无辜和悲惨，使世人能够感爱到消除这样的感情隔阂，达到“化干戈为玉帛”境界的沉重分量。
　　我和许多长期关注战争历史认识的中日学者一样，遵循了这样的研究轨迹，即日本侵华战争历史??日本战争责任??日本历史认识问题??中日关系，目的是希望中日两国正视和总结战争历史，促使两国人民实现感情和解；但是做这样的工作，难度越来越大，主要是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抵制和日本民众的不理解。中日两国民众围绕战争历史认识的分歧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因而被称作中日关系的“死结”。如何解开这一“死结”是摆在中日学者面前的重大课题。山田教授这部新著为解开这一“死结”，进而“化干戈为玉帛”，结束中日两国人民“心中的战争”，提供了一个途径，即日本民众只有真正了解当年中国民众曾经遭受日本侵略战争伤害之深，及其至今心中深藏的怨恨之大，才能真正休会到当年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之暴戾，在此基础上，理解中国受害者维护尊严和讨回公道的感情，促使日本政府反省并谢罪，促使日本右翼势力改弦更张，求得中国受害者的宽宥，构筑中日两国共同的历史认识。
解决中日民众“信任问题”的探索
　　与中日两国围绕战争历史认识的“死结”相关联的是中日民众的“信任问题”。近年来，随着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日趋紧密，相互理解和信任也理应加深，然而相互摩擦却日益突出，其中最明显的当属以两国民众相互信任程度逐年下降为标志的“信任问题”。在2002年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日本有关机构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国民对中国有信任感者只占38.3%，不信任或不太信任者竞占55.3%，而1980年有信任感者高达78.6%，不信任者只占14.7%，在同一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持的“第一次中日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民众对日本感到“非常亲近”和“亲近”者仅占5.9%，感到“不亲近”和“很不亲近”者高达43.3%。山田教授和笔者对这一事态非常关注，多年来共同探索解决中日民众“信任问题”。
　　我注意到中日双方都对给予高度重视，但是谈及其成因则大相径庭。中国方面强调：日本歪曲侵华历史和美化侵略战争，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日本方面则认为：政治体制的差异、旅日华人犯罪率高，尤其是“中国年轻人‘厌日感情’源于中国国内的教育方法”，从而将责任推给中国。
　　确如日本方面所说的，教育方法对于中日两国学生乃至民众的信任关系的影响至关重要。因此，我将日本现行的市场占有率超过99%的七种中学历史教科书，与中国现行的市场占有率为100%的三种中学历史教科书加以比较。从中可以看出，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有关日本侵华战争历史的记述，极力回避侵略战争的性质和责任，蓄意淡化侵华日军的战争暴行，刻意强调日本民众的受害，正面记述日本全民支持战争，根本无视中国军民的抗战力量，鼓励学生进行“受害”调查，突出体现了“掩饰侵华性质，推卸战争责任，强调受害意识，拒绝反省认罪”的指导思想；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有关日本侵华战争历史的记述，强调日本策划、发动和实施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日本侵华战争的暴行，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及最终取得胜利，日本侵华战争违犯国际法规、惯例和人道准则的罪恶本质，中日学生应该共同了解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没有刻意列举侵华日军的种种残暴罪行，突出体现了“客观记述，公允评价，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指导思想。中日两国历史教育的指导思想形成鲜明的反差。
　　应该承认，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尚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能够比较客观地记述日本侵华战争历史，这是日本左翼进步力量尤其是日本教职员长期斗争的结果；但是总体看来则是完全秉承日本政府掩饰日本侵华历史，回避战争责任的教育指导方针。迄今日本政府仅仅承认当年日本对华有“侵略行为”，拒绝承认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所以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就使用“侵入”、“进出”的字样，而蓄意回避“侵略战争”的用语，看不出日本政府在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中承诺的“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的迹象。更为严重的是，将日本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同1997年度中学历史教科书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极力回避侵华性质，蓄意淡化侵华罪行等全面“改恶”的现象。例如，有关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三光作战”等内容，都大幅度削减并暧昧化；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的罪行则完全删除。日本书籍版《我们的中学社会??历史的领域》是日本教科书中比较好地记述日本侵华战争历史的一种，明确将“满州事变”作为“十五年侵略战争的开始”，这是日本历史教科书将对华战争作为“侵略战争”，并且将“侵略”与“战争”连在一起使用的唯一表述。可是其日本市场占有率却大幅度减少了7.8%，这意味着“出现了将被指责为‘自虐’倾向的教科书驱逐出教育现场的事态”。
　　山田教授不仅支持我从中日教科书比较入手，分析历史教育差异对两国民众“信任问题”的影响，特意寄来日本新版《世界教科书丛书》供我参考；还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考察历史教育对学生的影响。2000年7月，我们在北京共同发起举办了“日本的战争历史认识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山田教授和与会的日本中学教师柴崎律、小学教师平林浩、《人权与教育》杂志主编津田道夫都认为，日本右翼保守势力连续推出歪曲历史事实的教科书，大搞为日本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活动，固然产生很大影响，但是日本政府通过1997年度《学习指导要领》和教科书审定制度对历史教科书编撰工作的“指导”，则起了决定性作用。文部科学省不仅对右翼保守势力编篡的歪曲历史事实的教科书予以放行，还在课程设置方面采取诸多限制，例如现代史课程设置的比重很小，日本史被列为选修课，高中不考历史，入大学的统考也不出日本史的考题，造成日本学生轻视本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的倾向，对战争历史的了解非常有限。平林浩指出：“正确的历史教育应该从儿童教育开始，可是日本中小学几乎没有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教育，比如甲午战争是怎么发生的，卢沟桥事变的卢沟桥在哪里，学生们都不知道。如果教师向学生讲述真实的战争历史，教育委员会在工作评定中就会对该教师给予很低的评分，所以想讲真话的教师都感到困惑。”
　　日本采取这样的历史教育，导致许多日本人不了解日本侵华战争历史，难以理解中国民众的心灵创伤。2002年9月日本朝日新闻社的一项日本社会舆论调查显示，在被问及“针对过去的侵华战争日本应该如何应对”时，有67%的被调查者回答“抛开过去建立起一种新的两国关系”。加害者无视受害者的心理创伤，以为侵略战争历史可以轻意“抛开”，对于来自中国的要求日本反省侵华战争历史的正义呼声产生“道歉道烦了”的抵触情绪，这正是日本多数民众的心态；90年代以来日本国民意识的日趋保守化和新民族主义的滋生，为这种心态提供了思想和舆论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民众对华信任程度呈逐年下降之势。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是“第一次中日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日本近代侵略中国，至今没有很好反省”，“担心日本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被调查者对日“不亲近”和“很不亲近”的主要理由：“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对于中国劳工和‘慰安妇’等战争遗留问题，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都应谢罪和赔偿”，是大多数被调查者的强烈呼声。因而可以判定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成为影响中国民众对日感情的最重要因素。
　　可见，日本以历史教育为核心的历史认识问题，既严重伤害了曾经深受日本侵华战争之害的中国人民的感情，也将日本民众引向历史认识的误区而对中国产生猜忌和抵触情绪，干扰着中日两国民众的沟通、理解与信任，这才是中日民众“信任问题”的症结所在。对此，日本学术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的日本学者提出：“中国在国民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从80年代后期起日益增强的反日情绪是它的集中体现。”而山田教授在这部书中指出“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中日关系，虽然散见交流与妥协的火花，但概括地说主要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历史”；“与曾为同盟国的德国相比，日本对侵略战争的认识以及谢罪、赔偿等意识方面，不仅迟迟落后，甚至侵略战争正当化的议论也再生产化；更有甚者，在关于下一代认识侵略战争实质、继承历史的历史教育问题上，也暗流着试图缩减、改变战争史实的记述风潮”；进而提出中日“获得两国历史以及与历史相关的地理性的共同认识，并确立以此为基础的共同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山田教授不仅通过这部书，将中日两国“历史共同认识与共同教育”的重要性介绍给日本民众，还将中日两国“历史共同认识与共同教育”贯彻到教学实践之中，可以说是为破解中日民众的“信任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
探求“继承过去和开辟未来”的实践
　　山田教授不仅进行当地受害民众的战争心理历史的考察，将他们遭受的苦难和心中的怨恨传达给更多的日本民众，唤起他们的关注和良知，促成中日两国民众对战争历史形成共同认识，而且身体力行，参与了支援原“慰安妇”的医疗，支援当地贫困儿童教育等一系列活动，让当地民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有良知的日本人在以实际行动来“继承过去和开辟未来”。
　　与山田教授同时或者在他之前，许多日本学者也在寻求中日两国“化干戈为玉帛”的途径，例如茨城大学名誉教授荒井信一创办了“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挖掘并公布了大量的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证，以此来敦促日本政府正视并反省侵略罪行；立正大学讲师?仪文创办了“日本21世纪儿童教育全国网络”，抵制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教科书的行径，促使日本青少年认识日本侵华战争历史；评论家津田道夫在其主编的《人权与教育》杂志上开辟专栏，探讨当年日本民众狂热支持侵华战争的责任，促使日本民众正视并反省侵华战争的历史；日本中学教师仓桥绫子主动探询父亲的侵略战争经历，将其编成文学作品，并将父亲忏悔侵华战争罪责的遗言刻到其墓碑上等等。
　　通过这些日本教师和教职员团体的介绍，曾经遭受14年殖民统治的东北地区、遭受“三光作战”的华北地区、遭受细菌战的浙赣和两湖地区，以及遭受无差别轰炸的重庆等大后方地区的人民的战争伤害心理，开始为越来越多的日本学生和民众所了解；浙江、湖南等地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刘连仁等中国劳工受害者，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等日军屠杀暴行受害者，山西李秀梅等慰安妇受害者要求日本政府认罪、道歉和赔偿的正义呼声，也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日本学生和民众的理解。
　　目前，中、日、韩三国以教师为主的学术团体建立了“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机制，首届论坛已经于2002年3月的中国南京成功举办，第二届论坛2003年2月27日至3月1日在日本东京召开。该论坛的宗旨就是敦促日本正视和反省侵略战争历史，以达成中、日、韩三国的民族和解。在这一机制下，还由中、日、韩三国教师和学者联合组成编委会，正在共同编撰历史教科书辅助读物《中、日、韩三国共同的历史》，预计明年用中日韩三种文字同时在三国出版，以促进三国民众对于战争历史认识的相互沟通和理解。
　　山田正行教授则另辟蹊径，不仅考察和感受中国受害者的战争体验，还着力指出日本方面需要努力的方向，即把日本方面的看法与中国方面的看法相对比，促进双方交换意见，形成从第三者立场来看待历史的共同认识。
　　山田教授在考察当地受害民众的战争心理历史时，特别重视自己作为“加害国的研究者”的身份，自觉地“在不断地自我反省中接近被害者、目击者和遗族”，将其视为“深化被害者与加害者之间的历史认识的努力，也是面向历史共同认识的朴素作业。”山田教授曾经采访受害者应金玉和她的儿子，开始时这两个人都对他保持沉默；当山田教授以个人名义向他们表示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和谢罪之后，两个人的脸上露出腼腆的微笑，并接受他的采访。
　　山田教授在考察当地受害民众的战争心理历史的同时，参与了日本的“中国人原日军受害者‘慰安妇’支援会”的活动，向日本的赞同者募捐，向原“慰安妇”提供医疗费和生活费的基本补助，并且将支援范围逐渐从云南滇西地区扩大到山西、海南等省区，迄今已经援助了58名原“慰安妇”。山田教授目睹了滇西偏僻山区的许多孩子因为家庭经济贫困而辍学，就积极参与日本的“云南孩子教育支援会”、“绿叶基金会”的活动，不仅向亲友同仁募捐，在苦聪族居住地区建立了小学，还亲自长期赞助两名儿童上学，现在这两名儿童分别上到高中和大学。山田教授通过参与这些活动，加深了对当地民众的了解，更加感到自己所从事的战争受害者心理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解铃还须系铃人。”谁惹出来的麻烦，还得由谁去解决。追根溯源，如今中日关系的“死结”和两国民众的“信任问题”是日本以战争责任为核心的历史认识问题造成的，责任当然在作为加害者而且迄今拒绝反省认罪的日本方面。日本正视和反省侵华战争历史，是构成中国民众感情和解和相互信任的基础。日本民众只有真正了解当年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之暴戾，理解中国受害者维护尊严和讨回公道的感情，促使日本政府反省侵华战争历史并承担责任，遏制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的翻案行径，才能同中国民众构建共同的历史认识。正如日本《朝日新闻》在评论中国的细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时指出的：“通过政府对731部队细菌战诉讼所持的态度，再次深深地感到，我们日本人必须马上停止无视过去历史事实的行为。只要正视历史，才能拥有未来。”山田教授是真正的爱国者，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希望祖国能够卸掉侵略战争历史的包袱，轻装前进，同邻国携手共创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