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日本穴居过三年”　
　　“虽然刘连仁死了，可我还活着，我为全体中国劳工作证，日本人的罪恶是无论什么时候都洗刷不掉的，只要日本不承认他们在中国犯下的恶行，我就会继续斗争下去……”陈宗福坐在自己家院子里的马扎上，用力地掐灭了手上的烟头，６月８日下午，激动地对记者这样说。
　　陈宗福是高密市拒城河镇仪家村一位７８岁的农民。１９４４年，１７岁的他被日本人的傀儡兵抓做劳工，在北海道一家煤矿，他遭受了日本鬼子的非人折磨，因不堪忍受，他同刘连仁等４人一同逃出，５人失散后，他穴居深山过了３年的野人生活。
　　一日长于百年，这句话陈宗福有深刻的体会。他说，自己到入土也是不会忘记那三年。日本工头的木棒、皮鞋、皮鞭，给陈宗福老人身上留下了多处伤疤，至今清晰可见。老人指着自己后脑勺上一块残存的伤疤对记者说：“当时就因为在日本让我干活，我没有听懂日本话，正在琢磨着，那个鬼子就叽里呱啦地骂着用棍子敲上了，血直往外冒……”当年在北海道穴居生活留下的风湿常常让他支撑不住，久治不愈的皮肤病，逢阴雨天浑身酸痛，一直伴随着他，经常反复的胃痛折磨着他，现在经常只能喝点稀饭，最多一天只吃四两饭。记者看到，在他的脚板底下还有在逃跑时留下的疤痕。说起日本鬼子，老人依然是义愤填膺，无比愤慨。他说自己是日本劳工案“活着的见证人”。
　　“和刘连仁一根绳子去的”　　
　　那年的农历八月十六，陈宗福老人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年他刚满１７岁。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他的人生轨迹彻底地改变了。
　　那是１９４４年秋，胶东平原的高粱已经进仓，正是种植小麦的时节。那天，家里种麦留下点活头，大人们先回去了，留下他一个人在地里拾掇一下，陈宗福麻利地干完活后便往家赶，天已傍黑，陈宗福越来越觉得不对劲，路上咋一个人也没有呢？后来，他才知道，村里的人已经跑光了。等他满怀疑惑地到了村头，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被几个突然蹿出的端着长枪的伪军“黄皮子”抓住了，不由分说把他五花大绑解到了高密火车站，交至驻扎在高密城的日本兵手中，被投进了被日本人称为“死亡大军”的劳工行列。悲惨的命运不只降临到了陈宗福的身上。一同解到那里的还有高密的１０００多名劳工。陈宗福说，当时我只是怕，可是怎么也想不到那些人会把我弄到日本去受那不是人受的罪，我才１７岁啊！这中间有一个民工要跑，被鬼子兵一梭子子弹打出肠子来，倒地而死。人都死了，还用刺刀往身上捅，日本鬼子太狠了。
　　第二天，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和伪军将他们押往青岛大港码头，在那里他们上了日本的轮船，被当成“俘虏兵”押进货轮的最底层，运往日本。大约八九天后，他们到达日本的门司，人群被分成好几拨，分别被大客车载走。时间可能是１１月初，他们被带至一处山区，寒风呼号，大雪纷飞，陈宗福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深的积雪，后来他通过翻译才知道这里是日本北部的北海道，“工作单位”名为明治矿业股份公司昭和矿业所，他们成了人类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日本强盗的奴隶。就是在到日本的路上，他认识了刘连仁，都用一根绳子捆着。
　　“那真是十八层地狱”
　　老人说，如果说人世间真有十八层地狱的话，那么这个昭和矿业所就是了。矿井有多深，洞有多长，谁也弄不明白，黑色的白天连着黑色的夜晚，没命的毒打和随时可能的塌方，疾病伴着饥饿，生活已经失去了她原本的颜色。就像噩梦一般，有多少人被砸死在煤矿里，有多少人病死在那里，陈宗福已经记不清了，他只记得那一次塌方，他被派去扒井，亲自扒出五个劳工，或缺手，或少腿，脑袋就像用脚碾的烂地瓜，要多惨就有多惨，他还记得有一次几个劳工逃跑被日本鬼子抓了回来，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日本鬼子的狼狗撕成一片一片的……
　　陈宗福和刘连仁、邓撰友、陈国启、杜桂相被分到了一个小组，他们四点半就得起床，胡乱吃完二两橡子面窝窝头，就被斗车拉入黑洞洞的矿井，他们每天要干１０多个小时，每天８０车煤的生产任务雷打不动。
　　到了晚上，近２００人挤在一个临时搭建的木板棚里睡，没有被子，盖的是茅草，夏天蚊虫叮咬无法入眠，“我们过的是牛马不如的生活。”老人回忆道，他们从来没有休息日，没有吃饱过，每天只供应一顿饭，你想想，都是些大小伙子，又从事那么重的体力劳动，怎么可能够呢？刚开始馒头还是麦面做的，后来便掺进了橡子面、豆腐渣、锯末和一些变质的剩饭残渣，橡子豆磨成的面吃下去，肚子胀得难受，大小便常常带血，好多人营养不良，干着干着活就晕倒，还有好多人失明了，或患了眼球突出的病。
　　老人说，当时他跟刘连仁在一起抱着钢钻钻煤，另外的两个人把煤铲到车里，然后在推出去，然后再轮流。平均每个人需要运六七车才行。完不成规定的工作任务就继续在井下干，直到干完才能轮班。有病的也不让休息，很多人都累死了，煤矿里经常有塌方，砸死了很多人，但是他们却说是得气管炎病死的。“那些日子就像做噩梦”，陈宗福说。
　　“三年，我就是野人”　
　　“跑！不给小日本干了。”塌方、饥饿、毒打、劳累，残酷的虐待、极度的饥饿和对家人的思念，迫使陈宗福一刻也没有动摇过逃走的念头。他和刘连仁商量，在煤矿干早晚得让日本人折磨死，活着还不如日本人的一条狗，逃跑兴许还会有一条生路。他们在寻找着出路。
　　１９４５年７月３１日，机会终于来了。
　　那天晚上，陈宗福等５个人趁看守酣然入睡时，乘着夜色，翻过围墙，逃入莽莽苍苍的北海道密林之中。日本人进行了一轮又一轮地搜山行动。陈宗福和刘连仁成了惊弓之鸟，在逃脱的头几个夜晚，他们都不敢睡觉，天明时就找一个藏身的地方打个盹，白天经常更换栖身地点，尽量不走动，以免身上的热量散失。草根成了他们惟一的吃食。冬天的北海道，天寒地冻，飞雪飘零，两件单衣穿在身上经常瑟瑟发抖，陈宗福就住在山洞和火车隧道里“冬眠”，吃草根，尽量像冬眠的虫子，昏睡不醒。陈宗福说，是日本鬼子凶神恶煞般的魔鬼形象逼着他们必须生存下去。
　　一次，他们５人一起出去寻找食物，在一个山梁上，他们突然听到日本人说话的声音，警惕性特高的刘连仁大叫一声“不好，有日本鬼子”！然后他们也不知跑了多久，最后陈宗福实在跑不动了，便停了下来，环顾四周，不仅没有了日本人，连刘连仁他们也无处找寻了。陈宗福猝然跪在雪地上，泪水顺着他年轻却久经苦难的脸流了下来……
　　没有了伙伴，陈宗福只好一个人进退起居，晚上蜷缩在山洞里，白天便出去寻找食物。大雪封山，地面上除了动物的脚印，哪里还有什么食物呢？一连几天只喝几口雪水的陈宗福饿得几乎要晕倒了。人到了最困难的时候可能什么方法都会想得出来，饿得发晕的陈宗福盯上了空中不时飞过的乌鸦。白天在林中转了一天他终于发现了几个鸟窝，晚上，陈宗福拼着最后的力气爬上树，虽说差一点从树上掉下来，却逮到了两只大乌鸦。陈宗福说，当时，他那高兴劲就别提了。他出逃时带了一盒火柴，帽子上的灯破了之后，那些小碎片“火镜”（凸透镜），他也保留着，成为他以后取火的最好工具，陈宗福吃上了烧熟的乌鸦肉，那香味到现在他还记忆犹新。靠着树根、雪水、偶尔捉到的野鸟，回家的信念让陈宗福走过了那个艰难的冬天。
　　天气暖和了，这对陈宗福而言简直是天大的喜事。漫山遍野的野菜野果可以解决他的温饱，偶尔上树掏几只鸟蛋，捉几只野鸟，更是艰难生活中难得的奢侈美味。说来也怪，吃了３年的野菜、野果，陈宗福竟没生过病中过毒。陈宗福说可能是我命不该绝，要给日本人的罪恶留个纪念。为了避免被日本人发现，为了不被野兽伤害，每当枝繁叶茂的夏秋季节，陈宗福便爬到树上去，找一个比较牢靠的树枝桠，用皮带把自己捆住，在惶恐不安中进入梦乡。陈宗福说，我真是被日本鬼子吓坏了，经常梦见被他们抓住，毒打一顿，再投进煤矿……
　　陈宗福一个人生活在莽莽苍苍的深山中，没有人交流，恶劣的生活环境也经常使陈宗福感到异常绝望。没有鞋，他就用草编，只要能包住脚板就行了；身上的衣服成了布片，就用棘针连一下，他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像一堆草，这样也成了他抵御蚊虫袭击的最好工具。一个夏日，当他到一个泉池洗脸时，猛然看到水中的自己，连他自己都被吓怕了，这是我吗？脏乱的长发已经绞成了小辫，搭在肩上，胡子已同头发绞结在了一起，黑瘦的脸上布满泥垢，破布和树叶挂满全身……原以为可以走回中国的，但是却一直也转不出去。
　　“当年可遭了罪了，真想不到还能活到今天。”向记者讲述到这里，抱着孙子的陈宗福已经是泪流满面。
　　重见天日
　　１９４８年，北海道深山中的陈宗福仍然不知道中国抗战已经胜利，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了，仍在过着他的野人生活。
　　那天，实在饿急了的陈宗福，抓到一只乌鸦，喜滋滋地跑回了山洞，支起火堆，正当烤得半熟的乌鸦发出阵阵肉香时，一个日本猎人站到了他的面前。陈宗福抬头看到他的一刹那便下意识地挪腿要跑，可那人一伸手就把已经饿得头晕眼花的陈宗福给抓住了，那只烤得半熟的乌鸦也给扔出了老远。在日本人家里，陈宗福一连吃了７碗米饭，惊得日本夫妇目瞪口呆。当时陈宗福舌头已僵硬，几乎不发音，语言障碍使他们根本无法交流，这个日本人便把陈宗福带到了警察局，警察把他当做间谍一样关押了４个多月，没有问过他一句话。４个月后，在当地华侨的干涉下，陈宗福得以出狱。当他从日本监狱出来时，却连路都不会走了。
　　１９４８年春节前夕，陈宗福回到了阔别５载的祖国，从蓝村车站，他拄着棍子走了４天回到了８０里外的家乡。然而此时却是家破人亡，母亲在儿子被抓后，深受打击不幸去世，这成为陈宗福老人一生的遗憾。回来后的很长时间里，他仍然保持着洞中“野人”的生活习惯，夜里睡觉，他就缩成一团，蹲在炕上，根本没法躺下，并且有时晚上会跑到院子里观察动静。
　　与陈宗福一样，１９５８年，在深山穴居１３年的刘连仁被发现，别有用心的日本人诬其为非法入境的间谍。陈宗福老人知道后非常气愤，对前去调查的人说，我可以为刘连仁作证，他是和我一同被日本鬼子押去日本的劳工，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受日本鬼子的非人折磨又一同逃往深山，他怎么可能是间谍呢！这是放屁！哪有间谍在深山里呆这么多年的？１９５８年４月，刘连仁历经磨难回到家乡，陈宗福亲往高密火车站迎接，两人悲喜交集，相拥而泣……
　　鞭痕留在身上，记忆却深深地刻在心里。
　　在回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老人不愿提及当年的事情，那是饱含着血和泪的伤疤。过去的灾难已经成为历史了，许多人或许淡忘了，年轻人也只能从历史教科书、从烈士陵园的纪念碑或是抗日战争纪念馆里了解当年的情况了。但是，陈宗福，还有和陈宗福一样有着同样经历的人们，却永远不会忘记。
　　近年来，向日本政府讨要说法的念头一直坚定地埋藏在陈宗福老人的心底，他不顾年老体迈，为中国劳工案多次出面作证；陈宗福老人对日本人说，这是历史，是事实，你们是无论如何也抵赖不了的。
　　去年７月，刘连仁胜诉后不久，日本政府以“日本国没有保护刘连仁的义务，不能预见他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为由，向东京高级法院提起上诉，时至今日，刘连仁的赔偿金还没有兑现。刘连仁的儿子刘焕新仍在四处奔波，继续父亲留下的“我把一切托付给你们，一定要把这场官司打下去，把公道讨回来”的遗愿。
　　胡子白了，牙齿稀了。对日索赔的事似乎日益渺茫，作为当年赔偿主体的老人正逐渐离开人间。作为当年劳工的幸存者，陈宗福说，我不但支持刘连仁打这场官司，我自己也要拿起法律武器向日本政府索赔。我要打的这场官司不仅是为我自己打的，而是为所有受害的中国劳工打的。
　　“二战”中国劳工背景
　　１９３７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以来，在日本国内，出现严重的劳动力不足，为解决这一矛盾，１９４４年２月２８日的次官会议上做出了《关于促进华人劳工移进国内事项》的规定，从此正式开始实施无代价地抓捕中国男子到日本从事重体力劳动的计划。１９４６年３月１日，日本外务省管理局制作的《华人劳工工作情况调查报告书》中记载：“所移进的华人劳工数量，从１９４３年３月至１１月间进行的试验移进８组１４１１名，１９４４年３月至１９４５年５月之间的正规移进１６１组３７５２４名，共计达１６９组３８９３５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