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追究与思考，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日本战败后的第一个10年，这是关于“战争责任”讨论十分热烈的10年。

    当时，通过东京审判与乙、丙级审判使日本人第一次了解到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本军人在亚洲战场上的暴虐行为，以日本共产党为中心的左翼势力基于日本战后的统治体制和统治层与战前是一脉相承的这一认识前提，主张从政治与法律层面彻底追究国家的及以天皇为首的指导者的战争责任。日本共产党认为自己早就受到日本政府的“弹压”而被迫转入地下，所以对于战争是没有责任的，能够真正站在同盟国的立场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不像一般的日本人那样在追究战争责任的时候面临“两难”的选择。 

    另外，对战后西方的人道主义有新鲜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于在战争中对军部的统治存在压抑感，所以也接受占领军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追究的普遍理念。但他们对占领军伤害了日本的民族感情又有抵抗情绪，所以对占领军和左翼势力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具体的方式又难以接受，对从政治与法律的角度进行的战争责任的追究态度消极。不过，他们可以根据西方的普遍的理念，反省包括自身在内的日本人在战争中缺乏自主性的问题，从内部的伦理的角度议论战争责任。自由主义者中的一部分人还指出了天皇的道义的责任，多数意见主张其退位。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从外部对日本的战争责任的追究活动结束了，开始了日本国内关于战争责任追究的第二个10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提出了主体性战争责任论的观点。 

    在战争后期，曾经作为学生兵被推上战场的一批日本人这时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坚，他们具有很深刻的战争体验，而一部分人在战后初期又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因此在国民的战争体验与国民的战争责任之间发生了认识的分歧，通过“昭和史论争”建立了“战后历史学”，出现了研究战争责任新的契机。这一时期，由于许多揭露日本军队在中国残暴行为的著作的出版，日本人开始了解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以竹内好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提出日本人应自觉地认识对中国的战争责任，检讨战时的民族主义与对亚洲的战争责任问题，建立日本的民族主体性。这一时期的战争责任的思考重视内部的与伦理的角度，即讨论为什么在日本人中关于战争责任的自觉性不强，阻碍日本人主体性地思考战争责任的原因在哪里等。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思考进入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开始深入思考天皇与国民的战争责任。因为以基督教、佛教为中心的宗教人士及战时尚在小学读书，即当时的“少年国民”都开始考虑战争责任的问题了。 

    这一时期由于在国会上争论靖国神社国家管理法案，对天皇与国家神道的批判提上了日程。战后迅速转为接受民主教育的一代人开始对在战时接受的军国主义教育及其教师与父母怀有强烈的不信任感，开始基于自己的战争体验而思考战争责任。同时，由于美国对越南的轰炸及越战的扩大，日本国内的反战运动发展，影响到对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与战争犯罪的实态进行追究的活动，当然，对美国在战争后期的无差别轰炸和投放原子弹的责任也有追究。 

    1982年，围绕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如何记述侵略等问题，国内外对日本的战争责任的批判都十分活跃。日本的知识分子在这一背景下就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显然，这些在新的研究领域中的实证性研究促使上述对日本战争责任思考更具有伦理的自觉性。战争责任的认识与战争责任的对象领域都在扩大。 

    以冷战结束为转折点，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思考进入第四个阶段。在这一阶段，曾在冷战体制下受到压抑的战争被害国对日本的战争责任发出了强大的追究的声音，对日本国内追究战争责任的活动也有极大的影响。海外的战争被害者的声音传到了日本，促进了日本大众层面的战争责任的认识与对外交流。冷战时期，战争责任问题常常被保守力量涂上意识形态的色彩，右翼攻击思考战争责任的日本人是被共产党“洗脑”。但在冷战结束后，对人权侵害的问题突出出来。对以“慰安妇”为代表的战争犯罪的追究是把战争犯罪从侵犯人权的角度进行理解。还有一批法律家基于对人权侵犯的立场，不仅思考战争责任问题，而且考虑对战争受害人的“战后补偿”问题，开始了战后补偿的实际行动。 

    总之，战后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追究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也有不同的立场。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思考，有站在亚细亚主义的民族主义立场上的思考，也有站在女权主义立场、基督教立场或市民主义立场上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基督教的立场虽然属于比较弱的少数派，但是对天皇的战争责任的问题有独特的重大贡献。其他的各种立场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作用，而女权主义和市民主义在现阶段则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 （）
 
    新华网    2007年08月0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