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的解读和对话突然成为一股热潮，从2007年“两会”期间的“岩松看日本”，到凤凰卫视3月31日直播的“讨论到天亮”，日本都成为被讨论的对象。在这一股热论之中，中国对日本研究不足的现状越来越凸显出来。

　　戴季陶先生在60多年前说过：“日本已经把中国放在手术台进行解剖，中国人对于日本，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的工夫。”而在60年后，这段话仍不过时。

　　相对数和绝对数的差异

　　“我国绝对人口数十倍于日本，但在历史的任何时期，研究日本的人数始终没有超过日本研究中国的人数。就算在今天，日本有上万人在研究中国，而中国肯定没有这么多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研究室研究员程麻说。

　　中国与日本，长期被称为“遥远的邻国”。日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始终对中国文化抱有极大的兴趣，研究中国几乎成为一种传统，而中国对日本文化的关心却不够。“中国的文化是大中华的思想，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因此对日本文化很难提起兴趣。”日本汉学家竹内实先生从文化传统的角度解释这个现象。

　　而与日本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对美国的研究则全面具体，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也远远超过对日本的了解。程麻以中国人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解释：“历史的每一时期都有一个区域成为推动世界文明的核心地区，中国在汉唐曾经是，所以日本来华学习。而今天，这种力量已经汇集到美国，所以全世界都在研究美国。而基于历史和感情的原因，我们对身边的第二经济强国熟视无睹。这么多年以来，中国对日本研究一直集中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而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几乎无所不包，从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到风俗民情，很多课题我们自己都想不到。”

　　从1985年第一次访问日本，程麻已经对日本持续研究超过20年，他认为，中国人谈论日本的书不是满足于蜻蜓点水的印象，就是耽于历史情结，缺乏理性的思考，大都未能真正触及日本文化传统的要害与真谛。也许是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他终于也写书了，他的《解读“大和魂”：“缺德”的日本人》即将出版。单看这书名，就知道程麻打算挑起一股中日文化讨论的高潮，虽然他在第一行里就写道：“敬请读者在翻看这本书时，千万不要望题生义。”

　　中日研究的主动与被动

　　上世纪50年代，竹内实先生曾经有3次来华访问的机会，这使他的同事和朋友们羡慕不已。访问结束后回到日本，又被请去到处做演讲报告，由此可见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兴趣，绝非到汉唐为止。

　　而中国对日本的研究，每次兴起都是因为战争或者其他原因而被迫进行的关注。程麻列举中国历史上几次对日研究的高峰时说：“在甲午战争前，中国基本缺乏对日本的研究，只在甲午战争后，才有一批人开始到日本，去了解这个国度。而在抗日战争前后，中国出现了一批日本研究专著，比如影响力巨大的戴季陶的《日本论》，比如王芸生所写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其他还有许多作家写过日本，因为那时候去过日本的作家非常多。”

　　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中国不仅对日本的研究减少，就连文学方面的关注也甚少。而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不仅中国对日研究停滞，日本对中国的研究也停滞了。竹内实先生回忆说：“那时候研究中国的人，都受到排挤，连寻找地方展览我的书籍都有人注意。”这样的情况直到田中角荣访华时才有所好转。

　　田中访华后，竹内先生感觉到“头上突然轻松了”。竹内实本来是研究毛泽东的专家，在毛的时代之后，他继续关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并很早就对邓的思路进行分析和宣扬。在去年夏天安倍晋三访华时，他又敏锐地预言：这是中日外交政策的重大转机。他坦言，对于研究者来说，政治是最大的因素，“只有政治上松动了，中日之间的研究才能正常进行下去。”

　　两种文化的交错

　　近日以来，对日本的“误解”成为中国人研究的一个新话题，中国人发现，自己的常识中有许多对日本民族的错误认识。于是很多人开始对此进行比较分析。竹内先生曾经就“侠义”做过专门的分析，并认为这是中国所独有的精神财产。“日本曾经从中国学了很多儒家的东西，但是大多是‘术’而不是‘道’，日本人看问题是从“术”，从现实的具体问题着手，而中国人却总是先看是否符合‘道’。”竹内实说。

　　日本像竹内实这样的中国问题研究者，经常把中国的现状与中国的传统和儒道思想等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而不是仅仅把现在的历史看为孤立的现实，因此能够得出更让人信服的结论。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后，许多金融专家分析中国将采取货币贬值方式来降低危机应对成本，而竹内实却撰文称，中国是一个拥有“侠义”精神的国家，因此不会让东南亚雪上加霜，人民币汇兑率将保持稳定。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没有意识到中日之间的巨大差异性，想当然地把对方想成和自己是同样思维方式的人。”程麻说。他认为，从政治体系的构建，到日常的行为以及思维的依据，中日都是两个差异巨大的民族。从历史上，日本虽然向中国学习，但只拿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在许多根本性问题上，中日两国认识迥异。“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结果日本人来学走了礼仪，但我们的礼是为了‘义’而服务，而这点，日本人很难理解。”同样，在对日本儒学的总结上，程麻也提出了许多他的观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虽然接受了儒家文化，却没有形成“德”的观点，所以，日本人靠守纪律来维持自己的道德，而中国人以道德为原则来要求公民守法。

　　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有时成为中日之间关系的要害。中国人认为，日本人在侵华问题始终没有彻底认清自己的错误，而日本国民则对中国人对已经过去的问题如此纠缠不休而感到不可理解。“立足于道”与“立足现实”的巨大差异，使中日关系一度陷入冰冻状态。

　　程麻认为，在中日关系多变的今天，中国人应该调整自己的思考习惯和心态，冷静客观地去审视日本文化心理，以求得破解之道。他举例说，战后被誉为对日本文化最具深刻洞察力的罗斯?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仅是借助单一的欧美文化视角，从而窥探出日本文化内涵的双重与矛盾结构。而半个多世纪后，人们越来越清楚，这本著作并未挖掘出潜藏于日本文化双重与矛盾结构下的根本性质，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在战后虽然就推动经济方面有恩于日本，但最终却对日本东山再起的咄咄逼人之势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