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日关系，不可避免面对日本“左”“右”问题。但不论对日本政治的“左”还是“右”，中国的研究都不够。正因如此，中国人看日本，也常常受到究竟以何种概念认识现实的困扰。

　　近代政治的“左”“右”之分，源于法国大革命，而此概念19世纪末传入亚洲，中日各国也在各自语境之中使用这对概念，彼此的理解既有交叉，也有不同。20世纪后半叶，中国对日本政治的理解是，支持同情社会主义的势力，我们认为是“左”，而敌视社会主义，或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我们则认为是“右”。可以说，至今这对概念仍然在暗中支撑着我们观察、理解日本的框架。

　　笔者并不完全否认在一般意义上使用“左”“右”这种分析范畴，因为它对我们理解一种大概的情况还是有益的。但是，在我们详细分析日本时，我们会发现这对概念值得检讨。比如，假如我们仍以这种框架观察日本，我们就会出现“刻舟求剑”的尴尬。因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后这35年，不仅作为观察对象的日本变化巨大，即便作为观察主体的中国，变化也是天翻地覆。

　　随着冷战终结，“55年体制”终结，社会党瓦解，而日本共产党在国会仅剩议员不过20名，而且有后继无人之虞。而“右”则泛化，有人以“总保守化”、“全面右转”概括。但“右”在泛化过程中进一步分化，很难讲步调一致，在经济、政治、外交上所采取的态度不一，其中不乏在经济福利方面强调“平等”，强烈批评小泉改革造成“贫富差距加大”的观点。这种势力经常批评中国政治，常常提的一条竟是“贫富差距大”，让人不知其所出。总之，仅以“左”“右”概念分析日本政治，似乎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

　　强调超越“左”“右”看日本，笔者想指出的是，日本极少数人，总是提出一些问题挑战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而中方则匆忙反击。这几十年来，几乎成为两国关系的一种模式。不可否认，日本存在极右势力，出于特殊利益，不愿看到中日关系密切。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种势力。笔者以为，过于看重这种势力的挑拨，全力反击，反倒正中此种势力渲染“中国威胁论”的下怀，如此中国对日战略反而被动。相反，笔者相信，在信息化、全球化空前发展的今天，中国完全有能力展示新的对日外交模式，越过“左”“右”之界，与日本最广大的民众直接对话、交流，全方位、立体地推进对日外交。

　　这种外交的特点就是要相信日本国民，寄希望于日本国民，要把中国外交、全球潮流、世界真相告诉日本国民。虽然日本有言论自由制度，但主流媒体市场占有率很大，其国外消息报道十分有限。这种状况不利于日本民众对世界尤其是亚洲的了解。要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中国媒体应以网络、影像、文字等多种形态传播包括中国新闻在内的世界新闻。

　　中国在与日本国民交往时，应尊重日本民族的文化创造力。战后日本民族精神体现于经济发展与技术革新中。日本政治家在与中方会见时，总希望中方能赞扬其战后60年的和平发展。我们也要理解日本的这种心情。当年，毛泽东曾说，“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表达了他对日本民族的深刻理解。

　　教育交流也极为重要。笔者知道，很多早稻田大学的学生，十分向往北京大学，每年，笔者的学生中都有去中国大学留学的。美国富布莱特基金会战后为日本提供了大量的奖学金，笔者认识的很多日本精英，都是该奖学金的获得者，这些人遍布日本财界、教育界、舆论界。可以说，奖学金为日本战后复兴奠定了人才基础，同时在日本培养了大批美国的理解者。

　　对日交往，除以理服人外，还要以情感人。日本民族是一个相当艺术化的民族，他们渴望感动。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都浸透着这种意识。很多时候，日方对于某些问题的固执，并非来自理论方面，而是源自感情。当年改造日本战犯，理论学习外，中方人员自己吃不上大米白面，但却发给战犯。这种细节对战犯触动极大，促进了他们的反省。

　　中日关系改善并非一朝一夕，对日交往，也不要相信有一个固定的思考模式。加藤周一曾说，日本存在“大势顺应主义”，多数意见往往会随少数意见跑。日本民众的特点是对媒体信任度高，媒体对日本国民心中的中国形象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因此，结合各界领袖、探讨各类问题的“第三外交”是一个效果比较好的模式。两国主流媒体、意见领袖、经济重镇的领导以及高层事务官员定期见面，保持渠道畅通，有助于把双方关系的起伏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刘迪,早稻田大学国际地域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环球时报》 (2007-04-06 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