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17日，就在中日第三轮战略对话进行到最后一天之时，日本首相小泉却一意孤行地再次参拜了靖国神社，结果使会议不欢而散。
之后，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中日两国政府从未进行过正式会晤，甚至连外长级会谈都被中止。对此，外界的评论是：“中日两国的关系已经跌到冰点以下”。
然而，就在本月10日至11日，第四轮中日战略对话再度开启。事实上，这也是目前中日两国间所剩不多的重要沟通渠道。
对此，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日本问题专家刘江永教授对本报记者指出，主要是因为两年多来中日首脑之间没有会晤，虽然有矛盾，但也要有交流，“如此看来，战略对话就比较重要了。通过这种方式，两国就双边关系及国际问题可以进行广泛的沟通和协商”。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沈丁立教授指出："中日关系是一定会改善的。中日关系的现状不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然而，这一切要获得圆满解决，决不会是一朝一夕和风平浪静的。因此，中日之间的战略对话将会持续下去，随着日本良知的提升、日本外交的成熟，会一点一滴地解决双方的棘手问题，并最终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效果将如何？毕竟只有两国首脑进行互访，才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可是，战略对话能承担如此重任从而让中日第二次握手吗？
战略对话只是危机管理
实际上，在此之前中国就已与多个国家建立了战略对话机制。或者说战略对话已逐渐成为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互动的新模式。如中美、中俄之间的战略对话。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认为，“战略对话的起点高、范围广，双方以互信沟通为目的、着眼全局的战略话题为内容，但也有别于过去盟国之间的战略对话，这种战略对话不针对第三方，所谈内容也更为广泛。”时教授同时也认为，误判情势容易导致危机，中日之间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要保持沟通，对双方之间的偏见和成见不能听之任之，随其蔓延，否则双方的误解和猜疑就会加深。
其实，中日双方也在对话中明确各自的核心利益，以及各自的主要关切，在增进了解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互信，通过这一例行的对话机制，作为双方“增信释疑”的一个平台。对此，日本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在2月13日上午的记者会上说表示：“日中双方都认为应高度重视这一对话，并一致同意根据今后的需要再次举行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话是有意义的。”
然而，刘江永教授则认为，“不要对战略对话期待太高，认为通过战略对话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是不现实的，毕竟问题的积累不是一天形成的，例如历史问题、领土争端问题等等”。
对此，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王义桅副教授也持相似观点。他对本报记者指出，事实上，作为战略对话，就是要从战略高度处理双边关系和双方共同关注的国际问题，着眼长远和大局。可是，中日之间目前战略对话连共同利益都没有找到，都在谈问题和麻烦，所以每次都难以寄予厚望。
不仅如此，王义桅还指出，中日矛盾是结构性的，中国在崛起，日本也在崛起，只不过通过正常化诉求实现，双方有个适应彼此的过程，亟待寻找到共生模式。“从这个方面讲，战略对话只能是管理危机，不使之过于恶化，使彻底失去信心，影响正常经贸往来。所以，战略对话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中日关系还没有真正向前看
事实上，中日关系目前正处于十字路口。中国政府一再希望中日关系能够“相向而行”，而不是“背道而驰”。但是，日本政府却一直不能正视历史，而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轻描淡写，甚至变本加厉地加以歪曲。
在小泉去年参拜后，中国外长李肇星曾表示：“我们不能容忍日本领导人在职期间参拜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德国、意大利的领导人都不会去参拜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纪念堂。”但是，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却表示，中国反对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对日中关系只能起反作用。“中国越反对，人们就越有可能去参拜。这就像抽烟一样，越是不让你抽，你就越想抽。”对此，《人民日报》日前刊登文章引用中国的一句俗语说，“一颗老鼠屎坏一锅汤”，生动地将小泉比喻成那个明明知道靖国神社这盆汤里有老鼠屎（那些二战甲级战犯）却还依然喝汤的人。实际上，历史问题已成了横亘在中日关系面前一堵高墙。
对于中国方面的抗议，日本的解读是中国“不可以把靖国神社用作外交牌”，并声称中方打这张外交牌的做法“根本行不通”。对此，刘江永教授认为，其实日本政府曾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其后的一系列文件中对历史问题有所交待，但现在日本却在往后退。所以，刘指出“这决不是中国在打历史牌，而是日本歪曲历史与历史真相及中国民众的感情的冲突，中国是决不会退让的”。
事实上，小泉的执政理念已经直接地影响到当前中日关系的走向，他在历史问题上的不当决策，破坏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在失去了共同的政治基础之后，用中国驻日本大使王毅话来说“中日关系是相当艰难的”。所以，中日战略对话就肩负了重回共同政治基础的重任。
对此，王义桅副教授也指出，“目前中日关系不顺，历史问题－现实争执－未来发展绞在一起，尚未很好定位，双边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占据了战略对话的很大内容。也就是说，中日关系还没有真正做到向前看”。
日对华政策定位为威胁
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强调“和平发展”，认为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这一过程中，对整个亚洲的经济、政治以及安全利益意味着机遇，并有利于维持地区内的团结稳定。然而，日本国内的鹰派、右翼人士和政客都不信这一套。他们偏执地认为，日本在其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中将中国“定错了位”。
对此，日本前驻华公使宫家邦彦日前在日本《中央公论》月刊发表文章谈日对华外交战略，认为日中关系必须要有以史为鉴的战略眼光。他指出，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呈现出三个不同的“日本”：第一，作为大汉民族周边小国，开展朝贡贸易的日本。这是典型的“对华追随外交”，这样一种不健全的外交和贸易，在东亚不具备任何现实意义；第二，谋求大陆霸权，用军事说话的日本。结果在二战中惨败；最后，与大陆保持一定的距离，确保海上交通线，通过对外贸易创造繁荣的日本。他的结论是目前日本正处于最后一个阶段，为了确保繁荣就必须制定正确的对华政策。
事实上，冷战结束之后，日本国内一直存在着关于日本未来走向问题的两条路线分歧，即自由派倾向与保守派倾向之争。前者以“民生国家”为国家目标，对外主张国际协调主义；后者以“普通国家”(即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为国家目标，对外主张在世界做美国的战略伙伴，在地区争取主导权。
日本右翼认为，既然日本拥有了异常强大的经济实力，那么在国际舞台上也应该拥有相应的话语权，而邻国(特别是中国)对日本雄心的实现却是一个极大阻挠，因此极力宣扬中国发展的威胁。
另一个让日本特别是小泉政府寝食难安的问题是，中国好像处处摆出一副要与日本抢夺能源的架势，这使日本仿佛找到“中国威胁论”的一个现实根据。近年来，日本在能源资源问题上与中国竞争激烈。其主要表现是：中俄原本关于铺设“安大线”(安加尔斯克至中国大庆)输油管道的合作计划，遭到日本“半途杀出”，另设“安纳线”(安加尔斯克至纳霍德卡)。
许多国际问题专家也认为，日本自1867年“明治维新”以来首次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让一些日本人感到不适应。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巴克曼说：“归根结底，问题在于这两个在亚洲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哪个将被视为亚洲主导强国，另一方又会作出什么反应。”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评论文章也认为，今天中日两国的政经地位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才是中日近日交恶的深层原因。
事实上，在2005年12月22日，麻生外相就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对中国威胁表达得相当清楚，他说，“这个邻国拥有核武器，而且军费开支连续12年来呈两位数字增长。加上缺乏透明度，我认为这已成为一种相当的威胁。”
对此，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王屏研究员对本报表示，“其实，日本政府宣扬中国军事威胁论已经很久了，这是小泉纯一郎内阁对华政策的一贯调子。不同的是，过去日本讲中国威胁是不公开的，而现在则是公开的。”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日本问题专家刘江永教授认为："中日再次握手，不是中国领导人不愿意，而是小泉坚持一再参拜造成的。如果小泉不改变这一错误立场，中日首脑会晤是不可能的。但是，日本政府何时才能正视历史，回到正确的历史观上来，现在还不能预计。因此，我们（中国）还在等待"。
中日何时能第二次握手
对于日益恶化的中日关系，日本国内的一些明智之士意识到最终导致的只能是两败俱伤，而日本的损失可能更为惨重。因此，他们主张实施缓和政策。
对此，日本外务省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宫川干雄（MikioMiya鄄gawa）的话就颇有代表性，对于目前的日本与中国关系，他说：“我们坐在同一条船里。但是只要有一个把身子伸出去，船就会翻掉。所以根本没有其他选择：必须共同保持平衡。”
宫川干雄同时还指出，在全球化时代，加强地区性合作是必经之路。两个邻国间的经济关系非常紧密：“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日本是在中国最大的投资国。这是稳定的一个保证”。
当然，宫川的观点在日本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当有代表性。日本商业协会主席奥田硕就公开赞成他的观点，他在从中国访问回国之后就呼吁日本领导人改善同中国的关系，避免加深两国间的鸿沟，以最终导致丧失日本的经济利益。
对此，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沈丁立教授指出，“我们应该看清这是短期困难。中日关系是一定会改善的。中日关系的现状不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然而，这一切要获得圆满解决，决不会是一朝一夕和风平浪静的。”因此，他认为，中日之间的战略对话将会持续下去，随着日本良知的提升、日本外交的成熟，会一点一滴地解决双方的棘手问题，并最终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
事实上，对于中日战略对话，人们显然寄寓了太多的期待。其实人们目前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中日关系何时才能实现正常化？何时中日领导人才能实现“第二次握手”？
对此，刘江永教授认为，这需要小泉政府和日本未来政府采取明智立场，改变历史观和对华倒退的政策。然而，他也认为这都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不能期待小泉会改变的。
不过，刘江永教授同时也表示：“中日再次握手，不是中国领导人不愿意，而是小泉坚持一再参拜造成的。如果小泉不改变这一错误立场，中日首脑会晤是不可能的。但是，日本政府何时才能正视历史，回到正确的历史观上来，现在还不能预计。因此，我们（中国）还在等待”。
《国际金融报》 (2006年02月17日 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