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执政势力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屡屡挑战中日关系底线，中国对其做出相应反应，是“政冷”的主要根源
●在中日关系上，日本把未来10到15年视为抑制中国、争取东亚主导权的关键时期，认为中国强大起来后日本就会被边缘化
●21世纪初期，中国国力正在追赶日本，心态日益自信；日本则处在百年优越感崩溃的焦虑之中。从中长期看，未来的时间对中国有利
经过几年来的讨论，国内对转折期中日关系规律性的认识逐步深化。从容应对新局面，正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
中日关系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
现阶段的中日关系，具有与中国的其他双边关系不同的一些显著特点。
一是地缘同一性。中日同处东亚。与中俄、中美关系相比，中日关系在经贸交往、安全博弈和国际竞争等方面都更以同一个东亚区域为重点；与中韩、中国与东盟等双边关系相比，中日关系则属于同一地缘区域内的大国关系范畴。
二是国力竞争性。二战后的前40年，中国的政治崛起和日本的经济崛起曾是两国发展的基本态势。最近20年，中国的经济崛起和日本的政治崛起又成为两国发展的重要特征。目前，双方都在强势崛起，共同面临着如何对待“对方崛起”的课题，又都难以用实力压服对方或以语言说服对方，于是出现了竞争与合作同步增长的局面。
三是利益重叠性。在中日同时“崛起”的过程中，主要是由于日本急于突破中日关系已有框架，使两国利益的接合部呈现出了重叠性、排斥性和对抗性。在历史问题上，日本右翼政治势力把改写侵华历史、摘掉“战败国”、“侵略国”的帽子作为“重振日本精神”、“成为普通国家”的前提。在现实利益问题上，日本加大了“挟美制华”、干预台湾问题的力度，并在钓鱼岛主权、冲之鸟岛定性、东海划界等问题上采取了改变现状、步步进逼的强硬姿态。在东亚区域合作问题上，日本处处与中国争夺主导权，力图阻止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趋势。在日本挑起的这一“零和”竞争中，有了日本的利益，就没有中国的利益，中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多少可退让的回旋余地。
四是感情对立性。中日都曾有过在东亚占据最强国地位的辉煌和曾被边缘化的屈辱，双方都有由优越感和自卑感交织而成的双重历史记忆。因此，中日关系中的民族感情对立色彩比中国与其他任何国家关系都浓重得多。由于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深重的灾难，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翻案动向势必激起中国的强烈反应。而日本右翼势力又以渲染“中国对日本‘打历史牌’”来诱导其国内舆论和民众情绪，力图把中国与日本右翼势力的对立扩大化为“中国对日本”、“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两大民族对立。
四大因素已非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可比
中日关系出现新局面，是由于内外环境及条件都发生了变化。
首先，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基于“联华制苏”的战略考虑，曾默许和鼓励中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随着苏联解体和俄罗斯陷于低迷状态、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和重归随美路线，美国逐渐加大了“扶日抑华”的力度。目前美国的基本心态是：既不愿看到中日走向联手，也不愿看到中日马上“擦枪走火”，而是欲利用日本，防范中国，掌控亚太。
其次，日本决策层发生了变化。1972年，中日两国决策层都充分运用各自在国内的政治威望、战略远见和决断能力，抓住机遇，突出重点，搁置争议，一气呵成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而今，小泉首相及其内阁表现出了向1972年以前倒退之势，其对华政策与岸信介、佐藤荣作等曾最敌视中国、使中日关系陷于最冰冻状态的内阁时期相仿。1972年，周恩来总理曾明确表示不与佐藤荣作进行复交谈判，其后又及时向新任首相田中角荣发出欢迎其来华谈判的信号。近年来，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越来越看清，小泉上任以来正在全面颠覆田中以来历届内阁的对华友好政策，而欲倒退到佐藤荣作时代。
再次，日本的变化表现在挑战中日共识底线。1972年，中日在复交谈判中，把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结合，双方都做了一些妥协和让步，就历史、台湾、领土等关键问题达成了基本共识，并把这些共识写入《中日联合声明》中，由此开创了两国关系的“历史上最好时期”。如今，这些共识底线频频受到日本的强劲挑战，对此中国只能做出坚决的回应。
最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出现的中日友好舆论氛围降温。中日各界和舆论的支持，曾是促成两国邦交正常化的重要因素。中国民众在对日复交问题上坚决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1971年尼克松突然宣布访华后，日本各界惊呼被美国的“越顶外交”出卖，纷纷要求其政府一定要赶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复交。中日关系在复交后出现了20年的“蜜月期”。然而，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开始向历史、台湾、领土等问题上的中日共识底线发起冲击。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民众以改革开放带来的宽松的社会条件和先进的信息手段为依托，开始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挑战做出反击。
从容应对、因势利导是上策
面对新的局面，国内一时间曾出现要为中日关系“求解”、“解套”的各类思路。其中不乏脱离现实、急于求成的议论：有的迷恋于“蜜月期”的思维和手法，不能正视新的现实；有的主张抛弃以往方针，不惜采取对抗政策。
中日关系出现“政冷”局面，是现阶段两国国力竞争、感情冲突、利益碰撞的产物，也是向新型双边框架过渡期间出现的震荡现象。日本执政势力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屡屡挑战中日关系底线，中国对其做出相应反应，是“政冷”的主要根源。当前，中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正处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期，外交上坚持采取“韬光养晦”的低姿态。日本则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就已完成在经济上“赶超欧美”的百年夙愿，已把工作重点转向旨在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形象的“政治大国”战略，采取了咄咄逼人、步步进逼的强硬姿态。
在中日关系上，日本把未来10到15年视为抑制中国、争取东亚主导权的关键时期，认为中国强大起来后日本就会被边缘化。因此，日方急于打破现状，正面突破，向1972年形成的中日关系框架发起了冲击，企图修正和重新制定规范两国关系的规则。因此，中日关系呈现出“日攻中守”的基本态势。
21世纪初期，中国国力正在追赶日本，心态日益自信；日本则处在百年优越感崩溃的焦虑之中。从中长期看，未来的时间对中国有利。
中日关系的转型是国力、战略、心理的调整过程，两国形成新的战略合作局面需要较长一段时间。其主要条件是：在双边层次，中国须成功度过“崛起”过程中的内外困难期，日本须结束观望期而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在多边层次，中美关系须继续走向稳定，朝核、台海等局势继续趋向缓和，东亚区域合作继续得到发展。在这一前提下，未来5至10年，将是中日走向新的战略稳定框架的关键时期。
近年来，国内各界对转型期中日关系规律性的认识不断深化，国家的对日政策调整也不断更趋到位，在对日关系上日益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对我国来说，强大国力和强者心态，加上强有力的决策与运作体系，包括政府与舆论、决策与实施、内政与外交的良性互动，是在对日工作中能够更加主动的必要条件。
在中日关系调整期，我们应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耐心、冷静、从容地加以应对；应防止“毕其功于一役”的焦躁心态，防止陷于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不宜采取过激或过软的“休克疗法”。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大方向不动摇的同时，我们又应避免向日本发出可以任其“得寸进尺”、“以强硬占便宜”的错误信号，对日本在道义和利益等原则问题上的挑战应给予毫不手软的坚决回应。
与此同时，我们应继续推动中日经贸往来和民间交流，对日本各界进行孤立右翼、争取多数的努力。对内，我们应把握好舆论导向，在揭露当前日本执政势力右倾化趋势的同时，讲清日本社会、各界和民众的多元性、复杂性，全面、客观地报道日本，使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不致把当代日本等同于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把大多数日本人等同于一部分右翼势力。在对日交往中，我们应尊重国内民意，集思广益，打乱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步骤，致力于牢牢把握对日关系的主动权。
▲（环球时报 2006年01月02日 第十一版/金熙德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