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事报告》记者 史哲峰
当前，中日关系乍暖还寒，积极因素虽然不时出现，但整体趋于平淡，坚冰一时难破。如何理解中日双方存在的分歧？双方能否走过危机四伏的困难时期？对中日关系有着重要影响的中美关系到底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中国如何打消日本对中国快速发展的疑虑？带着这些问题，《时事报告》专访了原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现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先生。
记者：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中日关系是“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两国长期友好的发展历程对眼前的困难有哪些启示呢？
郑必坚：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一定要有大局意识和务实精神。当我们双方能够清醒地把握大局，又以务实态度对待种种实际问题的时候，就可以抓住机遇，把中日关系推向积极方面发展；反之，就会发生战略误判，就会人为地误事，丧失本来可以抓住的有利时机，以至于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实践反复证明，只有坚持大局意识和务实精神，才能不断增信释疑，促进中日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李肇星4月19日在作中日关系形势报告时指出：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抱有友好感情。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全面继承了老一代领导人确立的对日睦邻友好政策，坚持原则、坚持友好，为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做了大量工作，多次强调中日两国要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妥善处理好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我们一定要相信党和政府完全能够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妥善处理对日关系面临的各种问题。
记者：应该说，双方都不愿看到中日关系继续恶化下去，但要想一起走过眼前这困难时期，就要回到和平发展的轨道上来。为此，双方需要在哪些方面达成共识呢？
郑必坚：双方至少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共识：
第一，中日关系现状不利于两国构筑和发展面向未来、互信互利的关系，也不利于两国作为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共同推动本地区的繁荣与发展。双方应充分发挥智慧，共同努力克服困难，使两国关系特别是政治关系尽快回到正常发展轨道。
第二，当前中日政治关系面临困难，越是在这个时候，双方越要大力加强彼此间的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要化挑战为机遇，推动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就是要推进两国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非政治领域的务实合作，要进一步活跃两国人民之间特别是青少年一代的各种形式的交流。在此基础上加深了解，增进理解，减少误解，为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创造有利条件。
第三，在当前形势下，媒体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两国虽然体制和国情不同，但媒体所起的作用都同样重要。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如何应对网络媒体的影响，是双方应当高度重视和研究解决的新课题。两国政府应加强对媒体的正确运用和引导，努力使两国人民客观准确地了解和认识对方，理性、善意地看待和把握对方国家的发展变化。这有利于遏制两国国民的情绪化对立，逐步扭转两国国民感情恶化的势头。
第四，应本着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双方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的工作。
记者：在看到上述几点共识的同时，我们当然也注意到双方也还存在一些分歧。如在靖国神社这一影响中日关系全局的症结问题上，双方的认识存在一些差异。同时，对于中国的发展，日本的变化，双方也是见仁见智，看法有所不同。中日双方都缺乏对对方的信任，以致于有人说中日关系的改善是“信，则灵”。如何理解双方存在的矛盾和分歧呢？
郑必坚：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矛盾和分歧是正常的，正因为如此，中日双方才应该坐到一起进行坦诚的沟通。如果没有分歧，没有交锋，就不符合国际关系的客观规律了。当然，绝对不是为了交锋而交锋，更重要的是通过交锋，能够找到符合客观实际，符合我们双方利益的答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真理愈辩愈明”。
双方应本着务实的态度来认识彼此的分歧，我想着重强调以下三点：
一是如何看待中日关系中的问题。我认为中日关系面临的问题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双方应以发展的眼光加以认识，用发展的办法加以解决。现在中日关系确实面临政治上的困难，但同邦交正常化时的情况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当时那么大的困难都解决了，我们更没有理由解决不了现在的困难。中日关系经过30多年的发展，彼此间的合作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而且相当深入。与此同时，中日两国都在变，整个世界都在变。我们不能用消极、倒退的办法去解决问题，而应通过加强合作，扩大交流的办法，推动问题的解决。我们就是要把两国关系的积极面做大，这样消极面就会相对缩小，就会有利于两国关系向好的方向转化。
二是信心问题。现在我们两国都有一些消极的议论，对中日关系前景持悲观怀疑的态度，甚至有些人信心出现动摇。这是不可取的。我认为，在两国关系发展相对顺利的时候，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在两国关系遇到困难的时候，则不能变得不知所措，无所作为。这个世界是充满矛盾的世界，推动世界的进步与发展，就是化解挑战、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日关系也不例外。我们要始终坚信发展中日友好，符合我们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符合两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愿。现在我们两国关系远远不是敌对或战争状态，与邦交正常化前存在本质的不同。我们是友好国家，两国在1998年宣布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这一点没有变化，我们视日本为自己的朋友和伙伴。小泉首相强调中国的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也表达了这个思想。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中日友好的生命力，我们应始终充满信心，丝毫都不能动摇，不要为一时的困难所吓倒。
三是责任问题。邓小平先生讲过，“我们应该把中日关系放在更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在２１世纪，还要发展到２２世纪、２３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个问题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其他问题的重要性”。中国唐朝著名政治家魏征有过这样的名言，他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我想，把这句话用到现在的中日关系上是再贴切不过了。所谓根本，就是中日世代友好，抓住了这面旗帜，就是抓住了要害，抓住了关乎我们两国子孙后代的百年大计。所谓泉源，就是利益，或者说是利益的交融，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要从更高的层次、更长远的角度寻求新的利益汇合点。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双方要加强沟通、交流、理解。而这就要求我们从长远战略高度把握好两国关系的未来。我们既要立足当前，结合现实，又不能局限于一时一事，要超越现实当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把握好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大趋势，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长远展望。虽然我们面临现实的挑战和困难，但只要我们时刻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迎难而上，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只要我们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我相信，历史就会记住我们，我们的子孙后代就会说我们为他们做了功德无量的好事。
记者：中日双方在您说的三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就有可能一起走过当前的困难时期。但是，中日关系虽然有其独立发展的一面，却在客观上受中美关系的影响极大，美国的态度是思考中日关系中不可不考量的一个关键因素。
郑必坚：中美关系对中美双方来说，都是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在中美两国已成为从生产和消费两端推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双引擎的新形势下，加强中美双向互动、促进旨在增信释疑的积极沟通，对中美双边关系健康发展和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
应当着重指出的是，在今年上半年美国国内关于中美关系的大辩论中，布什总统、赖斯国务卿和一些美国政要坚持以中美双边关系的大局为重，务实地回应中方的诚意和善意。佐利克先生关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演讲，可以说是近年来美国高层对中美关系所作的一次明确的政治表态，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提纲挈领的有分量的表达。这些对于解决中日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都将很有帮助。
记者：中国的发展改变了东亚乃至世界的格局，引起了日本乃至美国的疑虑，中国怎样才能让资源短缺、危机感非常强的日本消除不安心理呢？
郑必坚：是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因此，中国无意于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更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颠覆它。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不必对外扩张和争夺殖民地去掠夺别国资源，而可以通过全球化条件下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去获得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国际资源这样一种新的历史条件。当然，现存国际秩序也有许多不合理之处，所以我们主张用改革的办法而不是别的什么办法来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现在中国政府奉行的内政外交的核心理念就是：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走上和平崛起发展道路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始终坚持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国家以及先进文化与和谐社会结合起来。所谓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就是把人民当家作主同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结合起来，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发展最广泛最充分的人民民主。我们的经验表明，民主与法制是密不可分的，不要法制的所谓“大民主”只会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而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则会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
记者：中日有着两千多年密切友好的邦交历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日本学习中国，后来是中国学习日本，两国存在多方面的文化体认。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您能描绘一下中日关系未来的蓝图吗？
郑必坚：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和为贵、和而不同，讲信修睦、善待邻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正如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说过的，“中国会变成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只要中日两国政府能够继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中日关系就会迎来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本文将刊登于今年12月出版的《时事报告》杂志）
《时事报告》 2005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