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认为战犯是罪犯的人，是没有是非判断能力的，而且不具备批评的道德基础。少数不道德的日本领导者没资格对中国说三道四。

　　说“日本的道德观”，有些不准确。准确地说，是有些日本人的道德观。但由于这些人中有的身居高位，甚至在日本政府中担任极重要的公职，他们客观上代表了日本政府，尽管不代表日本政府的每一位阁员。因此，他们的言论，不可能不代表日本政府的重要言论；他们的道德观，不可能不代表日本政府的主流道德观。至于日本政府的道德观与日本的道德观有多少距离，就由各位读者自己去判解了。

　　近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访日期间，因“紧急公务”而取消事先约定的与日本首相小泉的会谈，并提前离开日本。以笔者来看，两位领导人未能如约会面甚为可惜，因为这是一次可以当面批评小泉及其政府近来一系列错误言行的重要机会。中方自然是可以通过除见面以外的各种方式进行批判的。但当面斗争，无疑将更有意义，更为精彩。

　　然而，日本方面却对吴仪提前告辞大惑不解，甚至指责起中方违反外交礼仪。我们注意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细田博之呼吁要冷静处理此事。他表示取消会晤是平常事，不需要要求中方详细解释。但是日本总务大臣麻生太朗等批评中方突然取消会晤是缺乏礼仪的常识，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则希望中方遵守基本的国际外交规条和礼仪。

　　当曾给“礼仪之邦”的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对中国说起外交礼仪，当曾深受中华文明浸润的大和民族的一些子孙对中国谈起失礼问题，人们不禁感到奇怪：这些人有什么资格同中国讲文明？

　　当中华进入封建社会，当我国的农业文明在华夏大地创造出璀璨奇葩之时，日本的原住民还不知该如何刀耕火种。是大唐的经纶传播，才使今日称为日本的那个地方得到心灵滋润。而得到中国无数恩泽的日本，处心积虑的是如何发动日清战争，如何消灭我国的北洋舰队，如何掠夺中国的台湾，如何加害于它文明的先师。我们不否认有景仰爱护中国的日本人民，但在中日交往史上，是日本对中国，是学生对老师，而不是中国对日本，给对方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在上个世纪日本是比中国船坚炮利一些，但这只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硬件板块。一个国家根本的文明，则来自于它的文明创造和对世界和平的贡献。上个世纪的上半叶，中国国运凋敝，可能谈不上对人类有较大贡献，但至少中国没有对外扩张侵略；而那个今天要对中国谈论文明的日本，却将侵略的战火遍燃东亚，对各被侵略的国家实施了残暴的统治，尤其是对中国大陆采取了极其野蛮的占领。那个时候的日本，不是一个用文明能够描绘的国度。笔者愿意笔下留情，不把那时的那个国家称为野蛮国家，但起码那里有一个野蛮的政府、野蛮的军队。相反，中国的抗日战争则对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杰出贡献，因此又是中国而不是日本对世界的文明做出了贡献。

　　不错，战后日本经济腾飞，它颇是在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撒了一点银子，在联合国和有关国际开发组织也很愿意做个散财童子，但日本政府从来没有对发动侵略战争作过深刻的、能让受害国政府和人民满意的道歉。日本不是没有表示过悔悟，但历届政府所做表示的歉意多数都不是那么诚心诚意。什么是能让受害国政府和人民满意的道歉？看看战后联邦德国领导人的道歉，人们就可以知道。日本领导人，有那个勇气下跪吗？

　　当今的日本国领导人，屡屡挑战历史。当日本政府的阁员公然为战犯张目时，仍然留用这样的官员，这表明着日本政府完全采取了同正义对抗的姿态。而日本政府首脑本人无视受害国强烈愤慨，继续与历史敌对，继续与正义敌对，使当代日本的政治堕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样的国家，无论其物质财富如何丰盛，它的政府还是国际政治的懦夫；这样的国家，无论它撒出多少银子，它的政府的不道德言行仍然构成文明史上的污点。

　　中国虽然取得了许多进步，中国还存在着许多落后。中国的进步需要国际合作，也欢迎来自各方的批评。我们可以接受来自方方面面的意见，包括来自我们的竞争者，来自我们的对手，但独独不能接受来自那些日本不道德者的批评。理由很简单，一个不认为战犯是罪犯的人，是没有是非判断能力的，而且不具备批评的道德基础。从这个角度，少数不道德的日本领导者没资格对中国说三道四。 (撰稿／沈丁立)
 
    新民周刊    2005年06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