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想像中将那些侵华日军的“传统服饰”戴在我所认识的一些日本著名学者及外交官身上，但结果就连我自己都无法接受这滑稽的一幕。历史无法重复，历史也无法忘记。但我们又必须从“历史阴影”中走出。我们只有正视历史，才能勇敢地面向未来。

　　在研究中日关系时，常常会有一种“说不明，道不白”的困惑感。究其因，主要还是在“理性”与“情感”、历史与现实、价值与利益相互交错重叠面前往往面临着选择的困难。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重伦理”、“重道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中国人在进行价值判断时所依据的是道德标准。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是这样，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时也是这样。中国人用自己的道德观作为尺度来衡量近代日本的所作所为，由此形成的“情感记忆”、“整体记忆”，规定和限制着我们对现实日本与未来日本进行判断的理性空间。

　　“大国情结”与“靖国情结”相遇

　　中国人自古国家观念就比较淡薄。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就是“天”，皇帝视自己为“天子”，天子“以民为本”。中华民族追求“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的精神境界，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稳定与平衡关系。“四海之内皆兄弟”成为中国人处理国际关系时的朴素信条。尊崇以地缘关系、血缘关系为特征的“孝道”，导致中国人产生“父母在不远游”的心态。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表现出“非扩张性”特征。

　　自古以来，儒家用“仁”、道家用“道”来调整人与人（竞赛而不是对抗）以及人与自然（改造而不是破坏）甚或是国与国（和平而不是战争）之间的关系，以使矛盾对立的双方达到和谐统一。古代中国的“大国意识”是在“华夷秩序观”的框架中形成和发展的。

　　到了近代，作为“大国”的中国已无昔日的辉煌。近代百年的屈辱史使中国的“大国情结”蒙上了一丝苦涩与悲壮。与此同时，日本在建设近代国家的过程中，似乎“一帆风顺”，又一路狂奔。国家意识的整合、民族利益的扩张，其近代价值观的形成与确立都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东洋史学”的构建、优越意识的形成也直接影响到日本人中国观与亚洲观的走向。

　　西方的“霸道文明”与日本的“忠君报国”两种价值观交织到一起，使近代日本的国家观表现出与中国完全相反的价值取向。有人用两国的民族主义“相克”来描述两国在价值观上的冲突。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日两国分别确立了自己成为“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的目标。中国对近代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训记忆犹新，于是，改革开放后将经济发展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国家意识不断增强，并努力争取摆脱“被占领”状态，改变“无脊椎动物游泳”的政治形象，以实现“正常国家”的战略目标。在“国家观”重新确立的过程中一部分人试图用“靖国”思想来整合国民意识，唤醒日本人对自己民族精神的向往。

　　中日两国在“崛起”的征途上不期而遇。中华民族立志“复兴”、大和民族希望“自立”。在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上，中日两国第一次处于平衡发展状态。

　　但是，两国人民彼此对对方的发展、强大并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日本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为“威胁”，中国担心日本重新武装后会再度“卷土重来”。日本虽然否定了“中国经济威胁论”，但时刻担心自己在亚洲的经济实力被削弱。中国虽然也认为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只是个时间问题，但对日本走向“自立”疑虑重重。

　　说到底，中日双方在新的历史时期为自己的国家进行战略定位时，无法找到为对方进行正确定位的心理平衡点。这里既有历史遗留因素的影响，也有相互实际利益的竞争。这是同处亚洲的两个大国在同时崛起时所必然面临的矛盾与冲突。

　　历史上，一般是用战争的手段来解决这些矛盾，但是今天，我们必须用智慧化解矛盾，用合作代替战争，在相互融合中寻找利益的结合点。使立志复兴昔日辉煌的“大国情结”与为塑造新的国家观而产生的“靖国情结”在不期而遇时，不至于产生正面冲突，而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

　　“历史阴影”与“战略利益”重逢

　　近代的日本明治维新后，从西方引进了功利主义价值观。中国人对“价值合理性”的重视与日本人对“目的合理性”的重视形成鲜明对比，两国在相互认识上也自然出现误区。在“历史认识”上无法取得共识是影响两国国民感情的主要原因。由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近年来不断扩展，甚至造成外交问题。近代日本对中国与亚洲的侵略已成为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尽管当时的亚洲存在着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并遭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掠夺，但近代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矛盾的实质是日本与西方列强为伍共同瓜分中国利益。面对侵略，中华民族奋起斗争并适当地采取了“以夷制夷”的战略战术是很自然的事。可是，日本并没有能正确地看待这段历史。

　　大川周明曾在战前做过如下评价:“日支两国之间的第三国介入、两国之间鸿沟的加深,这已被历史所明确揭示。日清战争时的三国干涉就不用说了,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支那与日本同属联合国一方参战,但由于强大的欧美势力介入日支两国之间,两国的亲善友好不但没有增加,反倒助长了反目为仇的敌意。满洲事变时,支那回避与日本的谈判,却始终向英美哭诉,终使纠纷加剧。支那事变先于欧罗巴战争,是发生在日支两国之间的悲剧。其解决方法决不允许第三国介入。必须由两国直接谈判解决。事实上,大东亚战争已改变了支那事变的性质,因此,它只不过是东亚的一次内乱而已。我们只有尽早平定这次内乱,大东亚战争的目的才能达到”。

　　这是日本比较典型的对侵华历史进行定性的言论。但大川周明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近代中日两国之间的主要矛盾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以及中国人民为摆脱日本的侵略所进行的反帝、反殖民解放斗争之间的矛盾。他所说的“内乱”，无非是想抹煞这种侵略与反侵略的性质，并为所谓“大东亚战争”的正当性提供理论根据。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部分的性质是不容改变的。

　　日本应该勇敢地面对历史并承担起应负的历史责任，表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胸怀。然而，日本人却总是躲躲闪闪。一次，在日本与有关人士座谈，在谈到南京大屠杀问题时，一位日本退役少将说：“当时根本没杀那么多人，只杀了几万”，我问他：“杀30万与杀3万有什么性质上的区别吗？”在场的永野茂门（原法务大臣）先生表示，“杀是杀了，但没杀那么多”。我反问：“难道说杀的少你们的罪过就减轻了吗？”他们无言以对。

　　在日本，关于“历史认识”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左派和学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以及部分政界精英的历史认识。他们大多承认日本的侵略历史及其所实施的大屠杀，并要求日本政府向亚洲被侵略的国家谢罪。另一类是右翼组织以及右派学者和具有右倾思想的政界人士的历史认识。这其中又可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完全否认侵略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主要是那些“行动右翼”和极少数的右派学者、右派官员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还有一种是承认侵略和“小屠杀”，并为战争性质进行辩护。

　　战争所带来的“阴影”“挥之不去”。60年过去了，中国人内心的伤疤至今没能愈合。在中国人眼中，日本人属于“不道德”、“没人性”的一类：其个很矮，其貌不扬，端着枪，弯着腰，刺刀上挂着太阳旗，脑后垂着帽帘。这印象深深地刻在中国人的脑海里并影响了几代人。

　　侵华日军在中国以及亚洲所犯下的罪行是有目共睹的，就连比较“理性”的笔者看过那血腥的杀人照片后，也无法立即进入理性的写作状态。我曾在想像中将那些侵华日军的“传统服饰”戴在我所认识的一些日本著名学者及外交官身上，但结果就连我自己都无法接受这滑稽的一幕。历史无法重复，历史也无法忘记。但我们又必须从“历史阴影”中走出。我们只有正视历史，才能勇敢地面向未来。

　　中日两国的国家利益决定了双方要从战略高度去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通过寻求利益上的结合点来缓和两国国民感情上的矛盾与冲突，通过共同与历史对话寻找在“历史认识”上的共识。

　　目前，中日关系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源于“历史问题”。历史问题的症结所在是一部分日本人不能正视自己的侵略历史，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又使问题的解决陷入僵局。

　　是“理性思维”，还是“感情用事”？

　　历史已成定局，现实变化莫测，未来，机遇与风险共存。

　　在瞬息万变的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如何构筑我国良好的国际战略环境、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我们必须理智思考、周密策划的战略课题。中日关系是我国在制定国际战略、尤其是东亚战略时必须认真关注的一个方面。

　　不论从地缘政治、安全角度还是从经济利益、历史文化渊源的角度，日本都需要认真对待。国家利益决定我们必须尽快地改善中日关系。当然，改善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目前，中日关系已步入“十字路口”，它面临着“感情”与“理性”的选择，它考验着处于崛起过程中的中华民族的度量与韧性。同时它也检验着走向“自立”的日本民族所做出的各项选择是否具有合理性。

　　“理性思维”与“感情用事”、“现实利益”与“历史恩怨”，这是我们未来在处理中日关系时必须要正面回答的问题。我们必须理性地面对现实，本着“向前看”的精神来处理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和突发事件，从战略高度掌控中日关系的发展脉络，对中日关系进行战略调控。

　　中日两国政府都应从两国利益的大局出发，为两个民族的子孙后代制定出长远、正确的大政方针。而不是凭“一时之勇”而铸成大错，导致中日关系的停顿与倒退。

　　自中日邦交恢复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坚持对日友好的外交方针，并切实地为发展中日两国的关系而努力。尤其在处理两国关系的“棘手”问题和“突发”事件时，都表现出大国的风范与较强的克制能力。

　　相比之下，日本随着首相“走马灯”式的更换，其对华政策也显得不够平稳。虽然日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小泉首相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一意孤行”，给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无法估量的重大损失。不论他有何种理由，做出伤害亚洲邻国国民感情的事都是无法宽恕的。

　　中日两国建立密切友好关系、促进彼此的经济与文化交流，这对改善两国人民的生活都有好处。共同的利益决定了我们对发展中日关系应取的态度。

　　中日两国都是亚洲处于上升阶段的大国，两国之间在竞争中有相互合作，在摩擦中有共同利益。两国都不应忘记彼此所担负的振兴亚洲与维护世界和平的重任。如何寻找两国共同利益的结合点，如何避免和化解因过度竞争而给亚洲邻国乃至世界带来的不安，这是中日两国所面临的新课题。

　　回顾近20年来中日关系曲折发展的历史，我们不能不反省学界与媒体的责任。报道失实或随意夸张、不根据客观事实而是主观臆断地发布未经仔细推敲和认真研究的概念与“学说”，造成思想理论和舆论上的混乱局面。这不仅误导民意，还给政府的对外决策带来阻力与麻烦。如日本媒体对“沈阳事件”与“球场风波”的大量歪曲报导、日本一部分学者对“中国威胁论”的定位以及中国部分学者与媒体对日本“右翼”的界定及其相关报导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失真的弱点。中日关系能否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两国媒体与学界责任重大。希望两国有关部门能信守自己的职业道德，切实为改善中日关系做点好事。

　　比如“右翼”，这可能是中国人谈日本问题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但到底什么是“右翼”，日本的右翼有什么特征，其范围有多大？大概并没有人去深究。

　　去年我采访了日本“新右翼”组织“一水会”代表木村浩三先生。我问他：“你们右翼到底有多少？”，他回答说：“我们新右翼大约有二百人左右”。他还告诉我，他曾从北到南对“行动右翼”进行了一番考查。那些头缠布条，开着宣传车大喊大叫的“行动右翼”的组织大约有三千人。而我国学界与媒体常讲的“右翼”除上述有组织的右翼外，大多是一些具有右倾思想的学者与政客，还包括部分极端民族主义者，近年来出现的“民族派”、“新保守派”、“国防族”也在其中。实际上，即便是右翼组织，其内部分类也有多种。其中，既有“传统右翼”与“新右翼”之分，也有“战前右翼”（包括“观念右翼”、“组织右翼”）与“战后右翼”、“行动右翼”之别。

　　因此，我们对日本社会必须进行准确的分析与科学的判断。即便是对一些已“定型”的人物也不能进行简单概括。

　　去年，我在日本调研时，走访了唯一健在的当年日本“大本营”的作战参谋濑岛龙三先生。如果按照中国学界传统的划分法，濑岛龙三先生不仅属于“右翼”，而且还是右翼的“后台”。我对他说，我要出一本书，叫《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问他有什么话要对中国读者讲。他说有三句话要讲：“第一，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第二，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第三，中日两国应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他的话令我非常吃惊，因为今天的日本几乎没人讲“同文同种”了，但我却从一位当年“大本营”作战参谋的口中听到。我已将他的三句话写入后记中。

　　目前，日本实施的是“日美同盟”与“国际协调”相结合的外交战略方针,但21世纪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目标是走向“日本自立”。对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并适时地调整我国的对日战略，制定正确的对日政策。

　　日本重新武装已是不争的事实，“修宪”可能在三年内完成。最近，日本新《防卫计划大纲》与《中期防卫整备计划》出台。日本这支亚洲首屈一指的武装力量能否真的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亚洲各国感到不安。美国妄图将日本绑在自己对外扩张的战车上，其用心已经暴露无疑。

　　问题是日本政府是否具备进行正确判断的能力，日本如何能在争取“自立”的同时又不被美国“单边主义”牵着鼻子走，为其走向真正的“自立”奠定基础，这是日本面临的严峻外交课题。

　　对于日本应有的权利，我们表示理解。对于日本的企图我们要加以揭露。理性分析现实，避免感情用事，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和处理中日关系中所存在的问题，是我们应取的正确态度。

　　(作者王屏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政治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