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1962年11月出生于上海，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现任香港《信报》外交事务专栏作家、《德国之声》驻香港特派员、香港创新发展集团企业推广总监、凤凰卫视特约时事评论员和《亚洲周刊》特约记者。早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德语专业本科和同济大学德语系硕士研究生班，曾任同济大学德语系讲师、上海和香港《文汇报》驻德国特约记者、香港《文汇报》外交和国际新闻高级记者。
邱震海擅长国际问题研究和分析，其中尤其是欧洲内部事务、跨大西洋关系和中欧关系等，近年逐渐延伸至中国周边地区安全、中国外交定位、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台海问题和朝核危机等领域。近年由邱震海率先提出的“中欧联手以潜在牵制美国”、“中美关系三个层面论”、“角逐朝鲜半岛：北京应早作战略部署”、“港台问题：北京战略新思维迫在眉睫”等观点，以及由他率先披露的“美日密谋在钓鱼岛驻扎美军”、“美军事介入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和“台湾大选中的美国秘密外交”等信息，均引起广泛关注。
邱震海在香港《信报》的《外交捭阖》专栏以国际热点问题为线索，通过对国际格局中纷呈复杂表象的分析，尤其是通过对各种外交活动的透视，力图揭示出背后政治力量重组端倪和未来国际格局的大致走向。该专栏在全球其中首先是亚太地区引起密切注意，成为地区间分析外交问题的品牌专栏，经常为其他国家、不同语言的多个报刊所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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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联欧还是联日？
也许是历史老人开的玩笑，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人，在外交策略上再次直面百年前的老问题：欧洲还是日本？
不同的只是，今天中国的综合国力已非百年前那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大清帝国所能相比；虽然今天中国人许多精神层面上的东西，与百年前相比并未发生根本变化（这是另一篇文章应探讨的话题），但至少在硬件上中国已无须面对百年前的那种屈辱。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中国外交面临的“欧洲还是日本”的问题，与百年前相比已有了本质的区别：如果说百年前中国人考虑更多的还是如何学习欧洲和日本的技术，那么当今天的中国再次面对这一问题时，考虑的却是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国在国际新格局中的定位，以及在另一个超级大国 － 美国面前的回旋空间。其间，中国已从百年前任人宰割的鱼肉，而成为大国游戏的参与者。
只是，“联欧还是联日”这个命题，容易使人联想起冷战时代的大国对抗。事实上，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冷战必定不再，但随着各大国经济实力和政治框架的逐渐成形，国际政治势力必定产生互动和重组；政治势力重组的结果不一定导致上世纪下半叶那样的严重军事对抗，但却可能服务于更大意义上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联欧与联日：不同层面上的定位
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外交，依然面临处理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中日关系和中欧关系的挑战，其经典性一如过去一百年里的情形。然而，上述四者严格说来，其实处于不同的层面上：对中国来说，由于地理上的接近性，中日关系和中俄关系属于近邻外交，无论何时都在最高决策层的梦牵魂绕之中，但相对全球层面的外交而言，它们却只属于地区层面；如果中国有雄心在今后三十年内成为世界的一极，那么中美关系和中欧关系则是中国决策层从现在起，就应缜密评估的对象。
若套用目前欧洲战略研究界流行的“三足鼎立”理论，即本世纪上半叶国际格局将呈现美欧中三足鼎立局面，那么在这个三角形关系中，中国不但须密切关注欧美关系走向，而且须认真评估中美关系和中欧关系前景，以及美欧中三方间的微妙互动。
“三足鼎立”理论认为，今后三十至五十年间，世界将出现三雄角逐的局面，即：美国、扩大的欧盟和以中国为首的新兴亚洲国家。以亚洲的眼光来看，这一理论存在一个严重缺陷，那就是：中国能否成为今后世界的一极，至少从目前来看，还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如果说美国、欧洲分别以其经济和政治的实体性，而注定将分别成为未来世界的两极，那么中国的崛起一方面取决于其经济和综合国力增长的速度，以及其间政治民主化的平稳过渡情况，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中国与其相邻地区大国的微妙关系。
众所周知，与欧洲国家相比，亚洲大国之间的关系远未达到将民族利益置于地区联合策略之下的地步；在经济迅速上升的同时，亚洲大国狭隘的民族利益考量和大国战略心态仍占主导地位，其精神世界成熟程度和经济及军事实力的增长完全不成正比；另外，由于历史纠葛，亚洲大国民众之间的理解的互相认同也远未达到西欧国家之间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亚洲地区出现内耗，妥善处理中日关系乃至中印关系，对中国的世界大国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即便就中国外交短期和中期面临的情况而言，争取与日本和印度等亚洲大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关系，甚至发展出一种特殊的友好关系，从理论上说对中国摆脱“四面树敌”（美国、台湾、日本、印度）的环境，当有极大的战略益处。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大陆前一阶段出现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之说，有其相当的合理之处。问题是，所谓的对日新关系，其内涵外延还需有更为严密和科学的界定。本系列第三篇将就此展开论述。
两个速度：联欧先于联日
无论“三足鼎立”理论是否成立，就中国目前的处境而言，中欧关系和中日关系应当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其理由只有一个：至少在本世纪上半叶的国际格局中，美国将依然维持其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而经济迅速崛起的中国正日益被美国视为全球范围内潜在的竞争对手；因此，为了找寻与美互动的最佳定位，中国有必要在全球范围内相应寻求政治势力的重组。而一个精心设计的中欧关系和中日关系，必定在全球和亚太地区范围内给美国以牵制，从而有利于中国自身外交空间的伸展。
但在现实中，无论就其实质还是可操作性而言，中欧关系和中日关系却不可同日而语。一个浅显的道理是：中欧之间不存在历史遗留问题，也没有根本利害冲突，而相反的情形则恰恰横亘在中日两国之间；而且近年中日两国历史问题造成的现实政治上的互不认同，正越来越多地向两国的民间延伸。
这样，对中国来说，中日关系的改善需要有一个十分现实和清醒的定位过程；完成了这一定位过程，才谈得上双方在战略利益层面的互相试探和磨合，而这必定是一个马拉松式的历程；但中欧关系则完全不存在这一困惑，相反美伊战争后欧洲国家寻求与亚洲战略互动的愿望却十分强烈。
在这种情况下，回应欧洲的战略互动愿望，继而寻求与欧洲结成一定意义上的战略合作关系，应当成为新世纪北京大国外交的首要目标之一；与此同时，应迅速寻求对日新关系的恰当定位。因此，同样是对北京至关重要的战略选择，但联欧和联日不但在关系的实质和层面上有所不同，而且在进程上也将呈现两个不同的速度。
在本系列的下面两篇文章中，笔者将分别剖析中欧关系和中日关系的特点，及其对北京外交的现实和长远战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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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敏感话题和关系变数
中日之间可以说有一系列敏感的话题，同时也有一些争端。最近日本外相还访问过中国，中日双方对于一些敏感的事件都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到底如何处理敏感的中日问题？
钓鱼岛事件代表的中日争端
中日之间有一系列的争端，特别是钓鱼岛事件，中日双方态度都比较强硬。日本外相川口到中国访问时，她对中国领导人说，钓鱼岛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国际法上看都是日本的领土，她希望对于非常入境者，日本今后也将按照严格的法律进行，她希望中国要阻止类似的事件发生。 温家宝总理也是口气相当强硬，他就说了，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方面希望中日双手的分歧应该通过协商来解决。
今年，温家宝总理婉言谢绝日本政府访问的邀请。我们知道这个背景，这次川口顺子到中国来访问有两大任务，一个是谈双边问题，主要是谈钓鱼岛的问题，另外一个也谈中日双方的国际合作。中日双方国际合作，事实上在一系列问题上日本还是有求于中国的。第一，就表现在日本希望在朝核六方会谈中得到中国的帮助，尤其是它与朝鲜方面在交涉被朝鲜绑架日本人质方面得到中国的帮助。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川口后来口气还是相对软下来。温家宝总理是比较委婉的谢绝了她邀请访问日本的要求。我们看到在这次访问中，事实上也是蛮多的风波，中日两国领导人如果不说唇枪舌剑，至少也是比较强硬的各自表现了立场。
我们几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钓鱼岛问题虽然在中日之间已经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了，而且最近几年随着风波的日益激烈，但是最近的一段时间，钓鱼岛风波有升级的趋势，而且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比较坦率的讲，已经成为中日之间非常关键、非常敏感的问题了。
日本方面一如既往的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强硬，按照国际法来说，对领土的争端，不但有一个谁先发现的权，另外有两个权力，一个是占领的权力，一个是长期延续的有效治理。日本尤其抓住最后一点来不断的跟中国的保钓运动抗平衡。中国的保钓人士也是利用了这一点，他要打断国际法上的、日本长期连续的有效治理钓鱼岛这么一个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民间发动的保钓运动是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日本方面，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右翼青年不断的登岛建设灯塔，事实上在相当程度上是获得日本政府的默许乃至支持，中国政府这次态度相对来说由原来的不介入，这次转为一个比较强硬的态度，这次中国政府是比较高调的，而且很强硬的要求日本政府立即无条件放人。
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由于中国的国民在本来是属于中国主权的领土上被日本方面抓住，在这方面中国政府是义不容辞的要出面。撇开这个客观因素，我们看到事实上中国政府在这次的外交行动当中也是表现的相当强硬。我们分析，日本政府在过往几年，政府默许乃至纵容一些右翼青年登岛，从中国政府这一次的外交事件处理情况来看，中国政府也由原来的不介入到介入，而且一定程度的利用了民气，来做一些事实上比较坦率的、政府暂时出面不太适合做的事情。中国政府在这次处理一个小小外交风波当中有比较显著的变化。
政府之间的回旋余地
但中日双方的政府都有一些默许，而且双方都在利用民间外交。反过来说，我们也可以说政府之间还是有一定的游刃有余的余地。
钓鱼岛的双方的态势，虽然比较紧张，但还没有到一触即发的程度，原因就在于政府还留有一定的余地，现在反过来我们要看保钓运动，三十多年的成效到底如何，事实上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有三个问题是可以引起我们思考的，第一，中国的保钓运动，刚才我说了，对于打断日本的连续有效长期的治理钓鱼岛，这个意义上来说是非常积极的，而且今后也应该继续有效的下去。反过来说，我们也可以看，除了这一点以外，中国保钓运动到目前成效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限，而且往往是凭中一种热情乃至生命，我们知道香港有一个保钓人员最后为此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乃至以生命的代价来重复一种悲剧的循环，这就使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的保钓运动除了勇还有没有谋？是不是有勇有谋会不会好一点，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想提出来思考。
第二，从国家的战略地位出发。我们知道中日之间有很多揭不开的死结，这么多死结不可能放在一起在同一阶段处理。对一个国家的政府来说，可能要靠略一个战略地位问题，我想可能有几个问题是中国方面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应该考虑的，第一，对中国外交来说，可能要考虑到未来对中国地区战略安全，这是第一要考虑的。这个问题在中日之间的体现，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日美安全同盟条约。因为这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直接构成威胁的。第二个层面，影响中国百姓民权和民生利益的问题，像以前的战争赔偿，化学武器遗留问题，作为一个以民为主的外交，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相对来说重要性要弱一点，就是对两国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像一些战争责任的赔偿、道歉。第四个相对来说就更次要一点，就是领土争端问题，当然我们说钓鱼岛问题，事实上除了争端，还有美国因素的介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有一些地缘战略意义上面在里面，但是本质上来说钓鱼岛问题是中日之间领土争端。这个领土争端相比较前面几个问题，我个人觉得应该放在一个更次要的问题。
中国政府外交新手段
作为一个政府，根据这样的轻重缓急来处理中日之间的一些解不开的死结，我想可能才能理出一条思绪出来。
钓鱼岛外交事件风波，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也在利用中国的民气，也就利用民间外交。但是这个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民气可用，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一个非常好的平衡。就是在利用民气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国家的宏观的战略。这种平衡对一个国家的决策者来说是非常难以把握的。因为稍微不注意控制，就会引发一个巨大的危机。我们不妨看一下在中日两国的民间，到底有什么纠葛？而且随着两个国家的发展，经济和政治情况的发展，从民间的情绪怎么样蔓延到政府，然后在中日双边关系当中存在什么问题。
把日本民间和中国民间作一个比较。从日本民间来说，在二战以后逐渐完成了一个经济大国的走向，然后慢慢往政治大国的方向走。这点在日本普通老百姓中产生慢慢的心理发酵过程，就是它成为一种政治大国。与此同时，日本与中国的定位出现一种非常微妙的处境。在历史上，中国与日本的定位，它们之间的位置经常产生互换。历史上是大中国、小日本，中国是亚洲的中心，日本在亚洲的边缘。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跟中国的位置产生了一个对调，日本成为亚洲的中心，中国由于贫落成为亚洲的边缘。最近二十几年，尤其是最近十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随着日本经济的停滞，假如不说大中国、小中国的话，也是一个强大的日本将面临一个强大的中国。这种处境事实上在中日两国的关系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无论是对日本还是对中国都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如何面对一个强大的邻国。
我想，这是日本的民间慢慢产生发酵的过程。在这种发酵的土壤上，就产生极端的右翼的势力，就是日本的右翼青年。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间与此同时也在发生一系列比较微妙的化学变化。首先是经济上升期的国民的自信。随着经济上升，大规模快速的发展，中国国民的一种民族自信也在不断的增长。我们也必须承认在这个过程中，在中国的老百姓当中产生一定程度的妄自尊大。这种妄自尊大的基础上，我们非常注意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事实上只有一步之隔，在中国民间产生的爱国主义情绪，往往跨过一步以后就会到民族主义。
政府层面事实上也在发生一些变化。日本的政府在最近十年，慢慢的进入了第三次外交转型，包括要完成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的“正常国家”，在追求一种正常国家。从中国政府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也慢慢的摆脱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逐渐走上了大国外交的道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事实上中日之间都有很多相同的发展轨道。当然在中日双边关系上也有很多问题，历史的、现状的、未来的，所以这两个国家无论是在历史还是现状，尤其是未来，如何跟一个强大的邻国进行相处，事实上在双方的民间和政治上面都有很多的心理准备工作要做。
中日历史上恩恩怨怨
当然在中日之间有历史的责任、战争的赔偿等等，由于日本对历史的责任道歉不够，所以难以获得中国人民的承认。尤其是参拜靖国神社方面，不断的挑战和刺激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所以这个是中日方面一个历史的纠葛。
现状，我们知道日美的安全同盟、台湾问题等等，这些也是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的。
在经济层面上，我们也应该提到，在过去的二十年事实上日本对中国进行大量的经济援助，但是与此同时，面对中国经济的崛起，日本也不断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向中国挑战。在这些现状上，中日之间的纠葛，事实上可以归结到未来两国的战略地位的定位。也就是刚才我说的，面对一个强大的邻国，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事实上都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
最后我还想提出一点，中日两国的国民之间，我们如果跟欧洲国家相比，都有一个相同的地方，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国民，在历史上都没有经过现代先进民族思想的洗礼，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在这个基础上，爱国主义的情绪很容易走到民族主义的情绪，然后产生一种极端的思潮，这一点无论是在日本的青年当中，还是在中国的爱国青年当中，都有这种苗子，是应该我们引起非常警惕的。
中国面对的不同的挑战
比较坦率的说，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周边安全处境，目前来说是比较严峻。这并不是我们耸人听闻，而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现实，我们只有认识到中国的周边安全的环境，我们才能够认识到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在这里面占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然后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到底有没有迫切的必要来处理这样的问题。
我们可以把中国周边分成四大块，一个东北亚、一个东南亚、一个是南亚，一个是中亚。
东北亚有很多问题，但是跟中国实际相关的无非是两个，一个是朝鲜半岛的问题，主要是朝核危机。另外，朝鲜半岛因为涉及到中、美、日、俄四个大国的力量，今后中国能不能在这里面占主导地位，这是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另外就是中日关系，其中主要是钓鱼岛的问题。东北亚中国面临的情况事实上已经非常严峻了。
在东南亚面临三个问题，一个是台湾问题，就是目前很多东南亚国家私下跟台湾发生民间和官方的外交活动，这是引起我们注意的。另外就是南中国区的领土争端问题，这也是对中国非常实际的问题，而且这里面我们要提出非常强势的介入。前一阵，尤其是从去年开始，美国和菲律宾举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从今年一月份开始，这些军事演习已经明确的目标已经针对南中国海，也就是说菲律宾方面是借助美国的因素来为自己撑腰，而美国也希望通过菲律宾乃至其他的东盟国家跟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来介入这方面的争端，以次来加强他自己对中国的一种战略遏制的行为。
然后就是南亚，南亚主要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这里面不光是印巴之间的冲突问题，对我们来说也牵涉到一个西藏问题，然后是中英关系，中英关系又涉及到边界纠纷，以及中国和英国未来在地区大国，战略定位的问题，这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另外就是南亚核扩散问题对中国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还有克什米尔问题，虽然说对中国好象远了一点，但事实上他对中国西部边界，对西部中宗教冲突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还有中亚地区，主要就是指中亚五国，我们看到这里面事实上一个是民族分裂主义、极端的宗教势力，还有就是恐怖主义，这是对中国一个西部边界，新疆这些地方是个严峻的挑战。另外就是有关石油和天然气的争夺问题也是一个挑战。
既然中国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这四个地区事实上周边的安全环境都面临着挑战，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几个结论，第一，面对这么多的挑战，中国在目前是不可能四面出击的，我想如果用到中国海军的话，台湾、南海、钓鱼岛都可以用到中国的海军，尤其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美国因素，中国不可能四面出击。
另外中国领导也提出中国二十年的战略机制问题，我们也非常要清醒的知道这二十年的战略机制对中国是何等的重要，事实上中国不可能跟世界的大国发生直接的正面的冲突，另外就是跟美国、日本的斗争我想还是用以前的一句老话来说，要有利、有理、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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