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日本政府对战争责任政策进行了调整、转换和再调整，总的趋势是推卸战争责任，拒绝反省和认罪；日本右翼团体和保守派结成右翼保守势力，推动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政策向右调整；而日本大多数民众对日本侵华战争缺乏认识和反省，为日本政府的政策所主导和右翼保守势力的鼓动所左右。于是日本社会出现了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突破《和平宪法》、拒绝对战争受害者赔偿等为侵华战争历史翻案的事态；对此，日本左翼进步力量坚决抵制，曾经深受日本侵略战争之害的中国政府和民众强烈反对。这些事态和影响，汇集成为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这一问题，表面看是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在兴风作浪，而实质是日本政府的大国战略在发挥主导作用，最终解决则取决于日本民众的战争历史认识的改善。
[关键词] 中日关系 历史问题 战争责任政策 日本政府
[作者简介] 吴广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是近年来中日关系的焦点问题，为此中日两国政府一再交涉，学者屡发评论，民众反响强烈，国际舆论称之为困扰中日关系的“死结”。对于这一问题的学术研究，中国学者与日本学者，日本左翼学者与保守派学者，中国学者内部，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关于起因、演变、症结等基本要素更缺乏系统全面的论述；对概念本身也尚无严谨的界定。
本文对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的产生背景、触发点、演变过程、主要表现、症结、发展态势和解决途径等，加以全面解析。
一、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的产生背景和触发点
关于日本对华战争的性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早就判定为侵略战争，并且对日本侵华战争的首要战犯分别以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惯例罪和反人道罪分别判处绞刑和徒刑，日本政府在《旧金山对日和约》中，承诺“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他在日本境内或境外之盟国战罪法庭之判决”[1]。因此，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是国际法庭判定并且日本政府认罪的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
然而，战后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蓄谋翻案，历届保守党内阁都执行战争责任的双重标准，即在国际只承担最小限度的战争责任，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战争受害国尽量少赔偿或不赔偿；在国内则掩盖包括侵华战争在内的对外侵略战争的真相，坚持拒绝承担战争责任的立场。于是，在日本国内，自卫战争还是侵略战争这种围绕战争性质问题的分歧，成了区分“保守党”与“革新党”的分水岭。在这种朝野政治对峙关系下，日本的战争责任和国民自身的加害责任这一最敏感的问题，即使在革新阵营内部也没有被作为迫切要解决的课题，以至于日本社会对日本发动的战争的侵略性和加害性，没有深刻的认识和认真的反省，更谈不上承担战争责任了。
基于这样的战争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政策，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在周恩来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的祝酒词里称：“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中日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2] 将侵华战争造成的数千万中国军民的牺牲和巨大的财产损失轻描淡写地说成是“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当即遭到周恩来总理的驳斥。于是在随后的恢复邦交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有了“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3]的表述。日本的这一表述，并没有明确承认日本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中国政府寄希望于日本的反省落实到行动中，并且主动放弃国家对日本的赔偿要求，以极大的宽容态度来促进中日两国从此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可是，日本在这种含糊其词的“反省”背后，却蕴涵着伺机推卸战争责任，并且为侵华战争历史翻案的用心。
日本这样的战争历史认识及战争责任政策，作为影响中日关系的暗流，一直在涌动。到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的战争历史认识及战争责任问题恶化成为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其触发点就是日本中曾根康弘内阁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所包含的关于日本战争责任政策的调整。
1982年11月中曾根康弘组阁。在日本已经成为经济大国的背景下，中曾根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确定了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的发展目标。他在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上，指斥承认战争的侵略性和加害性的观点为“东京审判战争史观”、“马克思主义战争史观”，呼吁抛弃“自虐性的思潮”。同年，日本文部省审定通过了歪曲、篡改日本对外侵略历史的历史教科书。1985年，作为战后的首相，中曾根首次在8月15日所谓“终战纪念日”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这些举动招致亚洲各国的强烈批评，特别是中国，把首相正式参拜合祀着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当作严重的政治事件，从而触发了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
为了应对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的批评，以及日本左翼进步力量的抵制，中曾根作出了现实主义的姿态。首先是中曾根内阁的官房长官后藤田正晴在1986年8月14日发表谈话称：“去年进行的正式参拜，在因为我国过去的行为而蒙受重大痛苦和损害的近邻各国国民中间引发了批判，认为那是参拜对我国过去的行为负有责任的甲级战犯。”“必须重视国际关系，并适当照顾近邻各国国民的感情”，从而表明不再考虑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了。接着中曾根首相在9月3日举行的共同通讯加盟社编辑局长会议的讲演中说：“合祀甲级战犯，刺激了被侵略一方的国民感情，我认为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4] 这是日本政府首次表明侵略战争的认识，但是所说的“那场战争”是太平洋战争，还是对华战争，并没有明确。
中曾根内阁的这一政策调整，表明了其力图使战争历史认识从属于现实政治需要的目的，即为了日本不仅作为经济大国而且也作为“政治大国”在亚洲地区发挥领导作用，重视过去曾沦为侵略战争牺牲者的亚洲各国对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化存有强烈戒心的现实；为了除去这一障碍，作为手段的所谓“清算”战争责任问题的考虑就产生了。日本保守派政治家作出解决战争责任问题的姿态，是为了日本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而“创造环境”。
日本右翼势力对日本政府有关战争责任政策的调整做出强烈反应，由许多右翼团体组合而成的“保卫日本国民会议”，于1986年推出拥戴天皇为国家元首、歪曲侵略战争历史的《新编日本史》，日本文部省置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的强烈反对于不顾，又审定予以通过，致使日本教科书“改恶”问题继续发展，不仅在日本社会，而且在国际社会也造成重大影响，致使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延续下来。
二、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的演变过程和主要表现
中曾根内阁一方面纵容日本右翼势力在历史问题上的推波助澜，一方面坚持所进行的战争责任政策调整。这一方针基本上被其后的自民党内阁继承了下来，例如海部俊树首相在1991年5月3日访问新加坡时进行政策讲演称：“我国以后要担当更积极的政治角色，应该想到关于过去历史的认识问题。”“今年是太平洋战争开始50周年，我再次回顾本世纪前50年的历史，对我国给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广大人民造成难以忍受的痛苦、悲伤的行为，作严肃的反省。”[5]
1993年自民党在大选中落败而失去执政党的地位，细川护熙出任联合执政党内阁首相。细川护熙作为“革新党”领袖出任首相，对日本的战争责任政策向“左”调整。他在8月23日就职后首次发表的施政演说中表示：“过去，我国的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给很多人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悲伤，为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歉意。” 这次施政演说之所谓“侵略行为”，与他8月10日就职前会见记者时所明言的“侵略战争”相比，已经是后退的表达了。而且，细川首相所说的战争，也没有明确是指太平洋战争，还是指对华战争。关于日本战争责任之关键的赔偿问题，细川内阁也坚持“国家间的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完毕” [6]，仍然沿袭自民党政府历来的方针。羽田孜外相则流露了“说成‘侵略战争’，想也没想过”的表示。因此，当受到自民党、日本遗族会的强烈反对时，细川首相事实上收回了他的“侵略战争”发言，转而使用了“侵略行为”的措词，其有关战争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的政策仍是在自民党政权的延长线上而已。
1994年6月成立了社会党、自民党和先驱新党的联合政权村山富市内阁。在日本战争责任问题上，社会党放弃“侵略战争论”和自民党进而采取“侵略行为论”，使村山内阁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统一了认识。所以在7月1日的首次记者会上，村山首相只是表示“日本造成了那么大的惨祸，有必要充分、虚心地反省自己的责任”，而避开社会党一贯的“侵略战争论”。到了7月18日首次施政演说时，他也特意使用了“侵略行为”的措词。他以1995年日本战败50周年为契机，对于战争责任政策进行了“再向左”的调整：在拒绝承认战争的整体性质为“侵略战争”的前提下，对外明确承认有“侵略行为”，并且对此再三公开表示“反省”；在拒绝亚洲各国受害者的赔偿要求的前提下，采取某种形式的补救措施。基于这一“再向左”的政策调整，村山内阁采取了两项大的举措：其一是促使日本国会通过了《战后五十年国会决议》，即所谓《不战决议》，但是被右翼保守势力搞得含糊不清，诸如“本院在对世界近代史上许许多多殖民地统治和侵略性行为进行回顾时，认识到我国过去进行过的这种行为及给予他国国民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对之表示深刻的反省” [7]之表述，根本没有承认最大的战争暴行??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反省也就是空话；其二成立日本民间组织“为了妇女的亚洲和平国民基金会”，在日本国民中开展募捐活动，用来对二战中被日军强征的“慰安妇”进行非政府赔偿。
村山内阁之后执政的自民党内阁，对日本战争责任政策开始向“右”调整，但是面对中国等受害国政府和民众的反对，表现出犹豫的姿态。1996年7月29日，桥本龙太郎首相打破中曾根内阁“不再考虑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承诺，以首相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但是在次年访华时却又到沈阳的“九一八”纪念馆发表反省战争的谈话，以修补中日关系。1998年组阁的小渊惠三大体完成了中曾根康弘想做而没有完成的“战后政治总决算”的事业，例如被日本部分社会舆论称作“战争法”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容易令人想起战前军国主义时代的《国旗、国歌法案》等，均通过国会审议，成为法律。继任首相森喜朗更露骨地鼓吹战时被日本军国主义利用的“神国史观”。尽管如此，这两届日本内阁在参拜靖国神社等敏感问题上还都持谨慎态度。2001年，小泉纯一郎组阁。4月，日本文部科学省批准歪曲历史和美化侵略的扶桑版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其余七家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也全面“倒退”；8月“终战纪念日”，小泉以首相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为了平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的强烈反对，小泉不得不在10月访华时参观北京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那里发表承认侵略、表示道歉的谈话。
“9.11”事件以后，日本政府将战争责任政策再向“右”调整。2002年4月9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又审定通过了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编的明成社版历史教科书《最新日本史》，而这部教科书就是1986年引起亚洲各国人民强烈反对的原书房版《新编日本史》的改头换面；4月21日，小泉再次公然参拜靖国神社，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9.11”事件导致国际和日本国内形势的剧变，是小泉内阁对战争责任政策再向“右”调整的背景。“9.11”事件之后，美国总统布什以所谓民主、自由为标准，将世界所有国家分为“善”、“恶”两类，实施更加强横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日本经济持续衰退的局面，导致20世纪80年代的民族主义思潮演变为新民族主义思潮，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将中国等受害国及民众受到感情伤害而表达的义愤，引导成日本民众的抵触、厌恶乃至对抗情绪。日本政府乘机在战争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政策上显示出强硬姿态，无视中国等受害国政府和民众的强烈反对而一意孤行。
在对日本战争责任政策再向“右”调整的过程中，逐渐掌控了日本政治中枢的新生代政治家起了关键作用。以小泉纯一郎为代表的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将修改《和平宪法》、重新解释“集体自卫权”、制定“有事法制”、向海外派兵和在“终战纪念日”参拜靖国神社等，作为主要施政目标，追求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的心情更为迫切，从而成为日本政治家保守派的核心力量。在战争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政策上，以新生代政治家为核心的政治家保守派，同学术保守派、媒体保守派、原军人保守派、右翼团体、企业利益集团等势力的政治诉求完全合拍，形成右翼保守势力，共同推动日本社会思潮向着否认侵略战争历史，推卸战争责任的方向发展。
从上述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这一问题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日本对待侵略战争历史及其责任的认识逐渐恶化的产物，主要表现为：日本政府对侵略战争责任的认识与政策进行了调整、转换和再调整，总的趋势是掩盖侵略历史，推卸战争责任，拒绝反省和认罪；日本保守派和右翼团体结成右翼保守势力，推动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政策向右调整；而日本大多数民众对日本侵华战争缺乏认识和反省，为日本政府的政策所主导和右翼保守势力的鼓动所左右，成为其群众基础。日本政府、右翼保守势力和大多数民众互相推动，致使日本社会出现了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突破“和平宪法”、拒绝对战争受害者赔偿等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事态。对此，日本左翼进步力量坚决抵制，曾经深受日本侵略战争之害的中国政府和民众强烈反对。这些事态对中日关系造成重大影响，汇集成为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
三、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的症结
从上述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的触发及演变过程可以看出，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归根结底是日本的战争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问题。日本的战争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问题，既是日本如何认识侵略战争历史并采取相应的方针、政策、战略的本国内政问题；又是日本是否服从国际判决、履行国际条约和遵守中日双边政治文件原则的国家诚信问题；更是涉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和尊严，关乎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影响东亚稳定与和平的国际关系问题。日本的战争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问题，表面看是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在兴风作浪，而实质是日本政府的大国战略在发挥主导作用。日本政府的大国战略的目标，是通过否认侵略战争历史和推卸战争责任，来甩掉战争责任的包袱，以恢复其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地位。
日本政府将中国的崛起作为其实现大国战略目标的主要障碍，因此将遏制中国，以确立其东亚领袖地位，作为其大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采取的策略是通过宣扬“中国威胁论”来掩盖其拒绝对侵华战争反省和认罪，破坏中日双边政治协定的行径，借此来打压中国的威望，压抑中国民众的气节，唤起大和民族自豪感，提升日本的摆脱经济困境的民族凝聚力。所以，日本政府一方面抓住一切时机鼓吹“中国威胁论”，例如，去年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事件发生后，不顾中国警卫依法执行公务，阻止不明身份者擅闯领事馆的事实，在日本大造 “被中国欺负了”的舆论；今年中国成功发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后，在日本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8] 并且削减对华经济援助。一方面参拜靖国神社来推崇“民族英雄”，通过教科书“改恶”来宣扬侵略扩张历史的“业绩”，在钓鱼岛制造事端来显示侵略扩张仅存的“成果”。日本大多数民众的想法：日本全面对华战争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最辉煌的“业绩”，如果承认对华战争的侵略罪行，就等于否定明治维新以来对外扩张的全部“成就”，那么现在日本人得以傲视世界的“优秀传统”也就丧失殆尽。所以颇要面子的日本人，无论如何不愿意承认败在一向瞧不起的中国人手中，宁愿将失败完全归于美国的参战。这一心态，被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所利用，也成为日本政府拒绝承认侵华战争罪行的社会基础。
所以，日本对华战争已经过去58年了，日本历届政府和国会连其性质是侵略战争这一点还没有承认，就更谈不上正式的毫不含糊的道歉了。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政府，没有一个首相，没有一届国会，正式承认当年的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日本政府可以通过公报形式，向韩国、朝鲜正式地毫不含糊地道歉，也可以在政府首脑会谈时，正式向荷兰、英国道歉，却偏偏不向中国正式地毫不含糊地道歉。
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表达了对于战争要反省和道歉，小泉首相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也有反省的表示，但是不仅反省的究竟是不是侵华战争，态度非常暧昧，而且只在这种场合做出表态，故意给人一种非正式的印象，更何况言犹在耳，小泉却又接二连三地跑到供奉着侵华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去顶礼膜拜，怎么让中国人民相信其道歉的诚意呢？小泉首相今年5月31日在圣彼得堡同胡锦涛会谈时，更将日本侵华战争历史表述为“日中有过一段对立的时期”[9]，连一点认错的意思都没有。10月28日，小泉表示，即使不进行日中高层互访，也要坚持参拜靖国神社。[10] 中国政府和民众强烈反对参拜供奉着侵华战犯的靖国神社，而包括首相在内的日本政要偏偏要将其作为民族英雄来参拜，并且要经常化和制度化，成为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的典型写照。
日本通过否认侵略战争历史和推卸战争责任来谋求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地位，尤其是通过遏制中国的崛起以确立其东亚领袖地位的做法，不能不引起曾经深受日本侵华战争之害的中国政府和民众的警觉。
尽管日本政府顾忌日本有侵略战争前科的事实而表示日本不谋求军事大国[11]，但是事实上日本已经成为军事大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加快了军备发展的步伐，特别是国家的军费预算上升至世界第二位，2002年军费更高达405亿美元。日本常备兵力虽然只有24万，但是军官素质高，动员扩编能力大，国民军事意识也非常强，适应战时紧急动员。日本自卫队在常规武器方面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陆军装备的坦克在火力、机动性及自动化程度等方面均列世界各国主战坦克之首；海军“宙斯盾”级驱逐舰装备有世界最先进的“宙斯盾”舰载雷达及导弹系统，反潜、布雷和大型舰艇等军事技术均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空军拥有的高性能战斗机的数量仅次于美国。日本自卫队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兵种齐全、武器装备先进、作战能力较强的军队，其实力已经达到甚至超过英、法、德等大国的水平。据美国战略预测公司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评估：自20世纪90年代日本大力扩充军备以来，日本的常规军力早已亚洲领先，即使在世界上也是位居前列。[12]
按照常理，军备是一个国家的主权问题，其他国家不应该品头论足，只要它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就是他们自己国家的事情。但是，日本是个例外，因为有《和平宪法》的约束；放弃战争包括自卫战争，不保持战争力量即不能拥有武装部队，是《和平宪法》的基本点。《和平宪法》既是日本自己对于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罪责的反省并承担国际制裁的承诺，更是国际社会对日本强制施加的限制性条款。这一条款的修改和取消，则首先需要征得国际社会尤其是受害国及其民众的认可。日本在对当年的破坏和平罪和反人类罪还没有认真的反省和认罪的前提下，在不断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背景下，不断冲破《和平宪法》的束缚，甚至单方面修改《和平宪法》，违背有关国际条约的承诺，扩充军备，不能不引起当年深受日本侵略战争之害的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警觉。
日本要想谋求类似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则缺乏政治大国必备的资质：
（一）在战争责任方面，日本政府推翻对有关国际判决、国际条约的承诺，尤其是违反《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连续参拜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连续批准歪曲历史和美化侵略的历史教科书，坚持拒绝对战争受害者赔偿的方针、坚持突破“和平宪法”扩充军力，显示出推卸战争责任甚至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单边主义的强硬姿态，使日本丧失了政治大国的负责精神；
（二）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严重伤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和尊严，破坏了日本民众同中国、韩国、朝鲜等亚洲邻国人民的沟通和信任，使日本丧失了政治大国的基本信誉；
（三）日本依托日美同盟，扩展军事力量的同时，也使自身受控于美国，美国在日本的4万多驻军和众多的军事基地，将是迫使日本服从美国全球战略的紧箍咒，使日本丧失了政治大国的独立品格。
这些缺失归根结底是日本的战争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问题造成的。
四、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的发展态势及解决途径
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的发展态势，取决于日本的战争历史认识的取向与战争责任政策的抉择。可以预见，日本政府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将借美国单边主义全球战略之势，违背有关国际条约的承诺和中日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推行单边主义，即将参拜靖国神社经常化、制度化，继续批准歪曲战争历史的教科书的出版，拒绝日本法院做出的对中国受害者赔偿的判决，尽快修改“和平宪法”，抛弃“专守防卫”原则，加速发展军力和向海外派兵。日本政府将越来越轻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等外部抵制因素，而注重取得日本大多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于是借助右翼保守势力，在日本社会发起掩盖侵略历史和推卸战争责任的“国民运动”；加上国际和日本社会整体右倾化、左翼进步力量抵制力量减弱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致使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呈恶化的态势。
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的最终解决，取决于日本民众的战争历史认识的改善。然而，当今日本民众的战争历史认识的状况不容乐观。
日本大多数人战争历史认识的主体，是原子弹和大轰炸的恐怖，战死通知，疏散的艰辛，战时和战后的饥荒等受害观念，不了解日本侵华战争历史；或者受“个人生活中心主义思潮”影响，认为日本侵华战争历史与己无关，于是对政府的大国战略取向采取默许或认同的态度。少数人知道侵略战争真相，或者不认帐，仍然坚持固有的军国主义的战争理念；或者不愿意认罪并承担责任，主要是怕赔偿，是“算计主义”在作祟。
日本和德国过去都是二战的罪魁祸首，现在都是美国的盟国，都在积极追求政治大国的地位，争做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却有着截然相反的战争理念，在应对美国对伊战争的态度方面充分表现出来了。德国反对攻伊，直到现在仍然拒绝出钱出兵，不惜为此导致同美国关系的恶化；而日本则迫不及待地突破《和平宪法》，出兵出钱支持对伊战争，并且借机发展军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对于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日本和德国态度迥异。美国自恃国力强大，开始崇尚霍布斯的弱肉强食哲学，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强者才能生存，能挑头搞单边主义才是强者的表现，所以单方面终止1972年美苏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退出京都协议，退出全面禁止核试验协定，不接受国际刑事法庭对美国的制约，直至撇开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反对而对伊动武。日本当年的军国主义思潮和恃强凌弱的武士道精神并没有彻底清除，轻视亚洲其他民族的民族优越感仍在作祟，同美国崇尚的弱肉强食的哲学、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一拍即合。而德国信奉的是康德哲学，认为这个世界应该深深地打上道德的烙印，讲究公平和理性；虽然在二战中走了很严重的错路，但是能够接受惨痛的教训，幡然醒悟。
二是，也是最重要的，德国民众从根本上解决了历史认识问题，树立了正确的战争理念，再也不做既害人又害己的事情，德国人反对美国无理攻打伊拉克的比例一直在70%到80%之间，所以德国总理施罗德竞选连任时就向公众保证德国不会出兵帮助美国“倒萨”。而日本民众从来就没有正视和反省侵华战争罪行，迄今仍然从侵略扩张的历史中挖掘“光荣传统”，将发动侵略战争的战犯标榜为“民族英雄”，借此来寻找摆脱经济困境和恢复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的民族凝聚力，所以日本政府出兵出钱支持对伊战争，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岁月本来是可以医治战争创伤的，但是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偏偏不断地旧帐翻新。中国受害民众迄今不仅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正式的毫不含糊的认罪、道歉和赔偿，而且还不时受到日本参拜靖国神社和历史教科书“改恶”等事件的再次伤害，其失望和愤怒的心态，不亲身考察和感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到的。迄今，中国受害者在日本、中国、美国法院起诉，要求日本政府和有关企业赔偿的诉讼达到30多起，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筹）、细菌战受害者调查会、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联谊会（筹备组）、潘家戴惨案受害者索赔会等也都组织起来，准备讨回公道。
1997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中国青年报》联合主办的《中国青年对日本的认识》大型读者调查，10万份答卷的结果显示：对“‘日本’二字最容易使你想到的”一项，回答之第一位为“南京大屠杀”，达83.9%，对“20世纪日本的代表性人物”一项，回答之第一位为“东条英机”，占28.7% 。[13] 2002年“第一次中日舆论调查”，对于日本形象，在14个可多项选择的答案中，“侵华日军”列第一位，占53.5 %；“日本近代侵略中国，至今没有很好反省”，“担心日本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被调查者对日“不亲近”和“很不亲近”的主要理由；“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对于中国劳工和‘慰安妇’等战争遗留问题，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都应谢罪和赔偿”，是大多数被调查者的强烈呼声；“显而易见，历史问题成为影响中国公民对日感情的最重要的因素”。[14]
可见，中日两国间的战争状态已经通过签订条约的形式来结束，两国民众的心中的战争状态，即中国受害民众的战争心理伤害和日本民众的拒不反省认罪，却会长期存留而难以消除。同时应该看到，日本左翼进步力量也希望日本恢复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地位，但是认为应该采取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路线，即日本正视侵略历史，承担战争责任，求得受害国民众的宽宥，从而卸下历史认识问题的深重包袱，与邻国携手并进。许多有良知的日本人士已经付诸行动，在寻求中日两国“化干戈为玉帛”的途径。
日本秋田大学教授山田正行多次不远万里地来到中国大西南的滇西，进行当地日本侵华战争受害民众的心理历史考察。他的考察结果，从加害者的犯罪心理与受害者的战争体验两个方面，展示了日本侵华战争的野蛮和罪恶与中国受害民众的无辜和悲惨，指出：“这些一个个悲惨的战争体验，集合成为战争历史认识，至今仍然深藏在当地民众的心中。”[15]
茨城大学名誉教授荒井信一创办了“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挖掘并公布了大量的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证，以此来敦促日本政府正视并反省侵略罪行；立正大学讲师?义文创办了“日本21世纪儿童教育全国网络”，抵制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教科书的行径，促使日本青少年认识日本侵华战争历史；评论家津田道夫在其主办的《人权与教育》杂志上开辟专栏，探讨当年日本民众狂热支持侵华战争的责任，促使日本民众正视并反省侵华战争的历史；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重视“历史的科学性”，彻底收集资料，发现事实，并据此批驳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谬论；日本工薪阶层的小野贤二，找到了侵华日军山田支队第六十五联队的战友名单，经过长达８年的与名单中几乎全部人员的各种接触取证，获取证言200件、阵地日记24册，证明该部队将大约20000名中国军俘虏全部被屠杀[16]；“中国人战争受害索赔律师团”等律师团体，在法律、财力和精神等方面提供援助，使中国战争受害者得以向日本法院提起对日索赔诉讼；日本法律界组织了“准备战后补偿立法律师之会”等团体，敦促日本政府和加害企业共同设置基金，敦促日本国会确立“战后补偿法案”，彻底解决对各国战争受害者的赔偿问题[17]；等等。
日本京都女子大学教授野田正彰公布了对原侵华日军官兵战争心理的考察报告，介绍了杀害众多中国人而没有任何罪恶感的9名原侵华日军官兵，当了解到受害的中国民众的无辜和悲惨之后，幡然悔悟，低头认罪，并且要在有生之年将自己的罪恶经历讲给子孙后代，让更多的日本民众了解自己是如何“由人变成鬼，又由鬼变成人”的。[18]
加害者只有体会到受害者的心理伤害，才能真正认识自己的罪责，这可以称作“换位认识”。我们要通过日本左翼进步力量做日本人民的工作，要通过经贸合作关系的加强来影响日本企业界人士，要通过文化、体育等全方位的交流来促进中日民间的沟通和了解。在促进中日民间沟通的过程中，可以提倡“换位认识”，让日本人了解中国民众的受害，中国人民也要了解日本民众的受害，同时要求他们反省加害者的责任。为此，中、日、韩三国学术团体建立了“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机制，并且正在共同编撰历史读本《东亚的历史》，以促进三国民众有关历史事实与“感情记忆”的相互沟通和理解。
“解铃还须系铃人。”只要日本政府有关战争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政策改弦更张，对侵华战争反省并认罪，求得中国人民的宽宥，中日关系的这个“死结”就可以化解。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的解决标准是：
一、日本政府恪守对侵华战争认罪并认罚的有关国际判决、国际条约，遵循《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将正视和反省侵华战争历史作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处理现实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通过国家立法形式，妥善处理战争受害者赔偿、钓鱼岛争端等战争遗留问题；
二、日本民众认识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史实及罪恶性质，尤其是青年学生要了解日本侵华历史，遏止参拜战争罪犯等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行径；
三、中日民众双方“换位认识”，互相了解对方想法并交流沟通，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促进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大潮流，沟通与和解是中日关系的主旋律，协作与互利是中日两国的共同追求。经过中日两国有识之士尤其是广大民众的共同努力，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必定会作为中日和平友好乐章的一个杂音而休止。（吴广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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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页。
[2]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第105页。
[3]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第110页。
[4] 日本《每日新闻》，1986年9月4日。
[5] 日本《朝日新闻》，1991年5月4日。
[6] 日本《朝日新闻》，1993年8月20日。
[7]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第924页。
[8] 《日本要制裁中国发射飞船？》，新加坡《联合早报》，2003年10月31日。
[9] 《胡锦涛会见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中新社圣彼得堡2003年5月31日电。
[10] 《小泉表示不会在今年内访华，将继续参拜靖国神社》，中新社10月28日电。
[11] 2002年11月28日，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在北京和平宾馆举行报告会“建立更加开朗的日中关系??30年的回顾与展望”上的讲演称：“日本接受历史教训，绝不做军事大国。”笔者与会并有记录。
[12] 《日本军事实力世界一流，小泉参拜背后的野心》，东方网 2002年4月25日。
[13]《中国青年对日本的认识》大型读者调查，载《中国青年报》1997年2月15日。
[14] 蒋立峰：《中国民众对日本很少有亲近感》，载《日本学刊》，2002年6期，第1--18页。
[15] [日]山田正行著：《个人体验和战争??中国云南滇西地区战争受害心理历史的研究》，鹿沼：青豆出版会，2002年5月出版，第138页。
[16] 参见[日]小野贤二：《记录南京大屠杀皇军士兵??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的阵地日记》，东京：大月书店，1996年版。
[17] 参见日本实现战后补偿运动编：《关于战后补偿法案的思考??为了实现个人补偿》，未公开出版的资料。
[18] 参见[日]野田正彰：《战争罪责》，东京：岩波书店，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