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日本版2003年3月13日讯:昨天上午12日10:00-12:00,日本东洋学园大学朱建荣教授做客中日论坛,就“新国际形势下的中日关系”与网友交流。现将交流内容整理如下,与大家共享。

朱建荣:大家好!一年半以前,首次到强国论坛做客,有幸再次与大家见面。这期间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要求我们对中日关系做新的更深层次的思考。很希望今天与大家做坦诚的、深入的交流。

凌子:嘉宾你好,请你作个自我介绍好吗?
朱建荣:我从华东师大毕业后,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86年去日本,在大学任教。专业是国际关系包括中日关系。现在正在思考的问题是如何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亚太合作的角度去把握和促进中日关系。  

啤酒凉菜:朱教授,这里有很多留学日本的中国人,你要不要先对他们说些什么?
朱建荣:在日本留学过的中国朋友,可能对日本有更多的了解,我想对于中日关系也会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希望我们一起来对中日关系进行探讨,并思考走出中日关系怪圈的可能性。

学寒:朱教授,您能从深层次谈谈日本对历史进行歪曲的根源吗?
朱建荣:台湾《中国时报》的副总编徐宗懋,从政治文化学的角度对这个问题提出过看法。日本在历史上只有过近代这一段与列强并肩的时代。德国可以彻底否定侵略战争的那段历史,因为这无损于德国历史上的辉煌,但是日本如果没有这一段与列强并肩的历史,那么它就不再有真正的作为世界历史主角之一的过去,这可能是日本右派的心理背景。不过,我想大部分日本国民还是对侵略战争进行了反省,也是不愿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

啤酒凉菜:朱教授,你认为是民族情感重要还是国家利益重要?上次看了一篇文章,说我国现在最大的威胁不是日本,而是美国,我们需要联合日本,阻击美国,而中国和日本的合作,是美国最不愿看到的。现在想想,作为一个中国人,真是很为难……
朱建荣:在一个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保卫这个民族当然是首要大事。但是,当这个国家找到了一条走向富强的道路、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防止唯一的超级大国把矛头对准中国,这将成为首要考虑,这个意义上说现在对中国来说,国家利益更重要。
我们过去对日本的威胁看得很重,对历史问题也放在很重的地位,是不是有着把日本作为主要对手的心理。所以,“宁失千金,也要争这口气”,但中国现在有了比“争一口气”更高的目标。在一个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保卫这个民族当然是首要大事。但是,当这个国家找到了一条走向富强的道路、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防止唯一的超级大国把矛头对准中国,这将成为首要考虑,这个意义上说现在对中国来说,国家利益更重要。  

学寒:朱教授,您对日本的经济改革乃至其经济复苏有信心吗?
朱建荣:对日本经济的现状应该有两方面的评估。首先,它的产业、技术和科研并没有停止。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继续增长,近三年连续获得四个诺贝尔奖。中国经济在整体实力上与日本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要清醒的、冷静的认识这种差距,扎扎实实地再埋头发展二三十年,才谈得上真正赶上日本。
另一方面,日本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遇到了很大麻烦。在处理坏帐、提高农业竞争力等各方面没有及时果断地提出对策,政府在指导经济改革上也未能把握主导权。这导致失业率上升,地价下跌。现在日本经济的主要问题在于国民情绪波动,政府对策一筹莫展。最近小泉首相从他当选时立志改革的决心大大后退,把经济政策目标放在就事论事的的对应上。这可能使经济复苏需要更长的时间。  

米酒一:朱教授,你能讲讲你说的中日关系的怪圈是什么?
朱建荣:中日关系在近代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这在中国人民心里刻下了深深的伤痕。日本在战后又没能在解决和反省历史问题上,做得更彻底、大度一些。现在中日关系的怪圈在于历史问题极大地影响着当前甚至今后的关系走向。
除了历史问题,是不是双方的心理上也有一些制约因素?中日两国都有自负为亚洲大国的一面,同时又有惧怕担心对方的一面。日本怕中国强大了以后压制日本,中国则担心日本重走老路。但实际上,这两种可能性都很小。中国对越南在处理双边关系上更有一些大国的情怀,该打时打,但是在构筑与东南亚的新型关系的新思维下,我们解决了与越南的陆上边界问题,去年11月的东盟“10+3”会议上朱总理宣布免除对越南的债务。过去我们抓住日本不放有它的道理,但是现在我们有了更广阔的视野,是不是需要更主动地去考虑走出中日关系的怪圈?

学寒: 朱教授,日本的军费很高,本坛有位所谓的律师声称日本的军费大部分是用来发工资,您对此能稍微谈谈吗?
朱建荣:这也是事实。日本的军备在技术上是世界一流的,不过在规模上不足于发动一场对外战争

火焰山777:朱教授你好,战后对日本诉讼第一案胜诉 中国劳工索获赔偿,每人只1.6万元,你认为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吗?  
朱建荣:我觉得这是一小步的前进。这一诉讼案以及王选所进行的关于细菌战的诉讼,给我们两个启示。一是要用法律程序来斗争,二是要团结更多的日本友人来共同推进。这一点上王选等朋友做得很好。  

火焰山777:朱教授,你在日本研究传授那一门专业?
朱建荣:我在日本教授国际关系、中国现代史和中日文化比较。这只占我工作的三分之一。另外的三分之一是著书立说,另外三分之一是演讲和在舆论界发表看法。

学寒:朱教授,您在日本生活了15年,请问您现在归化了吗?
朱建荣:我在日本已经生活了17年,但仍然持中国护照。

学寒:朱教授,您认为日本不会重走老路的证据是什么呢?日本的地理资源等问题导致日本未来真的不会重走老路吗?  
朱建荣:这要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去思考。日本的地理资源等受到很大制约,日本国民绝大多数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另一方面国际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日本周围的国家太弱,列强奉行弱肉强食的政策。现在包括美国、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都不希望在本地区再出现一个侵略性的国家。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一体化,也使得一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减少。  

学寒:朱教授,关于马立诚的论点,您有何感想,可以谈谈吗?  
朱建荣:我觉得马立诚对日本的评价基本上是客观的,对国内的有关思维的针砭也是引人深思的。他的论文比较可取的地方,是应该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去推进中日友好关系。
他认为历史问题已经解决,这可能过于理想化了一点。不可否认日本已经做了不少努力,但是正视双方的分歧,面对中国人民的心理现实也是需要的。我觉得历史问题可以继续争论,但是使历史问题可控化,让两国关系更加全面的发展,这对两国都有利,尤其对于树立了今后二十年、五十年的宏伟战略的中国来说尤其重要。
  
乐尔乐: 朱教授,您认为在台湾问题上日本的战略取向是什么?  
朱建荣:日本不少右派内心不愿意看到中国统一,也有些人在背后怂恿台独,但大部分日本人民现在是不愿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对立的,日本政府也承诺不支持台独。这就可以了。关键在于我们怎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怎么争取台湾的民心。我们怎么做比外部怎么看更为重要。  

啤酒凉菜:处理好日本的关系重要还是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重要?  
朱建荣:我认为两者都重要。与日本的经济合作,对中国的现代化非常重要;与日本的政治外交合作,对中国维护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防止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建立对华包围圈有决定性意义;与日本搞好关系,是包抄了台独势力的后院;与日本人民的相互信赖合作关系,将有利于亚洲经济圈、亚洲共同体的建立。反过来呢?香港学者陈文鸿写道,中日交恶、只有美国高兴,日本右派高兴,台独高兴。
与美国的关系,也许更加重要。但它的意义更主要是防止美国遏制一个快速发展中的中国。我介绍一位北京学者即将发表的一篇关于中美和中日关系的论文里的观点:“近两三年来,尤其是‘9?11’事件以来,美国的巨大力量优势和在世界政治中的霸权态势达到了可称史无前例的地步,它对中国真正崛起的戒备,它阻滞中国具备强国的军事力量和国际政治影响的倾向,也发展到了可称前所未有的程度”。  

火焰山777:你都写了什么书?有机会我买来拜读?  
朱建荣:八十年代末我写了一本题为《升龙的奥秘??南朝鲜面面观》,这是我在中韩建交以前去韩国实地考察后写的第一本专著,中文,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非常抱歉的告诉你,以后我写的书都是日文的。主要有《毛泽东的朝鲜战争》、《毛泽东的越南战争》、《中国走向2020年之路》、《中国??第三次革命》。以前有一本《朱熔基的中国改革》,有台湾版和韩国版。  

午茶:对于日本来说,支持美国打伊拉克的国家利益究竟是什么?能否分析一下?  
朱建荣:80%的日本老百姓不赞成打伊拉克,但日本政府是世界少数的几个明确支持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国家之一。据日本官员私下解释,这是因为今后万一在朝鲜半岛发生战争,日本受到攻击,德、法等国不会来支援日本,只有依赖美国。日本也希望通过支持美国打伊拉克来换取美国对日本的一些内外政策的支持。  

沧海半栗:如果中日交恶,先不说谁高兴,只是起源在日本时,咱怎么办?我不认为中国会主动与日本交  
朱建荣:如果问题起源于日本,该批评的还是要批评。但同时要注意的是,不应该影响与日本的正常的、全面的关系。事实上好多问题是一小部分日本右派挑起的。但在中国树立了面向世界的更大目标之后,我们应该从更高层次去把握和推动中日关系,也适当考虑日本因为经济徘徊而出现的一种内向、保守情绪。以我为主地去对应,而不是被对方牵着走。

一己:如何评价中国对日政策?  
朱建荣:我觉得中国的对日政策现在越来越务实,也有宏观的考虑。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大国,它的长处在于有宽广的胸怀,外交上有大手笔。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戴季陶先生所著《日本论》把中国有而日本没有的东西归纳为十六个字:“长江大河,平原广漠,万里无云,一泻千里。”这在当时是对军国主义甚嚣尘上的日本的一种规劝,现在来说是我们外交的一大资源。
中国还擅长于在和平环境下的发展。宋代以后中国更加重视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确立了在当时世界的地位。后来走了一段弯路,因为封建体制登峰造极,所以近代转弯落在了日本后面。但跌落了一百年以后,毛泽东重建了独立的中国,邓小平重起经济发展之路,今天的中国开始找到了重整雄风的心态。我们是否应该多些远瞩、多些忍耐、多些自省、多些胸怀?  

学寒:朱教授,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日本大部分当权者是右派、左派或是中立?
朱建荣: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当然不能期待它的当权者是左派。但左右日本外交政策的最终是日本的国家利益。目前,日本感到中国发展的威胁大一点,但过一段时间会想的更明白一些,中日友好合作对日本的外交长远利益是有利的。

雨溪晴:谁是中国的敌人?  
朱建荣:我认为,今后中国不希望有敌人,也要设法避免让别国把中国当做敌人。但是,我们又需要冷静思考。中国经济实力的急剧上升,意味着所有周边国家地位的相对下降。没有一个国家内心会喜欢这样一种格局的变化。中国的首要任务还是防止外面的这种担忧、威胁论,合力成为遏制中国的联盟。因此,在东南亚主动推进自由贸易区,在北面稳住俄国,在西南面处理好与印、巴两国的关系,在东面与韩国加深相互理解,防止北朝鲜难民问题以及核问题成为阻碍中国外交和地区稳定的因素。另外,最重要的外交对象之一是日本。
日本对中国的发展有忧虑,也有可以理解的侧面。我们需要让日本和其他周边国家认识到中国发展以后是和平、稳定的力量,而不会威胁别国。要让这些国家认识到共同发展的必要性。要让日本感到与中国的合作在经济、政治各方面对它也有利。如果东亚建立起了一个类似欧盟的合作机制,任何国家想把中国作为敌人也不再可能。当然,美好的前景需要有冷静的现实思考、外交上的大调整,需要我们做出长期的扎实的努力。  

朱建荣:能够和各位网友再次进行坦率、深入的讨论,对我自己的思路也有启发。愿大家一起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对中日关系做更多新的探讨。使中日关系对双方有利,对中国的未来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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