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苏军集体缴械投降的日本汽车部队
1945年8月19日，在长春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正式向苏军宣布缴械投降。
骄狂的日本军人的“武威”，在1945年8月那个多雨的时节终于变成垂头耷脑的缴械。伴随着苏联红军坦克、飞机轰鸣和中国民众奋起的呼声，在东北土地上存在了40年之久的关东军宣告投降。
-昔日“皇军之花”战败前已变为“凄惨的稻草人兵团”
在中国政府管辖的土地上，外国军队竟能长久“驻屯”并任意欺凌当地官民，是近代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有现象。关东军在满洲建立及其发动事变“反客为主”，更显示其严重恶果。
1904年日本对俄开战侵入中国南满，翌年击败俄军后双方签订停战撤军协定。日军却以“护路”为名留下一个师团多的部队，长年驻扎在旅顺至长春的铁路沿线，还于1919年建立了“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军在铁路沿线的属地，中国东北军不得进入，成为“国中之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日军正是从南满铁路属地冲出，一天内便占领沈阳、长春、辽阳等城市。随后，关东军又成为日本建立伪“满洲国”并进行统治的主要工具。
在20世纪30年代，关东军实权人物长期是天皇信任的“宫廷党羽集团”要角，其参谋长中还出了两名战时首相──东条英机、小矶国昭。陆军最精锐的第一、第二、第四等师团，也长期配备于关东军，日军装甲兵最盛时的三个坦克师团中也有两个隶属其内。关东军在“七七事变”前几年保持在10万人上下，1941年鼎盛时扩充为85万人，战败前夕还有75万人。
1942年以后日本战况恶化，关东军基干部队相继被调到其他战场。至1945年夏季，下属的24个师团竟有20个师团刚组建几个月。兵员除二次入伍的逾龄者和新兵外，被认为是“二等国民”过去无当兵资格的朝鲜人也被作为“兵补”。此刻刚接任司令官的山田乙三大将到各军视察检阅部队，惊讶地发现许多炮兵联队只有徒手兵列队，原来除了难移动的要塞炮，其他火炮大都被调到太平洋战场和本土。
关东军最后唯一的“新奇武器”，便是七三一部队的细菌。然而这种生物武器的特点决定了应撒布于敌人深远后方，关东军此刻也没有了可向苏联纵深实施大量细菌投放的空中力量。可以说，中国的持久抗战和太平洋战争，已经把关东军熬到接近灯枯油尽的地步。
-苏联十天内打败关东军的“远东战役”
近乎一场战斗不多的强行军
当时日本虽大势已去，却寄希望于苏联保持中立并出面调停“休战”，条件是将南库页岛和北满权益让给苏联，日本“保存皇土”(二次大战前的领土)和“维护国体”(天皇制)。哪知斯大林早与美英达成雅尔塔协定，确定结束对德战争三月后便对日开战。
1945年8月8日晚(亚洲东部时间已到8月9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向日本大使递交了宣战书。此刻集结了150万重兵的苏远东军已利用夜幕掩护在边境展开，天亮前便向满洲、朝鲜北部和库页岛南部同时展开了进攻。在5500辆坦克(含自行火炮)的掩护下，乘着近10万辆美制卡车的苏军在辽阔东北大地多方向开进，头顶上有3000多架飞机掩护。在烟尘滚滚、马达轰鸣的地空协同交响曲中，苏军的远东战役成为其现代化闪击战最典型的样板，在内蒙古方向突击的装甲集群6天内便开进了600公里而到达吉林西部。基本由步兵构成的日军除了少数依托永备工事顽抗外，其余大都望风而溃而无法招架。
关东军总司令部在开战第三天便由长春撤到通化的山中，准备放弃北满，所属各部队陷入一片混乱。当时的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也说，关东军再打下去连两个月也坚持不了。
苏联出兵，使日本最后失去“媾和”希望，天皇裕仁从美国得到不追究他战争责任并保存国体的许诺后(由此而论日本投降并非完全无条件)，于8月15日令电台播放了“终战诏书”录音。关东军总司令部得到收听通知后，匆匆从通化回到长春的办公大楼。官兵们立正恭听从来未闻的“御音”，现场之寂静，连眼泪掉在地下的声音都能听到。听完广播，那些长期骄横并有“下克上”越权传统的参谋军官虽一时惊得呆若木鸡，回过神来马上又声嘶力竭地叫喊着要“继续抗战”，经一天多争吵，到17日凌晨山田司令官才裁决“奉戴圣旨”。
天皇的诏书只称“接受”波茨坦宣言(宣言内容要其投降，普通日本人却不知)，通篇无“投降”字样，于是关东军总司令部下达的命令也只要求与苏军“停战谈判”。当时前线部队多按自我理解行事，有的缴械，有的仍继续抵抗并要求谈判。明明战败，却一直称为“终战”；投降缴械，又被说成“庄严地放下武器”。日本当权者为了保全面子，一直玩这种文字游戏。这不仅在投降时拖延时间多死了不少人，且为战后不服输留下伏笔。
-苏联军使进入总司令部大楼
才使日军放弃谈判要求接受投降
日本天皇“八一五”讲话后，除蒋介石让在华日军继续持械“维持秩序”而不得向共产党缴枪外，其他盟军都命令日军立即放下武器，根本不同投降者进行什么“停战谈判”。苏联远东军在继续向当面日军进攻时，又派出军事使节直飞长春要求关东军无条件缴械。
8月19日中午，阿尔捷缅科上校率5名军官、6名士兵组成的军使团，在9架歼击机护航下到达长春机场降落。在场的浅田大佐陪苏军代表乘车驶往关东军总司令部，并直接进入山田司令官正在主持会议的办公室。面对“单刀赴会”式的苏军代表，山田大将借口部下可能采取自由行动来进行恫吓，然后要求进行“停战谈判”，得到的回答却是只有投降而不能讨价还价。这时，又一批苏联空降兵在长春机场着陆，山田乙三眼见不可能再讲条件，只好站起身向苏军代表交出了象征指挥权的军刀，宣布关东军投降，自己和下属都成为苏军的俘虏。
横行东北40年的关东军，就此宣告最后覆没。至于其总司令部的结局，还存有一个小尾巴。8月19日之后，苏军鉴于关东军部队有些仍在抵抗，有的还失去了联络，便暂时保留了其总司令部的原班人马，让其继续下达贯彻投降命令，只是派官兵监管其通信联络。
9月5日，苏军见东北日军已完全缴械，便将关东军总司令部全体军官召到大厅里。在“波波莎”轮盘枪的枪口之下，苏联兵推搡着他们排好队，令其挨个过来解下系着手枪和军刀的腰带放到桌上，山田等头目则沮丧地坐在前面的椅子上观看。佐级和尉级军官们都与士兵一起被送往西伯利亚做苦役。日本将级军官还受点优待，被集体押到伯力战俘管理所，与伪满皇帝溥仪等同住。当时也有部分关东军被中方收容，一批战犯又被苏联转交新中国。在苏劳动的日本普通战俘于1949年被遣返，山田等因指挥侵略和细菌战争罪而被苏联判刑者，也在1956年与中国释放日本战犯的同时被减刑送回国。
最后值得写上一笔的是，关东军战犯、战俘得到新中国宽大和教育改造后回国者，绝大多数站到反战和争取进步的立场上。在西伯利亚遭受苦役惩罚的近50万战俘，回国后则多半积极反苏反共。笔者多次访日时，所遇到的从中国遣返的关东军老兵，一般都称赞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主张中日世代友好，而从苏联返回者则态度相反。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1956年中国特赦大批日本战犯时，周恩来总理曾解释说，现在广大群众对此可能不理解，可是再过几年、几十年就会看出效果。能否化腐朽为神奇，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从中苏两国对待关东军俘虏不同的政策上，又能看出截然不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