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记忆，我们的痛--审视中日关系的另类视角 -918爱国网

20世纪已然翻过，距离日本关东军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已快70年了，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对于那一段历史本应有一个大致的了结，不让上个世纪的历史阴影遮蔽新世纪的晴空。但在半个多世纪的等待中，两国民间对立情绪的暗流持续涌动，两国关系也一直随着新伤与旧创起伏不定。
　　一种天朝对藩属式的慈爱和俯视情结，一直在妨碍我们正确审视现实中的日本。这种情结使我们对日本的友好忏悔一直怀着期待，但又碍于情面，不得不以一种宽恕的姿态，期待日本人主动把头低下来。但日本人却不顾我们的情面，沉默至今。在漫长的等待所堆积的烦躁中，我们的脸上终于挂不住了。
　　同样，日本人也对中日两国的现状不满。按日本人中西辉政的说法，现在的日本对于中国来说是“打鼠棒下的鼹鼠一角”，中国已不能成为“朋友”了，“日中友好关系只不过是外务省的公式化立场”（这一语道破了日本在中日关系上的真正立场和态度）。日本人似乎难以接受：为什么中国人“老是揪住历史不放”？在从“教科书”到“参拜靖国神社”等“日本的国内问题”上“横加干涉”？
　　日本政府的“言辞政治”
　　1998底江泽民主席访日前夕，日本主流媒体《日本经济新闻》和《朝日新闻》曾披露：日本政府将在江主席访日期间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中第一次明确表示向中国人民谢罪。然而，日本政府尽管在联合声明中承认了对中国的“侵略”，却拒绝写上“道歉”二字。
　　对照1972年9 月29日中日两国签署的《联合声明》中“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和1998年11月26日发表的《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可以看出，即便是把在历史上早无争议的“侵略”二字明明白白写进两国正式的宣言，也是如此漫长而艰难。
　　2000年12月21日的《朝日新闻》曾发表过一篇题为《以“历史记忆”获得信赖》的文章，指出日本应学德国下跪谢罪，以获取亚洲各国的信赖，从而掌握外交主动。但日本人究竟是怎么回应历史的呢？2000年1月13日，日本极右势力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举行“20世纪的最大谎言--彻底验证‘南京大屠杀’”的集会，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而日本政府却保持一种不能干涉“言论自由”的不理不睬的暧昧态度。
　　在对待战争历史的问题上，我们愤愤不平的是：日本人为什么至今不道歉？而另一方面，日本人又在抱怨中国为何始终捏着这个问题不放，如此注重表示歉意的词语和方式。在2000年11月14日的一次午餐会上，日本驻香港总领事梅津至就香港立法会不久前提出并通过的一项有关日本在侵华期间问题的动议，发表演讲说：“很可惜，尽管日本诚恳地为过往的侵略感到遗憾，一次又一次清楚地衷心致歉，但（中方）注意力仍被放在道歉的形式和字眼上，毫不理会日本民众的感情。令人不禁质疑：过度的执著是否只会损害到日本人民对其最重要近邻的满腔好意呢？”
　　如果日本人真有发自内心的歉疚，还会去琢磨道歉的形式和字眼么？其实，更在乎这些“形式和字眼”的反倒是日本人自己。2000年3月小渊惠三政府公布的日本面向21世纪的纲领性文件《21世纪日本的构想》声称“日本人不善于演说”，还专门用一小节论述要“加强言辞政治（WordPolitics）”，认为“政治家在语言表达能力方面也应该具有竞争力，否则难以处理好言辞政治的国际关系”。
　　近年来，几乎每一届日本内阁总有人在历史问题上“妄言”、“失言”，恐怕已不能算作偶然事件，而是某些人故意以政治上“剖腹”似的牺牲来曲折地表达他们内心的真实声音。现在，日本右翼学者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美化侵略战争、否定战争责任的历史教科书竟然通过了文部科学省的所谓“严格”审定，而堂而皇之放进中学课堂。日本政府既然敢在亚洲各国普遍关注的“教科书”问题上一意孤行，那么他们肯定对亚洲各国可以预料的愤怒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在此问题上，不论日本政府是迫于压力还是有意为之，都凸现出右翼势力在日本政坛巨大的影响力。也许日本政府正是在国内这一趋势下不得不加强“言辞政治”，来应对国际社会的愤怒和谴责。与其说是提高表达的能力，不如说是提高敷衍的能力。与其说日本人不善言辞，不如说不爱说“道歉”。
　　民意的陷阱
　　日本人是否对那段罪恶历史做出忏悔和道歉，是中日关系中最难解开的“结”。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双方还未真正找到一个共同面对未来的着眼点--这无异是历史悲剧在现实中的续写。
　　今天我们提倡中日两国人民尤其是青年进行交流和对话，这确是着眼未来、消除隔阂的好办法。但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越来越壮大、活动越来越猖獗的态势，日本国内一系列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战争和战犯的越来越露骨的举动，实际上使这种对话和交流失去了和谐的气氛，只能停留于形式的层面。
　　记得1999年4 月，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分两期开展过对日本侵华历史认识的讨论，题为《战争的记忆》。当时参加讨论的有在日本颇受非议的日本老兵东史郎，中国观众以及一些在华的日本留学生。节目的初衷大概是想通过战争亲历者的叙述，让对那场战争没有切肤之痛的中日青年进行对话、交流，以期对历史形成更深刻和统一的认识。但出人意料的是，日本留学生水谷尚子在中国观众前带有挑衅性的发言几乎使整个节目陷入了难堪的境地，尽管不是直播，但从公开播放出来的节目看，肯定剪去了一些更具火药味的内容。不久后日本新闻媒体还对该节目进行了报道，只不过在他们的眼中，中国人众口一词的谴责似乎使日本人受到了伤害，并认为该节目是中国政府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炮制出来的。
　　我们仍在以最大的耐心寄望于日本公众的良知。德国人自己在反思“二战”罪孽时曾说：每一个德国人都是有罪的。我们能在今天的日本民众中找寻到道义的支点么？今天的日本人不但不能与我们一样对日本侵华所犯下的罪孽怀有共同的义愤，甚至没有了大江健三郎所谓的“暧昧”，他们已开始明目张胆地美化那一段历史。1998年5月，日本人拍摄的创最高票房记录的电影《自尊──命运的瞬间》，赤裸裸地将战争的罪魁美化得何其悲壮。
　　这些年来，不断有极右分子进入日本内阁，怀有浓厚“军国主义情结”的石原慎太郎当选为东京都知事，这些事情本身就说明他们有广泛的民众基础。仅东史郎事件，足够使我们警醒：为什么一个历史的亲历者因为站出来讲了些历史真相，就在日本国内像叛国者一样被推到审判席上，以至于还要跑到中国来寻求支持？这还不足以证明日本国内对待历史的主流观点吗？可以说，每一个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的死去，就意味一份巨大罪恶的湮没。从今天日本人对待历史的态度看，难以想像，当这段历史荒芜得没有一个幸存者和见证人的时候，日本人将会以怎样的笔法来描摹。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一提到“日本人”，很自然想到的就是当年在中国土地上烧杀抢掠的“日本鬼子”，很容易将日本人先辈身上的邪恶与卑劣加诸今天的日本人身上。日本人常常抱怨中国媒体妖魔化日本，但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的罪恶行径所导致的大和民族国际形象。如果要今天的日本人来承担其前辈们犯下的罪孽，那是不公平的。
　　我们不能用历史上的日本人来简单地对照今天的日本人。但对于那些践踏人类尊严的罪恶行径，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应有一种共同的愤怒之情。
　　然而中国人对那段历史的“唠叨”，在当今许多日本人心目中形成了这样的印象：中国人之所以念念不忘“南京大屠杀”之类的惨痛历史，并不是因为历史本身，而是企图将那一段历史当成一个遏制日本的紧箍咒，时时挂在嘴边来为现实捞取实惠和好处。
　　我们民族的痛苦和耻辱反倒就成了作恶者捏拿的把柄。似乎我们对于民族所遭受的苦难和耻辱只能忘却和漠视，同时还要不断地声明：对于历史，我不介意！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日本人的友好。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在日本投降50周年的讲话中有一句誓言：“信义就是我施政的根本。”我们的困惑和愤怒在于：如果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都无勇气做出正确的评价，有何信义可言？我们又怎能相信他对未来的承诺？
　　新荒诞剧：《等待忏悔》
　　我们等待日本人主动解开历史之“结”已半个多世纪了，这种等待已经变成了一出类似《等待戈多》的荒诞剧。
　　一个民族的苦难历程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但对这笔财富，我们除了耿耿于怀日本人至今没有道歉和忏悔之外，还做了什么？我们不能仅仅用日本人眼中的所谓“历史牌”去让另外一个民族对自己刮目相看。能否让他们仰视的是看我们以什么样的姿态站立。我们应做的倒是该反思一下日本人为什么看不起我们？真正告慰先辈的不是看作恶者是否跪着，而是看我们这些后来者是否真正有尊严地活着。
　　中日关系有着历史的恩怨与现实的利益之间的矛盾，使得本就底气不足的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过于敏感和犹豫。而日本人却逐渐恢复了近现代历史上惯有的对我们的傲慢，这种傲慢源于历史--近代中国的虚弱；恃于现实──当今美国的庇护和自身经济的强大。我们总是过分表露友好交往的愿望。我们似乎太需要日本人的友好了。这使得中日关系之弦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尤其是一些右翼势力的手中，一旦他们哪怕是“恶作剧式”的大放厥词或信口雌黄，都可能将两国关系挑拨得一起一伏，我们的舆论也不得不义愤一番。从而使这块本该是日本人“最柔软处”的“历史牌”成了中国人的“最柔弱处”。
　　要摆脱这种倒置的状态，受害者自身必须强大。只有正义强大了，邪恶才会被震慑。
　　的确，日本是我国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还有巨额的贷款和援华项目，从这方面讲，中日关系对我国具有特殊的意义。但我们在考虑这些因素的同时，也应看到充斥中国市场的日本货。良性的贸易往来是互惠的，有利于双方的，甚至是更有利于日本的。
　　中国尚没有强大到日本人不得不忏悔的程度。对于大和民族，我们甚至失却了我们民族曾有过的令他们膺服的“精”、“气”、“神”（我们那些强烈渴望日本人忏悔和道歉以寻求心灵慰藉的举动，是我们现在底气不足，还是源于我们民族内心在近现代苦难历史中形成的潜在的自卑？），自然他们只会对我们侧目而视了。这恐怕也是日本为什么不那么爽快地道歉和真诚地忏悔的主要原因。但日本人的这种态度，正好成为我们今天检测我们站立姿态的一个很好的标杆。面对一个新的世纪，我们又做着复兴中华民族的梦想。但这种复兴，不能仅仅是物质上的繁荣，还应修补起我们民族曾有的精神和气质。
　　疼痛还在，伤痕呢？
　　2000年7 月14日晚，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羊泉村记忆》，播放了万爱花等老人忆及当年被日本兵凌辱、折磨、蹂躏的情形。看着电视里老人们痛苦的回忆，一种源于我们民族历史深处的创痛揪住了我的心。在日本人制造的那段死亡时空里，我们民族失去的，绝不仅仅只是当时3500万中国人的生命和几千亿美元的物质损失，还有整整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幸福。我们这一代人，易于被我们民族今天的成就和壮大所迷惑。其实，只要稍一触及，便会发现她依然遍体鳞伤，那创痛依然难以愈合。
　　我们这一代人，还来不及在关于抗战题材的黑白电影里感受到民族昔日的痛苦和耻辱，又不得不开始赞叹现实中日本电器的优良，之后沉湎于日本人的卡通片，被日本人的电子游戏所虏获。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民族浩劫，究竟在我们民族记忆里留下多深的印记？
　　每一个伟大民族，在其民族发展史上都会有许许多多苦难历程，这可以说是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遗产和强大根基。一个民族精神的困顿和颓废，首先是从漠视历史，尤其是从遗忘和淡漠自己民族的苦难史开始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如何对待这种“不光彩”的苦难史，能大致反衬出这个民族未来的兴衰成败。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的大劫，世界各国不管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反省和铭记。
　　作为德国纳粹罪恶的见证和对世界人民的警示，波兰有保存至今的阴森恐怖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让每一个参观者感受历史的凝重。为了保持这份凝重，连在附近开商品连锁店的企图都被政府禁止。美国人纪念珍珠港事件的“亚利桑那”纪念馆的设计更是别出心裁，整个纪念馆横跨葬身海底的“亚利桑那”号战舰舰体之上。参观者置身纪念馆内，可透过窗口看到涌动的海水下面“亚利桑那” 战舰那完整的舰体，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在圣彼得堡（列宁格勒），象征着二战时被德军围困达900 多个艰苦卓绝的日日夜夜的900 盏灯至今日夜长明，这既是不屈的英灵的象征，也是今人铭记、自励的方式。
　　而在我国，南京大屠杀纪念碑遭人损毁。曾经惨烈的“南京大屠杀”，提醒后辈的只是一座在南京江东门“万人坑”上修建的堂皇气派极具现代气息的纪念馆。这不能怪设计者，而是因为在这座纪念馆修建的1985年，南京城早就没有 “南京大屠杀”的遗迹可以寻见了。
　　从1938年持续到1943年的极端恐怖的重庆大轰炸又留下了什么遗迹可寻？除了几许黑白照片，恐怕只有如今重庆这个闹哄哄的城市里四处可见的做了商业用途的防空洞，还能想像我们民族曾龟缩于此的狼狈状。倒是歌乐山下的渣滓洞还以鲜活的形式展露着同胞相煎的残忍。
　　作为“二战”罪魁之一的日本倒是愈来愈注重渲染自己作为战争受害者的一面，他们已将广岛原子弹爆炸遗址申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屋顶”已成为该市的标志性建筑。据说日本人出于对受到原子弹爆炸危害的老人渐渐死去的担忧，为了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这段历史，广岛市政府给每个受害者拍摄了一段讲述可怕历史的录像，存在纪念馆中。尽管这些老人很多都已去世了，但年轻人仍然可以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他们的亲人讲述的历史。那么，我们有谁在做这种已近乎抢救式的保存历史的工作？
　　如此看来，对于我们这个日益变得健忘的民族，应该感谢日本人对历史的歪曲和漠视，才使得我们民族的记忆在那漫长的等待中依然鲜活生动。不然，今天我们对于我们民族的那段苦难历程恐怕不会如此频繁地提及。
　　日本的忏悔能给中国“补钙”？
　　我们一直期望日本人在侵华问题上有一个明确的令中国人感动得热泪盈眶的态度和场面。在这方面，我们因有太多的失望而生愤怒，有太大的期望而易感动。
　　就东史郎而言，本身不过是一个忏悔的杀人者而已，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尽其作为人的本分罢了，但我们给予了多大的宽容与支持，甚至将其视为英雄。而我们之所以如此对他，仅仅因为这样的日本人太少了。这并非批评东史郎忏悔行为本身，而是由此可以看出我们民族心灵对日本人道歉和忏悔的期待是何等的强烈。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日本人总体上说一句：“中国人，对不起。”并向我们鞠一个他们日常礼节性的躬，我们是不是会感激涕零？
　　就连宽恕别人，也显得如此迫不及待，我们为什么变得如此善于宽恕？似乎只要如此，一切仇恨都能冰释，一切创伤都能缝合。我们甚至把日本对历史罪恶的道歉和忏悔当成我们孱弱的精神所需的“钙粉”。日本人的道歉和忏悔好像成了我们民族心理中难以抗拒的诱惑。既然别人不需要我们的宽恕，我们又何必自作多情地等待其忏悔。我们真的那么需要他们的道歉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也应反躬自省：日本人自己的心灵拯救，于我们民族精神的振奋有多大的意义？是否只有他们跪着，我们才能站起来？是否我们民族的自信和尊严需要依靠日本人的道歉和忏悔来支撑？难道，一句“对不起”，就真能抹去万爱花等老人受到的比兽行还不堪的凌辱和老人们半个多世纪的痛苦回忆？就真能抚慰南京江东门下那累累白骨？我们就能把那屈辱的一页就此作结，翻过去？如此，是不是我们因此就能长长地松一口气，然后又放心地睡去？
　　每个民族的痛苦都是独特的，我们今天要日本人来体会我们民族曾经历的侵凌之辱，那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种痛苦只对自己民族才有意义，希望别人理解这种痛苦的企图说明了我们民族精神的脆弱；需要别人承受和分担自己民族的痛苦，是不负责任的逃避；企图通过遗忘历史来卸载这种痛苦则映衬出我们民族心理的懦弱。我们精神上真正需要的是，对记忆中这一切肤之痛的刻骨铭心。
　　其实，要想作恶者忏悔，如果没有第三方介入，只有两种途径：一是依赖于作恶者自身良知的觉醒，二是受害者自身的强大。没有诚意的道歉和忏悔，只是对受害人的新的侮辱。如果日本人的头是中国的民意硬摁下去的，那么，这样的道歉和忏悔是没有意义的。真正告慰先烈的方式应该看我们这些后辈如何活得有尊严，而不是看别人是否忏悔。
　　所以，即便今后的日本首相能像前西德首相勃兰特在华沙向被屠杀的犹太人下跪一样，也在南京的江东门向30万被屠杀的同胞下跪（当然，即使有这样的首相，恐怕也只会被日本人哄下台或被暗杀），我们也不应因此而狂喜，因为，他们纵可以从此卸下历史的罪孽，而我们民族的耻辱却是永恒的。
　　真正可怕的并不是日本人遗忘历史，歪曲历史，而是我们自己淡忘和漠视我们民族的苦难历程，忘掉伤疤下面的痛楚。其实，我们应该感谢日本人对那段历史公开抵赖的坦率态度，尽管这种态度深深地刺伤了我们，但总比表面上对我们痛哭流涕、而背地里又咬牙切齿好。太勉强的歉意反倒会麻痹我们过于天真的心。
日本人的这种坦率，至少使我们时时警惕：我们有着怎样的一个一衣带水的邻邦，使我们永远铭记如今昂然挺立的我们曾经怎样跪着、怎样被凌辱、怎样被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