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日本政府4月3日宣布审定通过右翼分子编撰的初中历史教科书以来，亚洲国家人民对此表示了强烈义愤，并举行了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希望日本政府重新审定右翼分子编写的美化侵略历史、宣扬“皇国史观”的教科书。然而，日本右翼学者竟然攻击亚洲国家对此事的正常反应为“干涉日本内政”。

    右翼组织编写的历史教科书的10位撰稿人之一、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藤陵信且13日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和韩国等“在教科书事件上提出的任何要求都是干涉日本内政的行为”。他甚至信口雌黄，说“南京大屠杀以及其他与日本皇军有关的暴行都是中国的宣传机器事先编造的例子”。

    像藤陵这样的右翼学者对亚洲国家的呼声抱有敌意，在历史问题上持冥顽不化的反动立场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日本政坛的当权者们屡屡同右翼分子合穿一条裤子，他们在历史问题上的言论使人们不能不怀疑他们是否与右翼同类。日前，日本政坛大佬自民党的总裁选举拉开帷幕。13日，4名候选人共同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在会上，历史教科书问题自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然而，这几位有可能成为日本未来首相的自民党重量级人物是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呢？

    麻生太郎说，关于教科书，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认识。美国也把“南北战争”写作“市民战争”，甚至也有北方的教科书写“北部的侵略”。地域不同，编书方法也不一样。“我认为这次文部科学省的审定结论是正确的”。

    桥本龙太郎说，日本是从传说时代开始的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不同国家历史不同，考虑方法不同是当然的，但有必要担心不互相攻击。日本为了排除极端而取消国定教科书，采取民间编写政府审定的方法。编写者把自己的思想写进书。注重日本是当然的。
龟井静香说，（中韩）这种质问出现本身就很可笑。国家不同历史观也不可能一致。不同国家的教科书不一样很自然。如果把这种不同当作大事，就无法推进国与国间的友好。
小泉纯一郎说，日本的教科书审定制度与中国韩国不同。对日本审定通过的教科书，中国韩国提出批评是他们的自由，日本不感到奇怪。

    听了上述讲话，人们就不难理解日本右翼势力是如何坐大的。这就是日本政界头面人物长期袒护、纵容使然。他们不仅仅对右翼势力和右翼言论“养虎遗患”，更常常与右翼分子沆瀣一气、为虎作伥。一谈到历史问题、教科书问题，他们就会拿出日本是一个民主国家、有言论和出版自由作为挡箭牌，而全然不顾是否伤害到饱受日本军国主义蹂躏的亚洲国家人民的感情。事实上，由于日本从19世纪开始对亚洲国家所进行的长达数十年的血腥侵略和残酷殖民统治，使历史问题在日本与这些受害国的关系中已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认识问题，更关系到日本下一代历史观的养成和对自己国家未来走向的设计。

    最近，日本进步团体和学者不断对右翼编写的教科书以及政府的放行进行严厉抨击。“21世纪儿童和教科书全国网络”严正指出，“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导编写的教科书美化侵略历史，强烈呼吁全国中学不要使用这一教科书，以避免误导下一代。历史学者荒井信一、滨林正夫等人也指出，教科书问题有政府施压的背景，文部科学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文部科学省提出的修改意见就是要模糊这一史实。同时，教科书问题还反映出日本社会存在着要复活战前思想的风潮。日本关西传播文化工会会议日前发表声明说，被政府放行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初中历史教科书存在美化侵略、歪曲史实、宣传皇国史观等严重政治问题，呼吁不要把否定战后和平宪法和招致日本走向孤立的教科书交给孩子。

    日本政府在教科书上所负有的责任是不言自明的。其实，通过篡改历史的卑鄙手段达到政治上不可告人目的的丑恶伎俩在日本政坛早已有之，这并不是日本右翼势力的新发明，而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惯用招术。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出于侵华战争的需要，就曾在伪“满洲国”、华北沦陷区搞过各类中小学课本修改、审查活动，删去课本中有关抗日爱国的内容。因此，日本政府此次为右翼分子编撰的历史教科书开绿灯，不能不使亚洲国家为之警觉，并对其用心表示怀疑和担忧。

    正确认识历史，避免重蹈覆辙，是战后中日关系重建的基础，也应该是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恢复相互信任、和平共处的基本前提。因此，历史认识问题，绝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小事，而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对比一下德国战后对历史的反省以及制定的限制为纳粹招魂的法律，日本政府绝不能以所谓“干涉内政”以及“日本是民主国家”来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在现今德国，纳粹历史、尤其是大屠杀历史已成为德国中学历史课的重点内容。虽然德国各州使用的教科书也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有相当分量的有关纳粹历史的内容。
   
    据有关材料介绍，德国教育法规定，德国历史教科书必须包含足够分量的纳粹历史。根据这项法规，由各州负责文化教育的部长组成的联邦文化部长理事会以决议形式制定全国历史教科书的基本框架，在这一基本框架下各州编写历史教科书。联邦文化部长理事会的决议说：“对纳粹专制统治的历史进行详细和深入的讲解是各个学校必须完成的任务，而大屠杀的历史又是其中的中心内容。”审定历史教科书的依据同样是教育法，没有足够分量的纳粹历史内容的教科书在审定时不会获得通过。

    战后的德国，就是因为对历史问题有了深刻和真正的反省，并通过制定法律限制了纳粹复活的空间，才使它得到了那些遭到纳粹侵略和蹂躏的国家的谅解，得以建立起国家和民族间的相互信任。而日本在新世纪到来之时，在它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重建的关键时刻，却有这么一帮人忙于修书修宪，政府又暗中推波助澜，这就不能不使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的亚洲国家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不想成为他们的好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