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写的旧文，贴出来参考下]

中日间的积怨由来已久。

战争所带来的“阴影”“挥之不去”。60年过去了，中国人内心的伤疤至今没能愈合。在中国人眼中，日本人属于“不道德”、“没人性”的一类：其个很矮，其貌不扬，端着枪，弯着腰，刺刀上挂着太阳旗，脑后垂着帽帘。这印象深深地刻在中国人的脑海里并影响了几代人。在上溯百年的屈辱历史，日本同样参与了列强对中国蹂躏：甲午海战，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每一样，都是民族自尊心上血淋淋的伤口。

侵华日军在中国以及亚洲所犯下的罪行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也无法忘记。但我们又必须从“历史阴影”中走出。我们只有正视历史，才能勇敢地面向未来。目前，中日关系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源于“历史问题”。历史问题的症结所在是一部分日本人不能正视自己的侵略历史，一段时间以来，在日本政府高官屡屡参拜靖国神社，“窜改历史教科书问题”，“民间团体”强登钓鱼岛，侵华日军遗留化武导致中国民众死伤等事件，以及日本谋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等一系列时间的激化下，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达到了抗战胜利以来的最高点。各大门户网站的“反对日本入常??全球华人大签名”轰轰烈烈的展开了，国内的平面媒体也开始了跟进报道，网络上很多人发起了抵制日货的活动，全国各大城市相继出现相当规模的反日游行……

虽然某种程度上说，这一轮的反日热潮，基本上是民间的，中国官方还是一如既往的保持了冷静以及克制，只是对一贯反对的“参拜靖国神社”，“窜改历史教科书”等问题重申了我国的一贯立场。可是，我们也可以发现，其实中国政府是在通过民间的方式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其正视历史问题，并回避在“入常”这一更敏感的问题上过早的表态，从而避免激化中日关系的理性对策。

自然，日本政府这种死不认错的态度，让中国以及亚洲广大国家的人民深恶痛绝。就从国内的环境看，在现今中华民族迅速崛起的环境下，民族意识，甚至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新的精神支柱。民族主义甚至跟爱国主义画上了等号。理所当然的，这种普遍的心态，造就了广大民众对于任何损害民族自尊心的言行，都会产生激烈的反应。自然，日本政府的言行，给了民众“发泄”的渠道。于是，以网络为平台，在这个网络时代，反日的声音得到了最大程度放大。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网络的匿名性质，使得民众掺杂了更多情绪因素。各种过激的言论比比皆是，把日本这个国家，以致整个大和民族一棒子打死也不是什么个别现象。

历史无法忘记，错误总要纠正，可“真理多走了一步，就成了谬误”。目前，中国和亚洲人民要反的是什么，不是日本企业，不是日本人民，也不是日本文化、日本的产品、日本的技术、日本的资金，要反的是日本右翼势力及其政策。如果将反对日本右翼，简化为“反日”，正好为日本右翼所用，进一步煽动日本国民的反华情绪，使他们的右翼政策有植根之处。还好在一片骂声中，以讨论“是否支持日本入常”问题为契机，除了主流官方媒体一贯理性的口径，也出现以《文汇报》为代表的，一贯以敢说话著称的南方媒体呼唤“对日理性思维”的声音，提出：反日不是反对整个日本，而是反对日本右翼。

在日本，关于“历史认识”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左派和学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以及部分政界精英的历史认识。他们大多承认日本的侵略历史及其所实施的大屠杀，并要求日本政府向亚洲被侵略的国家谢罪。另一类是右翼组织以及右派学者和具有右倾思想的政界人士的历史认识。这其中又可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完全否认侵略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主要是那些“行动右翼”和极少数的右派学者、右派官员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还有一种是承认侵略和“小屠杀”，并为战争性质进行辩护。所以说反对“日本右翼”，能简单而直接的达到区分打击的目的，不落别人以口实。

中日之间的共同利益，再明 显不过。中日之间的经贸，世界第一。中国如果抵制日货，日本也会抵制中国货，结果是两败俱伤。所以，北京有要求理性处理对日关系的声音，日本也有要求小泉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声音。最终，中日两国终将能够冷静地权衡战略利弊，促使两国关系走向相对协调与稳定。

事实上，日本的政治势力也不是铁板一块。日本媒体也认为国内有四股政治势力：其一是“亲美国际派”，在外交上主张紧跟美国，主张“日美安保条约至上”，现在这一派占主流，小泉内阁就在沿袭这种主张；其二是“亚洲国际派”，主张开展独立自主的日本外交，既重视对美关系，也重视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的关系，主张在美中日之间建立一种相对平衡的三角关系，其代表人物是自民党政治家加藤弘一等人；其三是“理性民族派”，在国内政治上倾向于民族主义，强调日本的国家理念与国家战略，但在国际关系上能理性对待，认为日本必须与亚洲国家搞好关系，特别是与正在崛起的中国搞好关系，共同构筑东亚共同体，其代表人物是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其四是“极端民族派”，其民族主义色彩比理性民族派更加浓厚、更带感情色彩，在对外关系上既有一定的反美情绪，更有强烈的反华情绪和言行，主张构筑以日本为中心、排除中国的东亚经济圈，以对抗中国的崛起，其代表人物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

历史已成定局，现实变化莫测，未来，机遇与风险共存。
　　
在瞬息万变的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如何构筑我国良好的国际战略环境、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我们必须理智思考、周密策划的战略课题。中日关系是我国在制定国际战略、尤其是东亚战略时必须认真关注的一个方面。
　　
不论从地缘政治、安全角度还是从经济利益、历史文化渊源的角度，日本都需要认真对待。国家利益决定我们必须尽快地改善中日关系。当然，改善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目前，中日关系已步入“十字路口”，它面临着“感情”与“理性”的选择，它考验着处于崛起过程中的中华民族的度量与韧性。同时它也检验着走向“自立”的日本民族所做出的各项选择是否具有合理性。
　　
“理性思维”与“感情用事”、“现实利益”与“历史恩怨”，这是我们未来在处理中日关系时必须要正面回答的问题。我们必须理性地面对现实，本着“向前看”的精神来处理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和突发事件，从战略高度掌控中日关系的发展脉络，对中日关系进行战略调控。

自中日邦交恢复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坚持对日友好的外交方针，并切实地为发展中日两国的关系而努力。尤其在处理两国关系的“棘手”问题和“突发”事件时，都表现出大国的风范与较强的克制能力。

相比之下，日本随着首相“走马灯”式的更换，其对华政策也显得不够平稳。虽然日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小泉首相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一意孤行”，给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无法估量的重大损失。不论他有何种理由，做出伤害亚洲邻国国民感情的事都是无法宽恕的。
　　
中日两国建立密切友好关系、促进彼此的经济与文化交流，这对改善两国人民的生活都有好处。共同的利益决定了我们对发展中日关系应取的态度。
　　
中日两国都是亚洲处于上升阶段的大国，两国之间在竞争中有相互合作，在摩擦中有共同利益。两国都不应忘记彼此所担负的振兴亚洲与维护世界和平的重任。如何寻找两国共同利益的结合点，如何避免和化解因过度竞争而给亚洲邻国乃至世界带来的不安，这是中日两国所面临的新课题。

中日两国政府都应从两国利益的大局出发，为两个民族的子孙后代制定出长远、正确的大政方针。而不是凭“一时之勇”而铸成大错，导致中日关系的停顿与倒退。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理性处理自身的民族感情，把对祖国的热爱，对民族自强的渴望，转换为工作学习的动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王小东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 战略与管理 2000年第五期

王屏 中日关系中的“情”与“理” 大地 2004年 第二十四期

刘斯路 中日关系的理性思维 文汇报 2005年4月9日

林意 思考中日关系的逻辑起点 经济观察报 2005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