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强硬的日本出现了！作为外交关系的一个反映，中日关系也到了一个特殊的时期。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纷纷扬扬的舆论中几乎都看不到这个死结的解答。日本甚至故意表示并不在乎中日关系的恶化，在外相町村上任时，首相给他的五项重点外交课题中没有中日关系，最近甚至放风要换一个低级别的官员来出任大使。
在中韩，国民对日本越来越反感！今年春天，中国各地爆发的游行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情绪。此时中国政府表现了一种向前看的大度心态，派出“宣讲团”到各地去安抚群众，希望民众能更全面地了解情况、冷静一些，从而给政府提供较大的外交空间。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也参与其中，他在新闻会客厅接受访问时说中日友好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却冷不丁地被睿智的沈冰给问住了：“我们愿意，他们愿意吗？”
是啊，他们愿意吗？这的确是个问题。我想起了前两年的“对日新思维”。时先生从博弈的角度阐述了缓和中日关系的政治意义，而马先生则感性地叙述了他对政冷经热的不安。甚至王彬彬先生在?书屋?中发表了?“狭隘民族主义”可能“祸国殃民”?感言。毫无疑问，他们都认为，只要中国愿意，日本就会和中国友好相处。但是，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在慰安妇问题上，在钓鱼岛问题上，在朝核问题上，在东海石油和中俄石油问题上，在欧盟对华武器解禁问题上，在教科书问题上日本表现出的强硬态度使中日关系渐行渐远。事实证明，时先生等人的想象力是有限的。
事物的发展脉络已经很清晰。五十年代沉默寡言的日本，六十年代低声下气的日本，七十年代跟着美国亦步亦趋的日本，八十年代左顾右盼的日本，终于在九十年代后期开始要成为所谓“正常国家”，不惜横冲直撞来传达日本的声音和意志。在汤姆大叔的帮助下，它正在冲刺“常任理事国”，并且多半会成功。
此时，一个日本国民有较多的理由为国家感到自豪，而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反省历史的罪恶。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的，但却是事实！
日本为什么会这样？
有人说，这是日本对中国崛起的必然反应。是啊，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到了一定时候必然有东亚领袖的角逐，相比之下，虽然日本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暂时领先，但在政治和文化影响力上却显不足。这种看法的思维大致还是符合逻辑的，但毕竟是旧思维，不足以说明中日关系的本质。
也有人说，这是因为当政者属于某个右倾的派别。这似乎也符合逻辑，因为我们常常寄希望于广大的日本人民。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日本人民堪称是伟大的人民，他们异常的勤劳，但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尽管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日本已成为亚洲最繁荣、最有序的社会，但日本社会迄今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没有可供人类文明进步参考的价值观。资源的缺乏和岛国的意识使日本人思想变得狭隘和驯服，明治维新特别是日俄战争后产生的优越感滋生出崇尚强权的右翼思想形态，根深蒂固并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这种狭隘和驯服限制了想象力，也制约了文化的进步，最终使日本人的历史观不可理?！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少数有良知的日本人在其国内常常被归入另类！
我的看法是，现在中日关系状况是世界地缘政治格局重组的必然结果。冷战的结束反而导致了意识形态新的混乱，世界还有穷富之分，但西方作为一个阵营却正在瓦解。反恐使美国找到提升国家精神的风标，欧洲的政治家们在欧盟的扩大和加快一体化进程中找到乐趣，中国虽然还未明晰国家战略，但和谐的增长足以引领一代中国人的追求。而日本，显然已经在国家战略中把提升政治地位从而成为“正常国家”作为主要目标。当然，崇尚强权的日本知道，无论什么时候，它都必须紧跟美国，成为西方分化过程中美国最忠心的盟友。而美国也投桃报李，把日本作为东亚关系的基石，制约中国的王牌。
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日本在提升其政治地位的作为中，其思想动力和思维模式仍然是右倾的，这是日本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体现，他们不可能跳出这个框框。如果说德国人凭借理性的思维把二战的失败解释为全体德国人民从纳粹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从而一劳永逸地在思想上解决了这个困惑。但日本做不到，因为日本的思想链中缺少反省的环节，这种文化也体现在战前战后政府的连续性上。日本从来就没有就侵略战争向中国道过谦，就连当年的田中角荣，在来华访问时，曾就侵华战争也轻描淡写地说：给中国国民添了麻烦。这个荒谬的说法当即遭到周恩来总理的驳斥。田中讲话的撰稿人、日本外务省中国课课长桥本恕后来回忆说，考虑到当时日本国内的情绪，那已经是极限的提法了。虽然社会党在1995年策动国会通过“不战决议”、村山首相发表深刻反省侵略战争的“首相谈话”，但这种非主流价值观很快就被边缘化了，包括相关政治人物。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日本还不清楚自己的角色而左顾右盼，政治人物因不当言论而道歉、甚至辞职，以后的日本就开始寻求所谓“正面突破”，彰显自己的观点，要让世界知道，这才是正常的日本国家。其实，邻国之间，国内政治派别之间，在战后长达数十年时间还在为战争的性质争论不休，就足以说明，和日本讨论这些问题没有意义。
那么，应该如何应对日本？中日关系往哪里去呢？我以为中日关系应定位于一种冷静的友好、强大的平衡。
中日是近邻，应该友好相处，但由于生存哲学和价值观的差异，在未来十年到二十年都不要期望两国关系的亲密。作为正常国家关系，为打破目前僵局，可商量总理级定期会晤机制，这样就可以不受时态的影响保持接触。而所谓“冷静的友好”是对日本展开正常国家关系的同时保持充分的警惕，日本目前有一批政客以激怒中韩为乐，以“世界影响”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对他们的表演，大可冷静一些，不要闻鸡起舞，我们可以表明自己的态度却不转过自己的眼睛。加强和欧洲的关系，停止日元贷款，对日经济文化交流维持在最底限度就足够了。
很多人在谈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问题，这倒是一种幼稚的想象。军国主义由于其特殊的定义，看来是复活不了的（而非蒋立峰先生和马立诚先生所说日本已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但并不等于说作为国家力量的军事力量不会被使用。日本拥有亚洲武器最精良的常规军事力量，也曾扬言随时可以制造核武器，为改善低迷的景气状况，在修宪以后日本很有可能把军备需求作为经济的基本牵引。在局部领海争端中，直接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双方都有可能动用军力进行威慑。因此，加强高技术军事装备建设应该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当然最终还是要依赖于我们国力的强大！
总而言之，中日关系受到国民的广泛关注，不可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针作为顶层的定位，否则我们就会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