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眼中的中国抗日战争-918爱国网

笔者曾在日本中央大学学习进修，深感日本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的对中国抗日战争的错误认识。现介绍其中的一些情况。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日本政府和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特别是日本的右翼势力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三四十年代发动的对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侵略战争，以及在战争期间所犯的疯狂屠杀和大肆掠夺的罪行，采取回避、淡化、歪曲、篡改、抹杀等多种手段加以掩盖。其目的就是要使日本的青年一代从头脑中忘记这一罪恶历史。最突出的就是，日本政府多年来一直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采取的错误立场。他们先是在历史教科书中根本不写入这段历史内容，后来在世界舆论的谴责之下不得不写入这段历史内容时，但又卑鄙地玩弄文字游戏，以“进入”这个概念模糊的中性词取代“侵略”这个反映事物本质的贬义词。现在日本的实际状况是，虽然教科书中写入了这段历史，但是有不少县的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教学大纲中又明确规定，这段历史时期的教学内容不属于考试范围，可以不在课堂上讲授，大多数中小学校的历史课上都不讲授日本对中国和东南亚各国曾发动过的侵略。所以事实上在对日本广大青少年的历史教育中，还是删除掉了这段历史内容。

此外，日本政府还通过组织参观、召开演讲会、散发文字宣传材料等多种活动方式，极力扩大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放两颗原子弹所造成的损失及其影响。相反，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朝鲜以及东南亚各国的战争中，曾制造的诸如“南京大屠杀”等大量的惨绝人寰的罪行避口不谈，给日本青年一代所造成的印象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大受害者是日本国和大和民族。不仅如此，日本政府在每年暑假期间，都不惜花费相当数额的专款，邀请在日本各地大学学习的外国留学生到广岛，参观当年的原子弹爆炸遗址和日本政府“精心设计”的“原爆纪念馆”。其目的显然就是要在世界各国的优秀青年中制造和扩大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大的受害者”的印象和影响。更有甚者，近年来日本右翼分子恶意制造的“中国的发展和壮大，将成为东亚和南亚地区乃至整个亚洲和世界新的、最大的威胁”的谬论在日本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1995年适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都采取了多种形式来纪念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日本也不“例外”。东京等各大中城市的书店里，也设专柜大量销售为纪念这一历史事件而出版的历史书籍和历史图册。但据我亲眼所见，书店里所展示的大批装帧精美的书籍和图册之中，绝大多数都是介绍欧洲战场上希特勒和德国法西斯给欧洲各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其次是介绍美国空军在日本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及给日本国民和日本社会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影响。但关于日本当年在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进行比较客观反映的书籍和图册则几乎没有。就是在为数极少的反映亚洲战场历史状况的书籍和图册中，也是极力地歪曲、掩盖、篡改历史事实真相的内容占了绝大部分。据统计，日本在1995年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而出版的全部历史书籍和历史图册之中，比较客观地反映日本侵华真相的书籍仅仅两本。

其次，我在同日本的一些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教授、学者们的交往中，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近年来日本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青年学者的人数，比7O年代明显地减少。即使有一些日本青年学者还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但是研究课题也几乎不涉及中国抗日战争这段历史时期的内容。一般说来，现在多数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日本青年学者，都把研究课题转向了20年代的中国社会。究其原因，我觉得这与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在社会上活动猖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在1995年初，日本宇都宫大学的笠原十九司教授就曾几次收到日本右翼分子的恐吓信，警告他不准发表“有损于”日本大和民族形象的有关研究“南京大屠杀”和其他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事件的论文，更不准他发表客观地评论这些历史事件的演讲。当然，笠原先生最终还是不畏惧右翼分子的恐吓，仍然发表了两篇旨在揭露和谴责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南京大屠杀”罪行的论文，并且还在当年8月来到中国，参加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等纪念活动，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发表了揭露和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制造“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谈话。但是，在日本能够做到像笠原先生这样坚持真理、主持正义的学者是为数极少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敢、也不愿意这样做。

再次，介绍一些日本学者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课题的情况。

第一，日本学者研究并撰写文章较多的课题还是“卢沟桥事变”和“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件。关于卢沟桥事件，大多数日本学者的文章普遍认为：同研究“九一八”事变相比，卢沟桥事变的“解明度”还远远不够。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关于“卢沟桥事变”的档案文书和当事人的证言材料至今发掘得还不够充分，不够深入。由于时至今日还见不到关于“卢沟桥事变”的新史实，所以就难以得出新见解。因此，以拓殖大学的秦郁彦教授为代表的部分日本学者不承认“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有计划、有预谋制造的全面侵略中国的事件的观点，而坚持“卢沟桥事变”的“偶发说”。他们认为这是中日两国政府和学者之间对这一历史事件性质的认识难以一致的根本点。如果说日本学者之间对于“卢沟桥事变”的研究结果也有一些分歧的话，那么主要的分歧点就是对于引起这一事变爆发的“第一枪”的争执。如秦郁彦等人主张是中国守军开的第一枪，而井上清和信夫清三郎等人则主张是日本军队打的第一枪。

同时，日本学者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者都强调“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军队有计划、有预谋制造的侵略事件的研究论文也极为关注。近十年来，在日本学者中产生较大影响的是1989年《近代史研究》第4期发表的赵延庆的《评卢沟桥事件偶发论的几个论据》和1992年华侨出版社出版的曲象源的《卢沟桥事变起因考论??兼与日本有关史学者商榷》等学术研究成果。

另外，还有一个应该引起我国研究抗日战争史学者注意的问题是，近年来有些日本学者开始从新的角度来“研究论证”“卢沟桥事变”不是有计划、有预谋的侵略战争的发端，而是一个“偶发性”的事变。如北昭博的《日中战争》一书，所引用的历史资料全部是日本海军作战部从1937年7月至1941年12月期间发布的作战命令和其他一些有关文件。作者声称，他是从“战争法”的法律角度进行分析研究以后，得出了“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完全是一个“偶发的”、“孤立的”历史事件，根本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大规模“侵略战争爆发的标志”。北昭博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日中战争的爆发，应该从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以后算起。这是严重歪曲历史事实真相的结论。但这同时这也就为我国研究抗日战争历史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日本学者对于“卢沟桥事变”已经不是单纯从历史事件的角度来研究了，有些人已经开始从所谓“战争法”的法律角度来“研究”“卢沟桥事变”了。所以，我们中国的学者也应该学会从更多的角度来广泛的研究、论证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并阐明我们的立场。

再有，关于“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也是如此，大多数日本学者虽然不否认这个历史事件的客观存在，但是却极力地将其局限于“南京事件”的范围之内，对“大屠杀”这一能够准确地判定事件性质的关键字眼儿避而不谈。特别是对“30万”这个数字，很多日本人都明确表示，根本不能令人相信。在日本进修期间，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还和几位日本青年学者专门就“30万”这个数字的可能性问题进行过一番争辩。对“南京大屠杀”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评价，在日本的政府官员和学者中间能够像笠原十九司先生那样尊重历史事实，并主持正义的人实在是为数极少。前不久发生的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审判“东史郎败诉”事件，就清楚地表明了日本社会各界仍然要极力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的政治倾向。

第二，日本学者另一个比较关注的研究课题是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的性质问题。在日本学者中间，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及其所取得的成果影响较大的代表人物，是大阪外国语大学的西村成雄教授和中央大学的井上久士助教授。他们的共同观点是；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是具有双重性质的政府，即“边区既是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前提的‘中华民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共产党领导的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是具有二元性格的政权。”（井上）西村成雄则提出，抗日根据地政权“形式上是‘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但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受其影响的武装力量创建的‘半私’的地方政权。”西村还提出，抗日根据地政府面对着1942年的严重困难局面，打算通过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精兵减政、三三制等具体政策的实施，将抗日根据地政府转化成为同全国政权相连接，具有合法统治权的地方政府，“使之由半私的政权转化为公开的地方政权，使其统治的合法性能够得到承认”。“三三制的实施过程，同时也就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元化’的推进过程”。

在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性质的研究方面，日本学者的观点虽然不像在“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等问题上那样同中国学者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对立，但对于有些问题的具体提法，中日两国学者的观点也不完全相同。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除此之外，日本学者所研究的有关抗日战争时期的问题，还有根据地的创建、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延安整风运动和根据地的财政经济等方面。另外，还有一些日本学者如一桥大学的三谷孝教授等，开始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来研究抗日根据地的社会状况，而且，特别注意研究诸如红枪会、天门会等这样一些农民防卫社团的性质及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等问题。

第三，在1995年前后，有些日本学者特别关注和倾力研究的一个课题，就是关于日本政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罪责的反省，以及对战后的战争赔款问题所采取的对策。这些日本学者在把日本政府与德国政府在对待和处理这些问题时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比较研究后，初步得出的结论是：

1．日本政府对发动侵略战争责任的反省和战争谢罪问题的认识和作法，远不及德国政府深刻、主动。

2．对于战争结束以后，日本政府所应该承担的对于战争受害国的国家赔偿和私人赔偿方面，日本政府所采取的手段是极力逃避，以种种借口加以拒绝。其结果必然是难以从经济上敦促日本政府反省其所应该承担的战争责任。

3．对于以天皇为首的战争罪犯的处罚同对德国战争罪犯的处罚相比，对日本就几乎完全没有进行任何处罚。所以就难以使日本政府从中记取必要的历史教训。

4．关于战争时期的历史教育问题，日本政府或歪曲抹杀，或避重就轻，甚至以种种借口加以限制、取消。

日本学者还对日本和德国在对于战争罪责和战争赔偿问题的认识上，之所以会产生巨大“落差”的背景进行了分析。究其原因：1．是两国的政治家和执政党对于各自的自身价值意识和政治姿态相距甚大；2．是战后日、德两国奉行的外交政策对这些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3．战后东西方的冷战政策也影响了日本政府对应该承担的战争责任进行必要而深刻的反省；4．日本国民的意识普遍的是把自己视为战争的受害者。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的国家政策与国民意识的一体感极强。关于这方面问题的研究及其成果，比较有影响的日本学者是江口圭一教授和栗屋宪太郎教授等。

第四，关于其他有关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课题。比如731细菌部队和细菌战的问题、日本军医的人体实验问题、在日本的中国劳工问题和战争期间的和平工作问题，都有一些日本学者在进行研究，但还没有取得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成果。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