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谈几个与中国息息相关的日本问题，它们是日本改革的前景、日本在亚太结构中的作用、美日关系与中美日三角关系。

　　日本改革的成败问题经济长期不景气与政治僵化使得日本走到一个关键岔路口。日本
的未来很不确定。人心思变的日本终出了改革家小泉纯一郎。因高举“改革自民党”与“改革日本”的大旗，小泉众望所归为自民党总裁与日本新首相。一下子，日本的前途都系于小泉改革的成败了。

　　最近阅报，发现与小泉改革有关的两篇有趣文章，一是香港《远东经济评论》的《小泉是日本的里根》(该刊8月23日)，作者是克林顿政府国防部帮办、现任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副主席科特?坎贝尔。另一是英国《金融时报》的《日本首相步戈尔巴乔夫后尘》(新加坡《海峡时报》8月21日)。坎氏看好小泉改革：小泉有美前总统里根的气质，与里根上台时一样，接受的都是“烂摊子”，前者是越战后人气不旺的美国社会，后者则是重病不起的日本经济。两人都采“小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对付经济问题。为振士气，他们都大打民族(爱国)主义“牌”，里根要求美军人重着军装，小泉如法炮制，如今日本街头不难发现穿自卫队制服的军人。里根想克服“越南综合症”，而小泉则想修宪。作者借用经济学家的判断说，里根为美在90年代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结构基础，而小泉改革也将为日本的再起飞打下结构基础。《金融时报》文章说，戈氏当年对苏联体制改革必要性与紧迫性的认识颇象今天小泉对日本改革的观点。与苏共长期执政一样，日本自民党执政已半个多世纪。小泉要求本党为日本当前的经济问题负责，党内精英应转变观念接受痛苦改革，但自民党内既得利益者是否真的支持小泉改革仍是问号。戈氏的激进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小泉的改革是否也是这样呢？与戈氏的改革一样，日本的结构改革难度很大，日本既得利益力量随时可拉改革的后腿，否则，就是小泉不得不迁就保守势力，最终改革不彻底，或者难以进行下去。前一个类比没什么惊人之处，日国内主流意见对撒切尔夫人和里根都非常推崇，认为日本除了走美英式自由资本主义道路别无他途，小泉本人更是力主再次“脱亚从美”。值得注意的倒是不多见的后一个类比。做上述类比不一定恰当，国与国不同、领导人各异。但是，这两个差别不小的类比提醒我们：日本改革的命运至少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当然是成功，象撒切尔夫人与里根，小泉彪炳史册。另一种则是失败。如上述《金融时报》文章说的那样，很少有人在戈氏改革时预料到苏联解体，现在也很难说小泉改革必定失败，但苏联突然解体，戈氏改革破产。所以，我们不能低估小泉改革失败的可能性。

　　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挑战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是两国关系中的长期问题，重要因为日本方面的错误态度，这个问题在新世纪不可能很快获得解决。在历史问题上得道多助的中国可以与国际社会一道，继续要求日本必须正确面对其侵略、奴役中国与亚洲的历史。

　　问题是，谴责日本扭曲历史、否定历史是一回事，担心日本重步军国主义道路是另一回事。现在东亚的国际形势已经不同于1930年代，东亚地区出现了由主权国家组成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美国是东亚地区的非地缘性大国，而中国早已崛起为大国，亚洲多数国家与中国之间正在形成越来越深入的相互依存关系。假使小泉治下的日本果真重走军国主义道路，它就一定取得成功？

　　与日本未来相关的国际问题是，怎么认识国际体系中的日本？日本不是安于现状的国家，不管是否解决了与亚洲国家的历史问题，是否还存在美日安全条约，未来日本无论如何都要变成一个所谓“正常国家”。这是亚太地区等着发生的事，是影响未来亚太局势演变的重要因素。

　　中国面对的头号日本问题不仅是日本是否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成为“正常国家”后，日本在亚太与世界到底发挥什么作用。

　　对日本来说，最核心的“正常国家”指标是它通过修改二战后的和平宪法而重新拥有内外合法的“集体自卫权”，正式把现在的自卫队转变为与其它主权国家一样的国防力量，防卫厅升格为日本国防部。

　　半个世纪来，过去与现在，日本所做的一切，特别是冷战后日美安保体制的再定义，以及当前受到国内普遍支持的小泉改革，在其对外意义上，都是为了日本变成“正常国家”。

　　日本走向“正常国家”不等于日本就是重新军国主义化。把日本国家修改宪法与重新武装等同起来，是简单化与情绪化的想法，也于事无补。我们要观察的是：重新正常化了的日本到底对亚太意味着什么？这如同1980年代末德国重新统一对欧洲的含义一样。

　　未来的日本欲在亚太国际结构中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背靠美国，如果经济形势好转，日似乎比中、俄更强。但是，日的弱点不少：这个国家缺少亚洲认同，历史问题又使它难以与亚洲主要国家互信，与俄罗斯存在领土问题，与韩国存在历史与地缘经济冲突。在亚太地区美日中俄的“一超三强”的大国结构中，日本与中国的冲突(竞争)与合作是一条中心线索，而美国对待中日关系的态度是至为关键的。

　　美国等对日本的新绥靖政策

　　值得注意是美国等对日本的“新绥靖”政策。美在继续其二战后扶植日本的历史，不在乎日本国内民族主义的高涨，欲让日本在未来亚太国际结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历史问题，美国官方连个评论都不愿意做。美国一贯对日本很“宽容”，这当然完全符合日本的需要，日本把美国的“宽容”当作与美国结盟的重要基础。

　　今天，对日本实行新绥靖政策的还有非常亲美的堪培拉当局。7月底，澳大利亚已明确建议美加强与亚太盟国(日韩澳)的横向协调，深化盟国多边体系。澳外长唐纳的父亲曾是日本战俘，但他却说，那场战争早已结束，不必纠缠过去，今天“澳愿看到日逐渐在亚太发挥正常作用”，“日在亚太维和中发挥作用是合理的”，“日在危机(指台海危机)中做的越多，我们需要做的就越少”。

　　美支持小泉的改革，推动日在国际社会的正常化进程，其显意是用日本平衡中国。因为若重建经济成功与获得集体自卫权的话，日可更好配合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抵消中国不断上升的影响，美支配下的亚太现状不至于打破。据报道，在6月底美日首脑会谈之后，美国总统直属的国安会每周都要讨论日本问题，这是白宫第一次如此重视日本。

　　除此，美的深刻用意也许是，不管如何改革，日本终究是个衰落的帝国，如同大英帝国那样。美极愿让日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洲英国。二战以来，英国对欧洲大陆的统一运动若即若离，却与美国保持了密切的“特殊关系”。美国担心亚洲有朝一日也会在经济上以及其它事务上多少统一起来，担心日成为亚洲的德国，与中国和解去推动亚洲一体化。所以，让日本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加上没有法德和解那样的中日和解，亚洲缺少德国那样的推动地区合作力量，美国就不用担心亚洲地区主义的挑战了！

　　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日本冷战后，日本越来越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消极因素，中美日三角关系存在着逆动的反常现象。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日美安全关系反而不断加强，而强化的日美同盟又影响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每当中美关系紧张时，日本缺少过去那样的相对独立性，几乎不假思索地追随美国。今年初中美关系紧张，中日关系跟着紧张。日防卫厅表示，一旦中美因台湾问题发生冲突，日本就依据日美安保协定对美军提供后方援助，这等于与美一样在台湾问题上威胁中国。如果中美爆发冷战，日本当然倒向美国。而每当中美关系改善时，日就“哭丧着脸”诉说它的所谓“特殊地位”受到了威胁。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而没去日本，日本为此抱怨不停，说美国重华轻日。这似乎给国际社会一个假象，日中一起向美国“争宠”。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的性质不同。为什么日本担心中美关系改善威胁到自己呢？为什么日在中美关系紧张时又那样积极地配合美国呢？问题的症结在于，过去十年，中国的崛起与日本的衰退同步，两个亚洲大国的一上一下当然要引起日的忧心：上升的中国如果与美国搞好了关系，将更有助于中国，中日之间的实力差距将缩小；相反，如果中美关系紧张，美国起来遏制中国的崛起，日本当然少点担心“中国威胁”了。结束语小泉的日本改革虽来势很猛，但其前途仍是未知数。认为小泉改革不是成功就是失败可能过于简单化，因为在成功与失败之间有多种可能。小泉改革难度大，但不改革没出路。如果小泉内阁谨慎驾御，从相对容易的问题入手改革，即使最后不得不下台，也将为日本以后的变革奠定一些基础。小泉改革的对外目标是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这就要修宪。考虑到修宪的难度，“首相直选”就成为一个比较好的突破口，这将进一步打破日本的派阀政治，客观上为最终修宪打下基础。

　　经济上的衰落和政治上与亚洲关系的紧张使得日本更加成为美国容易支配的“棋子”。作为一种恶性循环，日美关系越强化，日与亚洲国家距离就越远，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就越难搞好。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日本的衰退并不符合亚洲与中国的利益。